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个三本学生成为大学老师
“像我这样的三本出身，能够拿到国内顶校的博士学位，趟过种种门槛与歧视，成为一名一本大学老师，除了国家培养老师提携同道帮衬以外，更是牺牲了父母对传统家庭伦理的期待、对原生家庭的经济回报。”一位从三本院校的农村学子起步，如今成为一名在一本院校教书的青年教师说。
在我们所处的世界，出身的烙印在某些时刻挥之不去，决定着每一个人前路的坦荡或曲折。在打拼的一路上，他处处看见农村子弟、三本院校等出身的烙印，为原本平坦的前途增添波折。
他印象深刻那个在校园里和他共享一样老师、教材、考试内容和志向的一本学生。那是另一个世界的自己。他透过天花板窥见对方的起点和前路，那是他历经十余年，奋力破除屏障，才有资格努力抵近的人生。
以下是卫辉（化名）的讲述。
天花板之上
他背书时，我能听见他的声音。他走动时，我知道那是他的脚步声。他站着不动，我也能感觉到，他就站在我头顶天花板的正上方，读着跟我一样的教材。
大四那年，因为在学校“考研楼”里准备研究生考试，我知道了他的存在。
我从未走到天花板彼端那层去认识他、跟他交谈。备考那大半年，在学校“考研楼”连廊处的上下两层，我隔空感受着他的存在。
天花板之上，他像另一个我。我们都是中文系学子，背诵着一样的内容，后来询问同学，我还得知我们要报考同一所“C9”高校的相同专业。区别在于，他是学校本部一本大学的学生，而我是本校开办的三本院校的学子。
偶尔，我会想跟他较劲，比他早些来、晚些走。晚上十点半，保安清人时把我赶走，我还会借口去上厕所，偷偷打开一楼走廊的某扇窗户，方便第二天在保安开门前自己翻窗户进楼里学习。我一直是“考研楼”里最早到又最晚离开的人。冬天下大雪那几天，也没例外。他没来时，我也在。我觉得，他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
2011年11月，考研楼的一角
我叫卫辉，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末，中部某经济落后省份的一个小村庄里，父母都是农民。高考因为数学偏科等原因，我只上了“三本”线，来到江南这所由一本大学开办的三本独立院校，就读中文系。
大三之后，为了给学院的新生挪位置，高年级的学生会从城北的小校区，搬到位于城南的本部的大校区，借用本部学生的校园空间继续读书。我的生活，也因此和国内一流的大学有交集。
幸运的是，我们和他们共享一批老师。本部文学院的教授、副教授包括副院长，都会来给我们认真上课，并不因为我们是三本生而糊弄半分。我至今仍记得当时一位李姓的副教授。一次上完课后，我看到他坐在校门口的花坛上读书，翘着二郎腿的腿，由于裤子很短，露出了一截，里面的袜子破了一个很大的洞。
这个场景和后面的反差让我印象深刻。我感觉他看起来穷酸潦倒，但是当我们课间聊天提到校长的名字，他却露出陌生的神色，问我们这是谁。他说：“校长是谁我确实不知道，我不管那些，我只管我做的研究。”
他的风骨让我非常震撼。作为一个农村出生的孩子，镇长、县长高不可攀，这些什么“长”的，都是威权所在，是我们必须拜服的。一个老师怎么可能不知道校长是谁？
我开始非常喜欢李老师，他的风姿令我神迷。其它文学院老师们上课的风采也令我着迷。从小学到高中，我都是文学爱好者，受到大学这些老师的影响，我才逐渐有了自己的志业，明确想要成为文学研究者。
更多的是遗憾。虽然进了一本校园生活，但种种细节都在暗示：我们并不属于这里。
本部给我们发了新的校园卡，用于用餐等消费。本部的学生，校园卡上印刷了学校图书馆的背景图片、学院、学号，我们的校园卡上什么都没有，学院、学号和名字都需要自己拿标签写好贴上。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一种临时卡。
本部为我们划定了两座宿舍楼，位于学校角落的一片荒地旁，和本部的学生分隔开。三本学院各科系的学生上课，也全部集中在此前闲置的“考研楼”。平日，本部只有考研的学生会在那里备考自习。他们每个学院都有自己的教学楼上课。
考研时，曾有老师说我的“文献学”基础很差，那时候，我才发现自己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文献学”，因为我们的课程完全没有涉及到这些东西。但另一方面，本部考研的学生基本都会选修文献学。
同为文学院，也和本部共享一批老师，我们的课程设计，却总体以应用性为主。比如专业课上，我们只上简单的“文学史”，本部学生除此还学习“中国文学批评史”。我们还必修许多非学术类课程：社交礼仪、演讲与口才、网页制作、教师口语仪表仪态等……
学校默认了三本学生未来的路径，毕业就是去当老师、公务员等，不会从事学术研究。当时我们三本学生的出路，不外乎考公、考研、考教师编三条，根本不像同期本部一本学生那样丰富。
一样是考研，本部文学院的学生大有可为，但我们考研这条路上的成功者，大多数人的天花板也就是本部的硕士研究生。这是我们难以冲破的透明天花板——你能看到本部文学院学生多样绚烂的未来，但那终究是我们难以触达的世界。
2008年，三本校区的一栋教学楼
像是暗合了种种隐喻，几个月交集过后，我和天花板上的那个他，分别走向了各自的结局。
他考上了那所学校的研究生，又用很短的时间硕博连读，如今已是北京某国家级学术机构的副研究员。当然，他非常有天分，有能力，是实至名归的学术人才。直到现在，我想他也从不知道我的存在。
我没有考上那所高校。因为要偿还助学贷款，家里也需要我改善经济条件，我必须立即工作。后来，我工作三年，半工半学，还清贷款后，考上江浙地区一所老牌211大学的研究生，又经历两次考博，直到在博士阶段，才上岸最初那所梦想中的高校。
考研落榜，也和我英语没过线有关。在农村，我初一才开始学“ABC”，任课老师水平有限，有时候单词都写不对，我的英语底子确实太薄了。
毕业时，我们班有一半都没过英语六级。聚集在这所三本院校中文系的学生们有一些特点：大家基本都数学偏科，但语文、文综都很好，有人考出了一本学生也达不到的高分。他们是有朝气的、不信命的。但他们家境也都不太好，因此除了来到这所三本学院外，没有太多别的选择。
我记得当时班里六十多人，有二十多人都要评选贫困生，因为大多数同学都出身农村。个别出生在城市的也是贫民，父母是下岗工人或者重病重症。
同学们一个个站在前台去“诉贫诉苦”，再由台下同学投票。我没有去评选，因为我感觉这太伤尊严。我也发现，父母都是农村贫民的我并不是最苦的，我不愿意和父母双亡的同学抢名额。
这就是我所生活的同温层、我的起点。
偷厕纸的人
咚咚咚，踢凳子的那只脚用力越来越重，我的身体已经开始晃动。
高考文综考试现场，我坐在倒数第二排，身后的孩子是县里某领导家的。考前，他已经威胁过让我给他抄文综，我没敢答应，糊弄了两句。考试时，他就一直踢我凳子。
我晃动着身子，慌乱地将凳子往前挪了挪。监考老师就在我的身后，站在他旁边，什么也没有做，只是慢慢走到教室前排。
看着文综试卷，我头脑一片空白，再也写不出一个字来。
这一年我语文考了120多分，数学考了有史以来最好的七十多分，文综却只有两百出头，比平常低了约五十分。走出考场，我就大哭一场，跨上自行车，一连骑了二十多公里回家。我害怕再逗留，会被那个孩子找到后暴打。
从小，我成绩好又不合群，常受同学威胁，让我给他们抄作业、打扫卫生。其它小伙伴玩泥巴、摸虾、掏鸟蛋时，我总是一个人在家看书、背书、写字。小学三年级时，我曾被同村几个同学一起摁倒在地，掐着我的脖子打，鲜血从耳朵上流下来，乡镇卫生所里的人说我耳膜差点穿孔。
2014年，家乡附近的田野
找个好工作，离开农村，为自己和家庭谋出路——很小时就成为我迫切的目标。我一直被父母灌输要努力的思想：他们告诉我农村孩子没什么出路，“要么读书要么当兵。”
我家条件并不宽裕。我刚出生时，就因病给家里背上了巨额债务。9个月时，我半夜突然高烧，父母背我到乡镇诊所治疗。后半夜，母亲发现我一直翻白眼，医生这才发现不对劲，赶紧让父母送我到县医院救治。我的父亲骑上他的自行车，让母亲抱着我坐在后座，连夜骑了几十里地，才把我送到了县医院的重症抢救室。
我确诊了脑炎。上世纪90年代，脑炎是农村地区孩子的生命威胁，因为乡镇医疗水平不高，最初发烧时很容易被误诊。我进医院时，同病房有一个孩子已经去世。见我脖子硬了、翻着白眼，我妈急得晕倒了。后来她跟我说，那天她想着，如果我死了她就去撞车，也不想活了。
我抢救了七天。途中钱花光了，小脚的外婆不会骑自行车，攥着家里仅剩的420块钱，走了几十里地送到县医院。
我出院时，幸运的四肢健全，病房其他孩子，大部分都脑瘫或者落下残疾。家里也因此欠下一屁股债。村里信息闭塞，没人出去打工，父母靠着几亩地种田，交完农业税后所剩无几，一直到我上小学才勉勉强强把债还完。
小时候，尽管我渴望多读书，却没有太多渠道能找到课外书。村里是一个没有藏书的世界。
我曾疯狂去找，为此还偷过村支书家的“厕纸”。
那时候，村支书会把一些用不上的工作学习资料和本地报纸扔在厕所当厕纸用。我总是隔几天，就找理由去他们家蹲坑，把那些没用过的“厕纸”偷走。
回到家我把它们晾干、摊平，读完后又攒下来，过年时用来包饺子、垫簸箕。我不敢经常翻阅它们。因为我的手很脏，怕常翻就把它们弄脏了。
小学三年级，我才发现学校有一间从来不开的图书室。
那一年，为了迎接领导检查，老师突然让我去打扫图书室。他打开那间门，我才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书。图书室的窗户封着，里面乌漆墨黑的，书上落满了灰，根本没有人看。我特别兴奋，打扫完，一摸脸上全是泥，混着灰尘的汗水变成泥条流下来。
我问老师，能不能让我带书回家看。老师只拿了一本给我，是1995年出版的《语文演义》。我至今感谢出版这本书的编者，他们深入浅出地把文学历史中的典故，比如诗经、楚辞、唐宋诗人的人生用故事的形式讲述出来，很适合小孩读。那是9岁的我第一次看到古典文学美好的样子，可以说，那本书启蒙了我。
我反复看了许多遍，下定决心，今后就应该学习这样的东西。后来，我也真的就从事了古典文史研究。
《语文演义》读完后，我回到没有书读的日子。图书室检查后重新锁了起来。借阅和管理需要人力成本，没有老师愿意做，因此图书室只会在迎接检查时打开。
三年级时，我在数学课上偷偷读《故事会》，被数学老师发现。他把书页成片成片地撕下，再撕成碎片，最后把纸片从窗口扔了出去。
我们的教室在三楼。我看着窗外漫天飞舞的纸片，哭得特别伤心。他把我心爱的文学读物给撕得那么粉碎。而且这本书还不是我的，是我向班长借的，甚至也不是班长的，是他在镇上读书的姐姐特地从镇上买了给他带回村里来的。我需要赔偿。
我不得不从家里偷了两块钱还给班长。从那天起，我开始非常讨厌数学。中考和高考时，我都因为数学成绩太差而复读了一次。
2013年，家乡的黄昏
对书和文化资源的匮乏感，贯穿了我的前十八年。在乡镇上中学时，镇上仍然没有书店，买书要到隔壁一座煤矿的职工聚集区去。我们称那里为“街上”，住在那里的职工就是“街里人”。“街里人”是高高在上的。因为他们是城镇户口，我们是农村户口，他们瞧不上我们。
那时我一天的生活费是一块五，是妈妈给我在食堂买晚饭的钱。我会用1块钱买10个很小的小笼包吃。所以一本《故事会》就等于20个包子，等于我两三顿饭，等于我两三天的生活费。我经常晚上不吃饭，把钱省下来买书和试卷，肠胃就这样落下了疾病。
后来我读研期间，在教辅机构兼职上课赚钱，听一个小孩说他家有成面的书墙，一整面墙都是课外书。
我艳羡到嫉妒。
困窘的人
阅读的机会和精神层面的生活，对我来说真的太匮乏了。所以后来一有机会，我会不顾一切地尝试抓住。但经济方面的局促，常绊住我的去路。
第一年考研失败后，我决心二战。但因为要偿还我和弟弟的助学贷款，我必须抓紧工作，不可能脱产考研。那年我通过了省事业单位和省公务员考试。前者是省厅，后者是我家所在乡镇，我毫不犹豫选择了回老家——我的目标是攒钱，城里居大不易，在老家能省下房租水电，才能攒下更多钱来。
我在家居住，骑车上班，在单位吃饭，工资基本不花，用来偿还助学贷款。余下的钱，每个月除了50块食堂伙食费，剩下的我都用来买书。从中华书局的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到上海古籍的中国古典文学丛书、诗经楚辞、唐宋别集，我一本一本地读下去，读到痴迷。
工作这三年，我业务繁多，只能在号称“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的最繁琐的乡镇基层，见缝插针地复习，还不能被同事看到。我干过信访接访、城建拆迁、征地补偿、市容环卫等好多活儿，它们不是一段时间干一种，而总是同时需要一起干。
那时我最喜欢代人值班的深夜，这是复习的好机会。当时，除我之外的好多乡镇干部都在市里买房，晚上要回家，就会托我帮忙值夜班。值班室是办公楼一楼的一个小楼梯间，很多个夜晚，只有我和保安两个人。我听着秋虫的鸣叫看书，很安静，很专心。有时厕所突然响起冲水声，我也会很害怕，后来发现是保安起夜上厕所。白天坐班时，时常有其它主任过来串门聊天，还有村民来找人办事。办公室整天人声鼎沸、烟雾缭绕。我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复习。
备考这一年，我最喜欢干的活是秸秆禁烧，因为每人负责一个片区，我做完后就有时间看书。那是5月份，开始收割小麦的季节，天气很热，在黄淮海大平原南端一望无际的田野里，只有坟头的小树可以遮点阴凉——我就坐在坟头上背书。很多文学史、批评史内容，都是我在那些烈日高悬的白天坐在坟头上背下的。
2015年午季，坐在麦秸秆上复习
2015年，我考上了江浙地区一所老牌211大学的研究生。那年，我27岁，比应届读研的同学们晚了5年。
4月我提出辞职时，区里和单位却都不同意。当时，我已经在组织部排上号，是最靠前的后辈干部。老领导明白告诉我：“等过几个月区里两会召开，就要调整干部了。你们这一批年轻人都要顶上去，二十多岁的年纪，就在区里当副局长，或者下去当副镇长，很快就能成长为一把手。你考虑清楚，就算读研毕业，还能有这机会吗！”他没有画大饼。确实，辞职读研没多久，排在我后面入职的年轻人们，就纷纷担任了区里各局委办副职，部分人在乡镇原地升级，还有一批被选调到省市部门当副科长。
放弃老家公务员铁饭碗以及唾手可及的“当官”机会，坚持出去念书，要付出很大代价。
一是父母关。我花了相当长时间给父母“洗脑”，进行心理建设，让他们确信我不适合在老家继续当一名乡镇干部。“我们农村孩子能在镇里上班已经很好了，当个镇长、局长，更是祖坟冒青烟了，你还在想什么，你到底要干什么？”父母非常不解。一个农村孩子在本地当公务员，对家庭确实有重大助力。那几年我的父母也感觉自己社会地位上升了，以前跟我们家有矛盾的邻居，都在他们进出时笑脸相迎。
二是钱。工作几年来，我偿还了自己和弟弟的助学贷款，也攒了几万块钱作为读书的基金，但在大城市继续读研，经济压力仍然很大。一个农村家庭，供兄弟俩读大学，早已是倾尽全力。我辞职读研，不仅不可能在经济上反哺家庭，还需要父母接济。
但我不愿再在老家蹉跎下去了。于是有了我三年工作中唯一一次求人办事：厚着脸去找有话语权的熟人求情，批准辞职，放我离开。
有段时间我非常郁闷，去读古代的文学作品，从《诗经》到唐宋诗人如苏轼、蒋捷的词，越读越沉浸。我读一些注释，觉得不太对，感觉自己的想法更好。我感觉到自己的热忱。我感觉读书时，我的内在人格、热情和工作时完全不同。那是另一个天地，另一种人生。
那刻，我第一次有了对以学术为志业的生活的具体构想：每天读书、写书、评书、教书，一辈子跟书捆在一起。我发现这就是我当时最想过的生活。
我想进到那一重天地去，过我的人生。
2015年夏天，我因急性肠炎等伤病在老家做了两个手术。手术过后，我本该住院至少半个月，不到一个星期，我就提前出院去参加硕士面试。手术刀口还开放着，不断渗血渗液，伤口的肉还翻在外面。住院时我没法吃饭，一直输着营养液。出院那天早上，我吃了点小米粥喝了一杯豆浆，签了提前出院风险自负的确认书，忍着疼痛，就带上止血和消炎药具独自出发了。
我从市医院出发，转了三趟公交车一趟农村客运班车，颠簸三个多小时，回乡下拿上所需证件和备考材料，过了一夜，第二天一早紧接着坐动车去学校。不断换乘颠簸，到达报考学校登记完信息后，我长舒一口气，走到学校外面街心公园，昏倒在了街头长椅上。
直到被入夜的寒风吹醒，我才发现自己昏倒了。我看了一眼手表，已经过了好几个小时。
2015年9月，我终于开始了读研。整个研一研二，我都沉醉读书买书，几乎和考研时一样，最早去图书馆门口排队等开门，再在它关门赶人时把我赶出来，还完贷款后为数不多的存款很快就花完了。
捉襟见肘时，我去本省最大的教育机构当授课老师，一边打工一边准备考博。2018年，我考博失败，因为增加了租房的开销，经济压力越发大。一位考上本城高中老师的研究生室友，一度在他单位宿舍里加了一张床给我睡。
2018年，第一次考博失败，站在自习室有点落寞
2019年，第二次考博，我终于考上在三本读书时想考的那所“梦校”，某“华东五校”之一，博士生导师是领域内顶尖的名师。
在读博期间，我疯狂地发论文。在论文的一次预答辩中，一位领域内德高望重的老师看完我的学术成果后，很不满意。别人的成果就一两行，我写了一面A4纸不够，还翻过来写。他批评我，说我学风浮躁。
因为我几年间发表的十几二十篇论文中，不少是普刊，还有一些主流报纸理论版的成果，他看不上。其实，那些普刊论文，大部分是从我还没有公开出版的硕士论文中拆分出来改写的。之所以不停地写、不停地改与投、接约稿，只是因为我需要挣稿费。
我做许多活挣外快，除了给出版社做审稿专家外，还给别人的书做代笔不署名，或者做一些项目的外包工。杂志社的一篇约稿，大概能拿两千元稿费，是挣钱的重要渠道。
另外，我知道自己博士毕业时刚好35岁。由于超过35岁就不能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许多高校会将招聘教师的年龄卡在35岁以下。我知道我的三本出身和年龄，求职时一定会备受歧视。如果延毕超过一年，我就彻底找不到工作了。
在35岁红线高压下，我不敢有一丝丝放松。我们学校几乎每年都有自杀的博士生。而他们都比我年轻，二十多岁就结束了生命。
2017年，在图书馆看书的日子
我甚至想过如果不能35岁前毕业，我也去轻生。没有读过博的人，可能没法体会这种压力：二十多年的读书付之东流，博士毕不了业，高考、考研、考博，多少辛苦，都是白费。想到这些，我经常晚上害怕焦虑得睡不着，头发掉了很多，半夜在自己的床上痛哭。只有当时异地的女友遥遥地陪我度过那些夜晚。
我为什么写那么多论文？不仅要挣钱，更为了找工作时的砝码能多一点，向人证明我可以，我能写，我能给学校提供价值。
面对“学风浮躁”的批评，我没有回应，解释了也没用。大人物出言甚易，他们从来不知道小人物的困窘。
不妥协的人
博士毕业时，我刚好35岁，比同期毕业的同学们晚许多年，也抵达了大多数高校招聘青年教师的红线。学校里跟我差不多届次毕业的博士，大多都进了211高校做老师。
从一个三本本科毕业生，考上211高校研究生，成为获得国家奖学金的硕士，再到博士毕业于头部高校的A类学科，师出名门。我一直在尝试，靠自己光明正大的努力——这不仅仅在于从小接受的教育要求自己具备这样的道德品质，也由于自己只是个出身底层毫无背景只能赤手空拳去打拼的人——到底能走到哪里。
我读博期间成果很好，发了好几篇“C刊”“C集”“C扩”，按照学校的最新要求，这些成果已足够三四个人毕业了。
但没想到的是，我仍然被所有985、211高校拒绝了。因为本科学历和年龄，很多学校连面试的机会都不给我。
中部地区某双一流高校招聘老师在电话中说，他们现在只要本硕博都是北大毕业的，不论有没有科研成果。一所南方老牌211高校的人事秘书告诉我，他们很想要我，多次去人事处要求给我教师岗位，但人事处说我出身不好：“我们学校是211的学生，你让一个三本的学生，来教我们211的学生，学生怎么会同意呢？”
有些高校前期接洽效果不错，简直就要签约了，后来发现，人事处工作人员不知道我本科教育背景上写的“某某学院”是什么。他们以为是像北大元培学院、浙大竺可桢学院一样的荣誉学院。
得知是独立三本学院，他们沉默了。
直到我通过目前供职的这家省属双非一本高校的面试。面试见到院长时，我怕他们没看清楚，又强调了一次：我是三本出身，现在35岁，已经拿不到青年项目了。
院长说，“三本出身怎么样？英雄不问出处。35岁又怎么样？在我们看来还是小年轻。我都50多岁了。”
终于，我成为了一名月到手八千块无房无车的普通青年教师。每次说起收入，老家邻居都会公然略带嘲讽地跟我父母说，他儿子初中辍学当包工头，现在每个月都赚好几万元了。在我一直读书的这些年里，我的同龄人早就组建家庭，小孩不是可以打酱油，而是已经到了“小升初”甚或中考的年纪了。我并不在意，但我的父母在老家狭小的人际圈子中，却承受了很大的朋辈压力。母亲一度因我没结婚没生孩子而焦虑得睡不着觉。这让我觉得很对不起他们。
我开启了年轻时那么热望的学术人生，但它不是没有代价的。我也清楚知道，我永远无法成为一流学者，甚至连二流也不一定达得到。
2020年生日，当时女友订的蛋糕
很早前我就发现，在传统文史研究中，如果一个人从读研才开始接触学术研究，基本就没有任何发展前景了。这个领域的一流学者，是本身有慧根，同时家学渊源深厚，从小受到完备的国学教育，再从名校读到名校，最后任职于名校的人。而第二流学者，是现在任职于985高校的人。他们有学校很好的资源加持，年纪轻，也还有机会拿到青年项目作为晋升跳板，去申请人才帽子。
我知道自己并不是那么有天赋的人。我曾经读博时以学生身份发表的刊物，现在在这所双非高校作为青年教师，已经发不出来了。超过35岁的我也拿不到青年项目。而竞争更激烈的其它项目，不仅需要学术能力，还需要社交能力、人脉网络、人际圈子。
一次，我和几个著名教授及一位权威刊物的年轻编辑一起吃饭。教授们把这位编辑奉为上座，让他坐在正中间，轮番给他敬酒。我突然意识到，这样的事我做不来。
其实我清楚地知道，如果想往“上”走，应该做什么。我师出名门，有很多同门和朋友在C刊做编辑，我只需要跟他们交往一下、托付一下，求老师们出面说说情，或许真可以发出来。但我不愿这样，反而刻意回避——我现在投稿的期刊，都是跟我没有任何关系的。
我不想用某些学者都在用的做人做事的方式。我不想违心，不想献媚，不想低声下气地去求什么人，给别人添麻烦。
我就是想知道，如果我不靠任何人，就凭自己的努力和能力，能走到哪里？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旧时代遗留下来的遗物。看着我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博士生导师，我感觉我的精神和他相通：他为人刚直，有文人的硬骨头，是领域内的佼佼者，也时常批评学术不扎实的人。他不靠资源，也不搞关系，即便可能会得罪人，也只靠自己过硬的学术能力站稳脚跟。
这是我始终向往的。如果我到了四五十岁，还不是教授和博导，如果实在走不下去，我会去找当C刊编辑的老同学们与当各级基金项目评审专家的老师、师兄师姐们求情吗？我不敢确定。但在目前，我还不会。
这么多年，我已经靠自己走到了这里。我发现自己每次升学考试，都得考两回才能进入下一阶段。中考、高考、考研、考博，无不如是，就连博士论文校内预答辩都是第二次才通过。
如果真的有所谓的宿命给我划定了一个框，如果我真的注定达不到一个很高的境界，我也还是要做事。
甚至，我也不相信那个框完全不能撬动：它是否能往上再推一推？所谓的“天花板”是不是还可以动一动？
我今年申请本省的一个项目没中，明年我还想再试一次。
讲述丨卫辉（文学博士，高校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