把文物写得像《边城》一样清新唯美
转自：辽宁日报
林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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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将沈从文的文物研究称为“抒情考古学”，沈从文写文物，完全没有学术刻板之风，“写文物写得像《边城》一样清新唯美”，他的笔下有中国最美的文物。《沈从文讲文物》一书以独特的视角理解和欣赏中国的传统工艺，透过对古物的来源深入浅出的生动讲解，展现它们承载的文化历史价值，显现审美观念的发展流变历程。
沈从文的文学创作惊艳世人，《边城》被誉为“文学史上最纯净的小说”，打动着一代又一代的读者。沈从文在文物研究上的成就，完全不亚于文学领域。他是国内文物研究的先驱者，《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著作填补了众多学术研究上的空白。
沈从文的后半生致力于文物研究，在历史博物馆（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前身）做文物鉴定和讲解的工作。作为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沈从文接触过数十万件珍贵文物，有着深厚的文献功底，因而对鉴赏陶瓷、玉器、铜器、漆器、丝绸等文物的门道如数家珍；又因其与众不同的文艺气质，在他的笔下，文物不再是冷冰冰的，而是有了历史和文化的温度。
沈从文写文物，完全没有学术刻板之风，语言清新独特。《沈从文讲文物》是沈从文后半生的心血之作，全书收录了近200张文物图片，对6000年的文物分门别类梳理讲解。书中还收录了沈从文1981年在湖南省博物馆的演讲文稿《我是一个很迷信文物的人》，听沈从文讲述自己是如何研究文物、掌握文物背后的门道，十分珍贵。
作为一位文学大家，沈从文写的学术文字也极具艺术风格，表达准确，生动有趣，在文物历史的分析之中，更是旁征博引，创建了一个多视角、多渠道、纵深的文物解读世界。《沈从文讲文物》全书四个章节，讲玉，讲陶瓷和玻璃，讲漆器和螺钿，还有一章是展品说明选。玉从中华文明的曙光时代即有非同寻常的地位，勾勒出的是先民繁盛的文化交流。陶瓷作为另一项历史悠久的器物，一同见证了文明的崛起。瓷是陶的进一步制品，工艺更复杂，成品也更精美。沈从文以史料、文物、图画三重证据重厘了许多已有定论的文物，别开了一番新天地。不仅展示了中国古代工匠的技艺，还反映了古代的审美观念和社会习俗。
在中国文化中，玉不仅是财富和地位的象征，更是品性纯洁和美好的代表。玉文化深深植根于中国的哲学和艺术之中，影响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和审美理念。玉的价值判断不仅基于其外在的美感和工艺水平，更依赖于其所承载的文化意义。玉器的每一次演变和创新，都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次传承和发扬。通过深入了解雕玉艺术，我们能更好地理解中华民族的文化精髓和历史传统。
沈从文曾经手数十万件珍贵文物，他以严谨的态度将真实文物与大量史学资料进行考究比对，纠正了许多错误认知，并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沈从文讲文物》整本书彰显了沈从文对文物的热爱，展现了沈从文对文物研究的方法和意义，同时作为沈从文后半生的心血之作，这也是为所有人带来的一份文物鉴赏指南。
沈从文说：“我从这方面对于这个民族在一段长长的年份中，用一片颜色，一把线，一块青铜或一堆泥土，以及一组文字，加上自己生命作成的种种艺术，皆得了一个初步普遍的认识。由于这点初步知识，使一个以鉴赏人类生活与自然现象为生的乡下人，进而对于人类智慧光辉的领会，发生了宽泛而深切的兴味。”汪曾祺说：“沈先生搞的那些东西，陶瓷、漆器、丝绸、服饰，都是‘物’，但是他看到的是人，人的聪明，人的创造，人的艺术爱美心和坚持不懈的劳动。他说起这些东西时那样兴奋激动，赞叹不已，样子真是非常天真。他搞的文物工作，我真想给它起一个名字，叫作‘抒情考古学’。”
沈从文的文物研究，在诸多方面都是有开创性意义的。这一点从他的研究项目就能看出来：玉工艺、陶瓷、漆器、琉璃、螺钿工艺、狮子艺术、唐宋铜镜、扇子应用进展、中国丝绸图案……沈从文钟情的是与百姓日用密切相关的工艺器物，是千百年来普通百姓在日常生活中的劳动、智慧和创造。正如沈从文的文学世界，也同样展现的是普通人的生活世界。除了关注的对象上有相通之处，沈从文对文物的研究，一如其文学创作的宗旨，“爱好的不仅仅是美术，还更爱那个产生动人作品的性格的心，一个真正‘人’的素朴的心”。沈从文曾写道：“看到小银匠捶制银锁银鱼，一面因事流泪，一面用小钢模敲击花纹。看到小木匠和小媳妇作手艺，我发现了工作成果以外工作者的情绪或紧贴，或游离。并明白一件艺术品的制作，除劳动外还有更多方面的相互依存关系。”别人眼里无生命的文物，在沈从文眼中，往往有着生动活泼的生命之态。
沈从文作为一名文物研究者，对文物研究这项科学有着自己的贡献。沈从文认为，如果离开了文物，就没法读懂历史。“从地下发掘的东西，比十部《二十五史》还要多”“一般文史千言万语说不透的，一和实物接触，就给人一种明确的印象。”他反对那种只在书桌前作研究的方法，主张文物研究必须实物和文献互证，文史研究必须结合文物。例如，我们所熟知的“床前明月光”里的“床”，有说法是一种“胡床”。在历史文献中，胡床被解释为“可以折叠起来用绳子穿成的矮床”。然而，沈从文用文物与文献结合的论证方式，指出“胡床并不是床，也并不矮”，而是“近似交椅”，是一种可折叠的轻便坐具，证据就是河南信阳长台关楚墓出土的彩绘漆瑟，以及北京故宫、北大所存的文物。因此，李白笔下的“床”其实可能是椅子，而这个观点在近年来也逐渐被认可。
在实际研究中，这种研究方法有很高的操作难度，一方面要求研究者既要有扎实深厚的文献学基础，另一方面又要熟悉大量的出土实物。正是这一特殊的学术历程，造就了沈从文独特的学术方法与理论，成就了其后半生的学术高度。正如沈从文的夫人张兆和所说，“有人说沈从文不写小说太可惜，我以为他如不写文物考古方面，那才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