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票的方寸天地 与传播历史
不论东方还是西方，读书人的爱书之心，大抵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差异在具体的爱书方式上：东方人习惯在书上钤一方藏书章，西方人则喜欢在书中贴一枚藏书票。藏书章多用的是中国传统的篆刻印章艺术，藏书票则以版画作为媒介——形式、图像、技法多样。故而，藏书票除标志图书的归属以外，还可以与图书分离，成为一种独立存在的大众艺术品。
通常，藏书票会贴在图书的封面、封底或扉页的标题下。英国藏书家威廉·约翰·哈代在《藏书票史话》一书中，介绍了罕见的例子，即将藏书票附于书中，将其贴在距标题页右侧边四分之一英寸处，这样藏书票可以折进去、正面朝上。如此看来，藏书票可以起到书籍的艺术装饰作用。无怪乎有藏书家如是形容书与藏书票的关系：“书籍可喻为一间居室，环衬便相当于四壁。若将环衬的设计喻之为壁纸的选用，那么藏书票便是粘贴于壁间的横幅。最大的差异仅在于，横幅上是书家的署名而藏书票上是书籍拥有者的姓名，要点在于常常是其姓名的缩略。横幅乃一居室之魂，藏书票从装饰的角度讲则是书籍的点睛。没有藏书票的书籍给人以寂然之感。”
哈代认为，藏书票起源于15世纪的欧洲，而早期印制的藏书票肯定是德国版。原因无他，藏书票是随着印刷技术在欧洲的出现而产生的，在欧洲首次使用铅活字印刷技术的古腾堡，便是德国人。当时印刷的图书相当稀有，只有富有的贵族和修道院的僧侣才可能享用。图书的稀有性大大刺激了读书人的占有欲，有人借了别人的图书不思归还，于是图书的主人在沿用诸如烙印、手绘纹章等标记方法以外，开始用一种富有装饰性的小纸片，贴在书的封里或者扉页上来标明图书的归属，提醒借书人及时、完好地将书还给主人。
目前发现最早的藏书票，名叫“刺猬”，采用的是木刻版画的方式，后人推算它大约制作于1450年。藏书票画面上有一只刺猬脚踩折断的花草，口中衔着一朵野花，飘动的缎带上有一行德文，意谓“慎防刺猬随时一吻”。它幽默地警告别人，本书已有主人，没有经过同意，请勿私自接触。
藏书票从15世纪诞生以来就和版画结下了不解之缘。这是因为藏书票用量较大，而可以拓印多份的版画正好可以满足这一需要。因此，藏书票的发展和西方现代版画艺术的发展密切相关：15世纪的木版、16世纪的铜版、18世纪后半叶的木口木刻，都成为制作藏书票的主要媒介。至于藏书票的图案，除了展现爱书人个性、趣味和见解外，西方的神话、宗教、文字、典故、文学、美术、音乐、历史、地理、政治、军事、纹章、自然、生物、民俗、建筑、人体等，都在方寸之间有生动、细腻、别致的表现。
由此可见，一部藏书票演变史，其实也是独特又形象的微型西方文化发展史，这也就是藏书票虽为“小众艺术”，却很值得欣赏、把玩和研究的原因。
早期的欧洲藏书票，德、英、法三分天下，英国藏书票在三国中占据重要地位。而后大约在17世纪中叶，藏书票随英国和荷兰殖民者流入美洲，立即在美洲风行一时。到了17世纪末的彼得大帝时期，沙皇的重臣和贵族也开始使用藏书票。再往后，藏书票便不胫而走，传遍了欧美各国，19世纪中后叶开始传到东亚的日本和中国。
日本近代散文家、美术家、藏书票艺术家斋藤昌三著述的《藏书票之话》，展示了日本明治维新以后，藏书票随西方文化东渐的过程，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留下了一个注脚。据斋藤昌三在此书中考证，早在明治初年（1868年），藏书票就已流传到日本。明治五年（1872年）日本出现第一张纯西洋风格铜版蚀雕藏书票，到了明治三十三年（1900年）十月，诗刊《明星》创刊号上发表了较为详细的介绍藏书票的文字。从此以后，藏书票在日本文坛和藏书界得到认同和广泛使用：夏目漱石等文学大家都成了藏书票爱好者；桥口五叶等著名画家也都成了藏书票作者。有趣的是，从西方漂洋过海的藏书票，很快与日本传统艺术如浮世绘版画等相融合，“开辟了一个纯然和西洋异趣的独特的东洋风格”：起初以“富士山”“樱花”等国家象征为题，或以“龟鹤”“松鹤”等入题以示长寿。随着藏书票的繁荣发展，艺术家们善于从民间玩具、木雕、陶瓷、建筑艺术以及天真烂漫的儿童画中吸取造型、构图、色彩、线条等方面的元素，从而形成简洁、单纯、夸张、活泼、多样、有趣的民族特色。从技法而言，日本藏书票以多套色水印木版为主，铜版、孔版、石版等技法也得到了运用，东方和西方风格的作品韵味各异，因而日本发展成为国际藏书票创作和活动的重地。值得一提的是，提倡和推广藏书票最力者还是斋藤昌三，这部集欧美和日本早期藏书票之大成的《藏书票之话》就是一个明证。
西方藏书票进入中国的路径，大致有二。据知名藏书票艺术家、收藏家黄务昌先生所著《蝶恋书香——中外藏书票撷英》一书，藏书票一是由西方直接传入，这一途径在藏书票产生以后的中外文化交流开始时段就有可能存在；二是由日本传入。他认为，国人真正认识藏书票，应该是在20世纪初和“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夕。一方面，随着西方文化的大量引进，洋教授和传教士们携来大批西方图书，藏书票也相伴而来，并引起当代新文化人的关注；另一方面，这时期中国开始引入西式学堂，西方人也开始在中国办大学，大学图书馆的建立，让西方图书馆的管理模式得以引进，藏书票的使用得以体现在图书馆藏书上。当时的北平大学、燕京大学、北洋大学、圣约翰大学等大学图书馆，都在使用藏书票。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北洋大学堂图书馆”藏书票，藏书票上编目时间为1910年。应该说，“北洋大学堂图书馆”藏书票是迄今发现的、有明确纪年的中国藏书票艺术。
据黄务昌研究，中国的藏书票多以意象创作为主体，借景生情，含蓄而富有诗意。票面构图形式不拘，或面或线造型，大刀阔斧，画面洗练，富有写意的简洁之美；技艺上除采用多套色木版以外，还有黑白木刻、石版、丝网版、铜版、塑料版等等。创意内容包罗万象，有风景、花草、动物、飞禽、典故、事物、人物、人体等等。有的以粗犷奔放见长，有的以精细秀美取胜，有的以质朴古拙著称。很多藏书票撷取我国民间的剪纸、皮影、面塑、蜡染、刺绣等作品的精华，富有中国艺术情趣。还有不少作品借鉴中国传统的书法、篆刻艺术，巧妙地糅进现代意识，使之散发出强烈的时代气息，折射出我国的民族意识与审美观念。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郑文丰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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