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微镜下的“蚂蚱”史诗
◆李泓冰
大隐于野的乡村书院主持
王兆军老师,临沂人,于我亦师亦友,复旦中文系1977级群星闪烁,他的文字是其间最有炊烟气的。毕业后,他以报告文学名世,作品获奖无数。我颇有幸,受教三十余年矣。
王老师退休以后,化绚烂为平淡,在家乡的小村办了个东夷书院——他在小说里夫子自道,“咱这地方,旧时称东夷。虽然正统人物大多看不上戎狄蛮夷,我对此不以为然。东夷出过不少名人,文的有孔夫子、孟夫子,武的有蚩尤、大羿,都是圣贤大德。”他不是偶然光顾,指点一下、体验几天就回京城的那种,而是矻矻穷年,不离不弃,和农民一样,在自家农舍小院种菜、养鸡、放鸽、晒被,给乡人讲古典文化系列等等,也不时邀约外人去说上几句,我就去胡扯过几句关于新闻学。几次往访东夷书院,极是佩服王老师的坚守。那里并没有大家对乡野的出尘想象,没有蓊郁山林、清冽泉流,小院虽有亲和的一方绿荫,更多的是黄河故地习见的干涸与艰涩。不过,杏坛之外圣徒,千载遗篇卷舒,王老师和太太陈晓帆避居其间,躬耕自足,怡然自乐,很有些世外圣徒的感觉。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这样的知识分子,鲜矣。平时,最常听他讲起的,他厝居的农家小院里,鸡们、鸭们、鸽子们、黄鼠狼们相爱相杀的悠长传奇,每日发生的机谋权斗,悲喜交集,甚或有血腥气,总感觉他漫不经心地讲活了一部“宫斗剧”。
这位传道授业的乡村书院主持,时不时捧托出像《黑墩屯》这样厚重的乡村调查,我以为,其社会学意义,不亚于费孝通那部《江村经济》。这样的王老师,大隐于野,我是极膜拜的。
万没料到,王老师今年又放了一个“大招”,一部长篇小说《蚂蚱》——这是一个凛峻的山峰,于我,也是一个深坑。
响器如雷,村史如血,伏笔当下的“热搜”们
读《蚂蚱》的这几天,,浑浑噩噩,神不守舍,仿佛自己也穿越在那个蚂蚱庙,过完了灰头土脸的一生。
小说写的是20世纪上半叶黄淮之间的鲁南,蚂蚱庙——一个蚂蚱般的小村、蚂蚱般的一群生命。所谓蚂蚱,聚,能成铺天盖地的蝗灾,散,也能在水沼田草间蹦跶。以之形容隐没于主流叙事之外的鲁南乡人,恰切,也悲悯。在看不见的秸秆或随意或刻意地拨弄下,在剧烈震荡的大时代缝隙里,他们颠来簸去,努力巴住、抱团,以免被如细糠般甩将出去,毫无响动地消逝。命若蚂蚱,光是活着,他们就已经竭尽全力了。作者冷静、练达地描摹着他们的复杂人性和茁茁的欲望,眼见他们挤挤挨挨,土里刨食儿,土里成事儿,算计、挣扎、交媾、繁衍……那些串起故事的细节,丰满且卑微,满是浓浓的土腥味儿,但每一条来过的生命,哪怕只一瞬,哪怕低到尘埃,都鲜活、生动,甚至触目惊心,甚至大气磅礴,史诗般地贯穿了一个百来年的大时代。
是的,一部“蚂蚱”们的史诗。
响器如雷,村史如血,针头线脑,都能惊天动地。村史,亦是国史,史不绝书的,可不就是“他们”和“我们”。
王兆军写的是自己极为熟稔的家园。有论者说,他和山东老乡莫言颇相似,蚂蚱庙史诗,仿佛又一部红高梁家族。齐鲁每多史笔。所谓春秋笔法,微言大义,均出自鲁史。五霸和七雄,而今安在哉?诸国尽入坑灰冷,唯余鲁史详而记。没有鲁国史官如左丘明的秉笔直书,和同侪拼死保存史籍的壮举,中国二三千年前的浩荡历史,必将颓其一角。邹鲁之地,孔孟之风,鲁地的弘毅之士,向来颇具礼失求诸野的抱负与担当。持卷放眼,王兆军用了十年功夫,苦心孤诣捧出的这部书,极具史料价值。他也像那个隐居在19世纪法国巴比松村的写实主义画家米勒,一笔不苟,只管描画出皱巴巴的农人与雾蒙蒙的田野,背景廓大,细节入微,让人读出溢出画面的满腹心事。有世俗化、草根化的儒释道,有家国情怀,民族大义,闪闪烁烁,左右着“蚂蚱”们的活法,以及跳跃的方向。
小说里的故事于我很遥远,超离了自己的生活经验;但也很切近,很多当下的“热搜”,似乎都伏笔在里面的草蛇灰线里,高洁的、壮烈的、悲凄的、猥琐的,都有“蚂蚱庙”人的影子。
作家的笔力,沉着醇厚得惊人,以蚂蚱庙为经纬交织的焦点,铺陈出一部鲁南乡村的百科全书。蚂蚱庙是缩微版的国,而我们,其实也都是蚂蚱庙人。
作家所有的温存,都给了蚂蚱庙的女性角色
“蚂蚱庙人,只知道做庄稼,狗熊似的忙一辈子,或者没人理,死了谁也不知道!所以,我就冲着那名望去的……”小村里难得“有出息”的赵建章,这么教育着末代“乡约”贾三福,三福是贯穿这书的乡愿式人物,为了这点子“名望”,他逢人赔笑,遇事出头,自私过、嘚瑟过、落魄过,常常犯傻,也仿佛大义凛然过。为了一头黑驴的偷嘴,他把人告上法庭,结果是让村中于他有恩的“望族”受到重创,翻转了一个小村的乾坤。书中类似的以小搏大的事件,累累不绝。三福在其间周旋、腾挪,像一只可怜的兔子,念念叨叨“怎么好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好”,跑得灰头土脸,没有恒定的方向,也跑不出背后“巨佛”的掌心。“层出不穷的新玩意儿,给他的生活带来连续性的打击……潮流像一只追赶兔子的狗,紧追不舍。”
这小村里,有以石先生、谢春芳、赵琪、宗申标注的不绝文脉,能解说《水经注》、算透世界的赵淇,发出“古往今来,不识时务的方为俊杰”的掏心窝子呐喊;有世俗化到不像话的本土宗教象征——徐和尚把持的小庙,和他那个从小霸道、长大屠村的儿子瘸造;也有从没展眉活过,就在历尽折辱后死去的孤苦男孩如贵;“豁出去不想活了”从完全裸了身体的穷汉,最终完成蜕变的吴兴邦;更有“一个个脸比地窖子墙还厚”“能扶竹竿不扶井绳的货”们。
颇值得注意的,是小说里的女性群像。就和莫言一样,王兆军写到女性,那笔触贯注了显而易见的温存,甚至是圣洁化。全书唯一没有“缺点”的形象,是美丽、坚毅、能读书、有教养,让哪怕最无耻的乡氓都不敢亵慢的云舒,她从田野的另一头,恬然走进乌糟糟的蚂蚱庙,但她不认命不妥协,冷静地反抗,绝不屈服,且有手段与屈辱划清界限,她有着“我若未嫁,当适此人”的果决,以及对傻丈夫最后壮举的悲恸与体谅,更可以择善而从、过好当下的自爱自足。同样不认命的,还有寡妇自适、冒乡村传统道德之大不韪的淑常妻,她刚猛无畏、“没羞没臊”,为了改嫁,宁可放弃所有辛苦持得的家产,她赢了一场看似必输的官司,却没有给自己赢来圆满的人生。
蚂蚱庙里,“她们”的故事,她们的人生的自决能力,其实和她们的经济权息息相关。那里大部分女性,毫无财产主张和处置能力的,就活得全无尊严,任人欺凌。而淑常妻的前倨而后不得不恭,也是财产权益得而复失的映射。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中,说起欧洲中世纪教会为了争夺利益,鼓励寡妇自主处置自己的财产,比如可以捐献给教会,结果无意中导致女子社会地位的提高。曹锦清在《黄河边的中国》也注意到女儿继承权的艰难,哪怕是写进了法律,哪怕新中国已经成立半个世纪,但是在黄河故道的村庄上,女性对父系财产的继承也几乎不具可能性,除非冒着和娘家亲族彻底断绝而无所怙恃的高风险。《蚂蚱》一书,就把女性较之男性更多一层的艰涩和羞耻人生,描摹得淋漓尽致。
为每一只蚂蚱立传
很突出的一个感触,我时时把这部小说,也看成一个微观且深入的乡村调查,和王老师完全实录的那部《黑墩屯》相互映衬——这是在我国写作史上,是非常难得的一实一虚、亦实亦虚的同题材表达与呈现。中国的文人史书,多的是帝王将相,最多写到城里的“清明上河”,哪怕到了世俗话本时代,如三言二拍、水浒红楼,也鲜有那种把笔触彻底伸进乡村深处的断代式、全景式刻画。后来有了赵树理,有了莫言、余华、陈忠实们,乡土经由他们,让城里人稍减了那份遥远与陌生。但像王兆军这般,以学问家和小说家两支秃笔,一左一右去写透“一枝花”的,仍然鲜见,在诸般领域都极具标本意义——这意义,对于是农业生产大国的中国来说,可能要放远一些,更其灼目。
由此,想到曹锦清描述他当初入村调查的艰难,我自己也经历过两度行走黄河时,对外人高度警觉的那些乡村——外人,是很难真正“走进”黄河边的诸多“蚂蚱庙”的。过客的一瞥,是无力且隔膜的。人们与乡村的彼此陌生,于是由来已久。
幸好,我们还有王兆军,以他的沉浸和超离,填补了乡村书写这块若隐若现的巨大空白。马伯庸写过《显微镜下的大明》,从史籍中爬梳出挖断龙脉的诸般“二手”徽州故事,王兆军写的则是显微镜下第一手的鲁南乡村。作家在他的每个角色身体里,用力活过,血泪汩汩,骨肉支离,呜咽恓惶。他为每一只蚂蚱立传,树碑,哭祭啊!
毕竟是源出孔夫子的家乡,哪怕是写景,也是不由自主流出的诗经范儿。像“青石桥南是东大汪的中心。这里既没有香蒲和芦苇,也没有莲荷,水面下只有青绿色的苲草。苲草盛时,会因繁茂拥挤而高出水面。细小的虾子跳出来又落下去,大鱼不敢钻进浓密的苲草,如海豹不敢进入珊瑚丛……”
掩卷之后,还有一种未能过足瘾头的感觉。蚂蚱庙的史诗,只是截取了上个世纪的一多半光阴,还可以写上去、写下去,写成一部架构完整、现实版类似《银河帝国》的宏大叙事。
我不由自主想起了一句诗:天下几人学杜甫,谁得其皮与其骨。就算是我对王老师一份心向往之的鞭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