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无前例的医疗工作者大罢工
转自：邯郸晚报
10月初，美国凯撒医疗集团工会联盟7.5万多名医护人员发起罢工，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工作人员罢工事件，使美国今年参与罢工的人数达到45.3万多人，为近40年来最高水平。
是什么驱动了这场美国史无前例的医疗工作者大罢工？它会给美国医疗体系乃至经济、社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疫情加剧行业人员短缺状况
事实上，凯撒医疗罢工事件只是本年度美国医护人员众多罢工事件中的一起。据美国《贝克尔医院评论》杂志统计，在它之前，2023年，美国已发生18起医护人员的罢工事件。2022年，超过三分之一的罢工都发生在医疗行业。
这种情况在美国历史上并不常见，与新冠疫情以来医护人员配备严重不足和危险的工作条件，以及当下的高通胀和实际工资停滞存在密切关联。
参与罢工者认为，医疗保健行业长期经历人员短缺的困境，造成在岗人员工作负荷繁重，难以为病人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服务。更为严峻的是，新冠疫情加剧了人员短缺程度，导致现状难以为继。
为此，凯撒医疗工会联盟向管理层提出要求：提高薪资；采取措施解决长期的人员短缺问题，保护员工不受外包影响；在召集远程员工返回现场工作时提前发出通知。
在最近的一份声明中，凯撒医疗管理层同意加快招聘速度，并设定在2023年底前招聘10000名新员工的目标。在薪资增幅方面，目前双方仍有较大分歧。管理层同意在四年内加薪至少12.5%，最低时薪定为21-23美元，而工会联盟要求将最低时薪定为25美元，并在头两年每年加薪7%，之后两年每年加薪6.25%。
双方谈判还在持续，若无法顺利达成劳资协议，工会联盟还将组织更大规模的罢工。
不平等加剧，大多数人的挣扎
包括凯撒医疗在内的系列罢工事件，发生在美国工会会员数量数十年持续下降、美国民众的经济安全感及对经济前景的信心逐步下降的背景下。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最新一项民调显示，对拜登执政时期美国经济表现的支持率仅为37%，这与当前长期处于低位的失业率似乎有些格格不入。
在上世纪30年代至70年代，以《国家劳动关系法》（又称《瓦格纳法》）为代表，一系列政策和制度将联邦政府置于寻求组建工会的工人一边，规定了大多数私营部门工人享有罢工的权利，并要求雇主与工会进行集体谈判。这些制度将普通工人的时薪与整体经济增长更好地联系在一起，民众收入不平等现象大幅下降。
从二战后到1979年，生产率和平均工人薪酬以相似的速度增长，分别为118%和108%。但在1979年之后，这一趋势开始发生中断。通过对《国家劳动关系法》的修订以及司法和行政决定，劳动力市场议价能力开始明显转向雇主。
一方面，对雇主非法解雇支持劳工运动的员工的执法机制和处罚力度太弱，同时，员工提起诉讼需耗时长久，从而给雇主提供了解雇工会支持者的动力。例如，在1990年时，从工会提出“不公平劳动行为”指控到国家劳资关系委员会对案件作出裁决，耗时长达700天，这使得许多被非法解雇的员工被迫选择同意和解。
另一方面，法院允许雇主“永久替换”因经济原因罢工的工人的裁决，更是削弱了《国家劳动关系法》对罢工权利的最初保护。雇主在罢工期间切断工人（及其家属）的医疗保险和其他福利也完全合法。除了纽约州和新泽西州，其他州的罢工工人没有资格申请失业救济金。
在这一现实面前，美国民众对加入工会的热情不再，私营部门工会成员人数持续下降，从1983年的17%已降至2022年的6%。与此同时，普通工人的时薪与生产率之间的差距也逐步扩大。1979年至2021年期间，生产率增速已是工人薪酬增速的3.7倍，分别为65%和17%。
与之相伴的是美国普通民众的经济不平等日益加剧，财富从广大的中产阶级逐渐向最富有人群流动。从收入增幅来看，上世纪70年代末到2023年3月，美国收入后50%人群的收入增幅为18.8%，中间40%人群的收入增幅为60.6%，最前端10%人群的收入增幅为169.9%，而收入最高的0.01%人群的收入增幅更是高达671.8%。
这些数据不仅表明劳动力市场议价能力的失衡与经济不平等之间的密切关系，也印证了另一个无法反驳的事实：国家的收入分配是一种政治选择，是国家制定政策的结果。少数人财富的显著增加伴随着大多数人的挣扎，公众在感到经济不安全的同时，也自然会对现状产生不满和愤怒。
持续通胀，劳动力市场紧张
仅上述两大因素，似乎不足以解释在劳工运动持续衰退多年后的今天，为何美国会接连发生规模如此庞大的罢工事件。但若将它置于刚经历了四十年来最高通胀且物价依然高企的背景下，这一切就不再让人惊讶。
自2021年4月以来，美国通胀率从同比增幅4.2%一路狂飙至2022年6月的9.1%。虽然当前通胀率较最高点有所下降，但仍徘徊在同比增幅3.5%-4%之间。核心通胀率则更加顽固，迄今仍始终高于4%。为消除通胀，美联储自2022年3月加息以来，累计加息幅度已达525个基点，将联邦基金利率升至5.25%-5.5%目标区间。然而，当前通胀率与美联储2%的目标仍有不小距离，这意味着美联储紧缩货币政策还需持续相当长的时日。
长期持续的高通胀使普通民众的生活成本大幅增加，而高利率则进一步提升了企业和民众的消费和借贷成本。美国经济在表面强劲的数据下，是普通民众可支配收入的迅速缩水，这进一步加剧了大众对经济现状的不满和对未来前景的担忧。
与此同时，劳动力市场则处于多年来罕见的紧张局面。截至2023年9月，美国已连续19个月失业率低于4%。导致这一现象的关键因素是新冠疫情以来职位空缺数的大幅增加，部分老年人和有孩子的妇女出于疫情及随之产生的照顾孩子等原因，选择永久退出劳动力市场，峰值时的空缺职位数曾一度超越1200万个。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最近发布的数据，2023年8月，这一数字仍高达961万，表明劳动力市场紧张状况仍将持续。
拜登，一名“亲工会的总统”
在这里，必须要提及拜登政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如前所述，四十多年来，美国工会力量的衰落与劳工运动的式微与政策和制度存在关联。当政府政策和立法制度更加倾向于雇主时，对于劳工运动必然会产生相应的抑制作用。
以里根政府时期为例，1981年，空中交通管制员举行罢工，要求改善安全状况并与航空公司飞行员同工同酬。里根总统解雇了11400名管制员，并为所有拒绝按照管理层的条件迅速重返岗位的管制员雇用了长期替代人员，迅速打破了罢工局面。里根的行动被认为赋予了这一做法新的合法性，导致20世纪80年代，替换罢工工人成为一种常态，极大地削弱了工会力量和工人赢得罢工的信心。
拜登政府的做法与此形成了强烈对比。执政以来，他秉持“以工人为中心”的贸易政策，并采取了一系列加强工会力量的措施。在迄今发生的系列罢工事件中，拜登政府基本都站在支持工人的立场，呼吁劳资双方进行谈判达成协议。
拜登本人在公开场合多次声称，他是一名“亲工会的总统”，强调工会对美国经济和工人有益而无害，呼吁国会全面通过《保护组织权法案》。该法案中规定取消禁止二次罢工和允许使用间歇性罢工来扩大罢工范围，并通过禁止雇主永久更换罢工工人，加强工人的罢工能力。
对于拜登政府来说，在不遗余力打造了“亲工会”形象且在一定程度上顺利促成美国工会力量反弹之后，正在面临如何应对汹涌而至的罢工潮的严峻挑战，需要在继续扶持工会力量与抑制劳工运动不利影响方面作出平衡。在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日益临近之际，拜登本人很难做出不利于工会的政治表态，充其量只能更多通过呼吁劳资双方冷静行事，尽快达成协议以结束罢工。据瞭望智库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