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建国家数据局 对数字经济发展意味着什么？
转自：成都日报锦观
组建国家数据局对数字经济发展意味着什么？
3月10日，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决定。方案中提出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面新组建国家数据局，负责协调推进数据基础制度建设，统筹数据资源整合共享和开发利用，统筹推进数字中国、数字经济、数字社会规划和建设等。
当前，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来源之一。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2年）》，2021年，我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达到45.5万亿元，同比增长16.2%，高出实际GDP增速7.8个百分点；数字经济占GDP的比重为39.8%，较2020年提升1.2个百分点，较2019年提升3.6个百分点。国家数据局的组建将对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有怎样的影响和意义？本期《锦观智库》专访四川省大数据产业联合会秘书长朱小军进行解读。
组建国家数据局意义何在？
精彩观点
●数据的流动是跨区域、跨行业、跨领域的，管理必须全国一盘棋
●国家数据局或将从宏观层面和制度层面，改变过去数据领域的“九龙治水”现象和碎片化管理的问题
锦观智库：此次组建国家数据局有怎样的背景，对于我国的数字经济发展又有怎样的意义？
朱小军：国家数据局是在我国数据要素市场的目标已经明确，数字经济发展突飞猛进，数据要素流通保障机制日趋完善的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的。近年来，数据逐渐成为信息化和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核心内容，据国际数据公司（IDC）测算，预计到2025年，中国产生的数据总量将达48.6ZB，占全球的27.8%；对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的贡献率将达年均1.5—1.8个百分点，如何更好地进行数据资源管理也成为政府、企业各方关注的问题。从经济规律来看，随着人们生产生活的数字化，数据的流动是不可避免的，同时也是跨区域、跨行业、跨领域的。因此，数据资源的管理必须全国一盘棋，在更高层面，国家层面来推动。
但是，数据从原始采集到成为资产流程整个过程，包括数据采集、传输、存储、加工和应用等多个环节，一直存在确权难、定价难、互信难、监管难等挑战。同时，我国的数据管理模式尚处于多部门协同监管的模式，加之数据流通涉及的生产环节多、规范尚未统一、数据壁垒尚未完全破除，要想持续提升数据的使用效率，推动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就必须转变管理模式。2022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对外发布，系统性布局了数据基础制度体系的基座。这份意见在业内简称“数据二十条”，它的发布是国家愈加重视数据管理，参照国际上数字经济总体的发展趋势，加快布局数据要素流动、数据资产流通市场的重要标志，其目的在于构建我国数据管理的基础制度，以便充分实现数据要素价值、促进全体人民共享数字经济发展红利。此次组建国家数据局，我认为迈出了积极而关键的一步，有助于从宏观层面和制度层面，改变过去数据领域的“九龙治水”现象和碎片化管理的问题，从国家安全、数据要素流通、资产变现等多个角度加强统筹管理。
具体来说，我认为，一方面，国家数据局的组建让现行有关数字经济的法律法规和制度有了实施保障。数据安全法、数据二十条等法律和规范在划定数据安全边界的同时，也让数据要素“活起来、动起来、用起来”，使数据成为了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国家数据局或将根据法律法规对全国的数据进行统一规划，不仅有助于尽快构建统一的数据要素大市场，更有助于市场化的运营，并且为法律法规的不断完善提供政策依据。另一方面，作为数据管理的专业部门，国家数据局或许能够推动建立统一的数据标准，为全国数据汇聚共享提供基础，同时协调国家重要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与共享，推动跨行业跨部门信息资源互联互通，加快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进程，不仅可以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提供更权威和专业的指导，更有助于智慧城市、智慧乡村的统筹建设和规范运营。
“数字孤岛”困境如何破局？
精彩观点
●数据安全边界缺乏明确的界定，数据壁垒、“数字孤岛”亟待解决
●治理数据，必须从科学出发，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把数据要素市场建设中的发展职能与安全职能分开
锦观智库：在数字领域，除了您刚才谈到的数据壁垒问题之外，还存在着诸如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不足、东西部数字鸿沟等问题。您认为，产生这些问题的根源是什么？解决的关键是什么？
朱小军：我认为，我们目前在数字领域面临的客观问题，既有技术的原因，也有“令出多门”的原因。
数字时代最大的特征，就是“快”。近年来，得益于我国庞大的人口优势、市场优势，我国的数字经济发展迅猛，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元宇宙等新生事物层出不穷。随之而来的，是大量算力相关的基础设施如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然而，相关产业快速增长的过程中，必然出现快马加鞭搞基建、上项目的实际情况，这不仅导致相关的基础设施缺乏顶层规划，也导致数据相关产业的标准和法律法规暂时缺位，从国家到省、市、区都存在各类非标基础设施，包括我们常讲到的“老、旧、小”数据中心。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行业需要，一大批基础设施面临合并和裁冗，反而让数据中心等基础设施建设出现不足。同时，在数据流通的过程中，一是由于行业特性差异，造成IT领域的数据从业人员对于业务需求理解不够深刻；二是政府基层信息化管理部门和企业信息化部门对于数据管理意识不够；三是数据安全边界缺乏明确的界定，无论政府各部门、企业之间、企业内部还是个人，对数据安全的界定及要求都缺乏统一的标准规范和监管，参与主体协同不足，导致数据壁垒的存在，形成了大量的“数字孤岛”。
2019年以来，全国不少地方都相继成立了大数据局、大数据中心等相关机构，在地方层面解决了一些问题。但在全国层面来看，这些问题始终存在。所以，我特别注意到，这次国务院机构改革将原本由中央网信办承担的研究拟订数字中国建设方案、协调推动公共服务和社会治理信息化、协调促进智慧城市建设、协调国家重要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与共享、推动信息资源跨行业跨部门互联互通等职责，以及由国家发改委承担的统筹推进数字经济发展、组织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推进数据要素基础制度建设、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布局建设等职责，划入国家数据局。这意味着，此次改革是从科学治理数据的理念出发，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把数据要素市场建设中的发展职能与安全职能分开，将市场流通和安全监管分离，对破解目前数据流通利用的困境、快速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建设极为有利，是促进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举措。
成都数据治理如何“向上看齐”“向下带动”？
精彩观点
●紧跟国家数据局成立的步伐，向上，要对应数据统筹管理职能，向下，要带动成都的数据治理水平
●树立数据管理全生命周期的安全理念，以规范化运营确保发展安全两不误
锦观智库：作为一座人口超过2000万的超大城市，成都的数据生产能力也十分可观。在国家数据局即将组建的当下，我们该如何去进行城市的数据体系建设、运营和规范？如何去平衡数据安全与数字经济发展两个核心命题？您有哪些建议？
朱小军：我认为，成都的数据体系建设、运营和规范要遵循“向上看齐，向下带动”的总体思路。
一是紧跟国家数据局成立的步伐，对原有政府相关部门和国有数据运营企业进行改组合并，向上，要对应数据统筹管理职能，向下，要带动成都的数据治理水平。制定数据市场规范发展地方政策和法律法规，发挥政策在产业发展过程中的引导推动作用，在政策宣贯过程中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商会在市场主体中的影响力和黏性，实现科研院校、企业和政策之间的精准匹配。同时，加强数据管理企业能力成熟度评估（DCMM）国家标准的宣贯，培养企业的数据管理意识。
二是围绕数据要素配置进一步稳定和优化营商环境。围绕数据要素流通保障，进一步研究数据交易中心建设及配套服务体系，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充分释放人才、资本、信息、技术等市场要素活力，鼓励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围绕关键科技创新、重要科技应用协同合作，树立国企和民企合作创新发展的典型案例。
三是加快产业供应链数字化转型。围绕现代产业体系，统筹数据供需对接，提升农业、工业、服务业、信息业、知识业五大产业供应链数字化水平。根据产业发展需求，分行业做好供应链战略设计和精准施策，围绕产业数字化转型推动国有企业全产业链优化升级，从而巩固产业规模优势、配套优势和部分领域先发优势，打造新兴产业链，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服务型制造。
关于数据市场安全与发展，我认为不应孤立看待。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的意识，从顶层设计贯穿从数据采集到数据销毁权的数据管理全生命周期的安全思想，对数据分类分级进行管理，设置数据流通和交易的红线。我认为，可以借鉴金融流通模式，成立具有法人资格的市场主体进行规范化运营，规避现阶段数据管理过程中制度缺陷造成的法律风险。
对于企业来说，国家数据局的组建，有望加快数据驱动的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首先，数据资产化、商品化将进一步明确，为企业经营提供新的商业机会；其次，将从实践上引导企业从意识层面上加强数据治理，实现企业数据跨部门流通，更加积极主动地融入外部数据交易市场，从而建立良好的数据资产生态；第三，将推动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提高企业运行效率，从而创造更好的增值服务和更多的就业机会。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张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