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青铜器很可能存在本地生产
出土众多精美文物的三星堆,由于迄今没有找到青铜作坊遗址和矿源,这些神秘独特的青铜器究竟来自哪里仍是未解之谜。在日前举行的“三星堆与青铜时代的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所长梅建军深入研究现有的材料后认为,三星堆青铜器虽然含有高放射性成因铅的技术特征与安阳殷墟等其他地区的青铜器相同,但考虑到三星堆青铜器不仅在形制上风格独具,而且制作技术上也有本土特征,说明三星堆青铜器很可能存在本地生产。
三星堆青铜来源之谜众说纷纭
上世纪80年代,三星堆1、2号祭祀坑大量青铜器出土后,无论学术界还是公众都被三星堆出色的青铜铸造技术以及天马行空的艺术想象力所折服。它们来自哪里?学术界通过各种方式持续探索。
梅建军介绍,经过科学检测,目前可以确定的是三星堆青铜器的合金成分“大部分均用铜锡铅合金铸成,仅有少量器物采用了铜铅合金。中原风格的尊、罍等铜容器与本地风格的青铜神树、青铜面具和人像等相比,锡的含量略高而铅略低,此外并无更加显著的区别”。在制作工艺上,包括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馆长许杰在内的学者均认为,三星堆青铜器无论是容器还是人像或面具类,均采用组合陶范铸造工艺制作,但三星堆的工艺更具地方特色,像青铜神树、神兽等器物,便使用了大量的铸接工艺。但整体而言,三星堆青铜器制作有其粗糙的一面。至于青铜原料的来源,目前可以确定的是三星堆青铜器含有高放射性成因铅,这一技术特征也见于安阳殷墟、陕西汉中和江西新干出土的青铜器,说明这些不同地域出土的青铜器就其铸造金属原料的来源而言,或许存在某种关联性,并且很可能来自同一铸造地或由同一批工匠铸造完成。
那么,三星堆青铜器的制作技术和铸铜原料均来自中原或长江中下游吗?多年来,学术界也众说纷纭。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崔剑锋推测,“三星堆文化的大部分本地青铜器很有可能是外地工匠携带着金属原料来到三星堆后,在很短时间内铸造而成。”负责三星堆5、6、7号祭祀坑发掘的四川大学教授黎海超更大胆推断,三星堆人可能在安阳殷墟定制了符合自身需求的青铜器。在梅建军看来,虽然商代青铜器从二里岗时期开始到商代晚期,包括安阳殷墟、三星堆、长江中游、汉中等地的青铜器均含有高放射性成因铅,暗示它们可能来自同一个矿源,但三星堆青铜器“外来”的假说还是难以让他接受,“因为三星堆青铜器的确太独特了。”
社会和观念体系推动本土技术创新
要研究三星堆青铜器的矿源和生产地,离不开所处的时代背景。梅建军介绍,著名考古学家李伯谦曾把商代青铜文化分为了中原地区、西北地区、西南地区、长江中游、北方地区、长江下游等多个,不同的区域中,青铜器也展现出区域多样性。“这种多样性,是青铜技术系统和背后的社会系统多样性的反映,技术由特定的信仰、礼仪和观念意识支撑。不同区域间的文化联系导致冶金技术的交流与互动,再与特定意识形态进行结合,必然催生区域本土的技术创新,并在青铜器的类型上反映出来。”
梅建军表示,近几十年来学术界通过科技考古等多种方式,发现了三星堆青铜器和多个地方青铜器一样含有高放射性成因铅,三星堆出土的大口尊和罍,在长江中游地区也有类似的器型。“但为何就在成都平原上产生了这样一个伟大、辉煌、特殊的青铜文明?”他表示,商代中原地区的冶金技术与文化经历了多个演进和扩张的阶段,的确对包括三星堆在内的周边地区产生了深远影响。但三星堆在广泛吸纳外来青铜铸造技艺的同时,也很可能开始了本土的技术创新。近年来,研究人员通过CT扫描三星堆青铜神树的断枝,发现里面有芯骨存在;通过X射线扫描技术,发现三星堆还采用了铸接技术连接两块已断裂的部件,此外研磨钻孔技术在三星堆也已产生。这些不见于中原的青铜铸造技术,是三星堆的创新创造,也说明三星堆青铜器极可能是本地生产。
“我认为这些技术创新背后的推动力,就是三星堆的社会和观念体系。”梅建军说,三星堆铜器在形制上风格独具,如立人像、头像、面具、祭坛、神树等都不见于其他地区,或许正是三星堆需要生产这种独特艺术风格和造型的青铜器,最终促使了青铜铸造技术的本土化改造和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