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 黄文萱:让耳朵“声临其境”,一位女混音师如何炼成
现如今各大流媒体平台的繁荣让音乐唾手可得,也让听众们在绝大多数时候只会注意到熟悉或陌生的歌手乐队名字,稍细心一些的人可能会再看一眼作词作曲的署名。而音乐制作人的信息却十分不容易看到。至于“混音师”这个不为大众所熟知的职位,则是更深地隐藏于产品、媒介和颁奖礼的幕后英雄。偏偏也是他们,才是让流行音乐最终进入我们耳膜的关键角色。
黄文萱就是这样一位大隐隐于录音棚的“女工程师”,但她的名字近几年来多见诸各大音乐奖项入围名单。作为专业混音师,她擅长将歌手最好的一面呈现出来,尽量帮助他们找到自己的声音、放大自身的特色——比如,为茄子蛋《浪流连》的闽南语演唱增添原生态的力量感,通过把控器乐声效的平衡赋予告五人的《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更多的民谣叙事质感,或者原汁原味地呈现歌手持修雌雄莫辨的独特声线。她痴迷于声音的每一个细节,也许正是这种痴迷让她在行业内率先拥抱全新的AppleMusic空间音频技术,让乐迷们的耳朵进入一个能被彻底包覆的天地。
在接受界面文娱采访的时候,她既能以很多深入浅出的比喻,来解释复杂的技术概念,也能一边笑对职场的性别不平等,一边给我们“八卦”和艺人那些有苦有甜的合作记忆。
混音师是干嘛的?
黄文萱实在太喜欢并擅长通过类比去解释工作内容了。她认为自己就是一名厨师,要做出感动顾客的菜肴。而混音师、编曲、制作人,全都在为这道最终抵达味蕾的菜品服务。他们各自分工不同又有重合之处,制作人可能更像行政主厨,决定着这家餐厅的口味和菜单;编曲可能是采购,清楚需要哪些应季食材;“最后给到我这个厨子,去加各种调味料。”
担任过制作人和编曲的文萱,会试着明白自己混音时,身边的编曲会在想什么,“制作人决定要搞印度料理,编曲可能准备了300种咖喱,具体要哪种,需要我们一起去沟通,这都是环环相扣的。”
很幸运,自从高中就知道自己想做音乐后,文萱先在乐器行跟音响公司打工,处理灯光、音响等演唱会的硬件准备工作,免不了经常要搬运重物,不想给同事添乱的文萱,顺理成章转到了录音制作方向。成功聘上了制作大师陈伟的助理。就像立马进了一家米其林餐厅,到后厨帮忙,养成挑剔的胃口和品鉴能力。
然而,这个行业里几乎就没有过女性。文萱刚开始入行时,是社交媒体还不太发达的年代,录音棚又在山里,就不太跟外界联络。有一次收工下山,遇到其他录音室的男生,人家感慨,“哇!你就是传说中那个山上的女生!”
即便换作平权意识远远超前的法国,情形也大抵如此。文萱去那边参加过两次混音研习营,“一个班20个人,两次都是我一个女生,人们以为我报错名了,是不是该去隔壁电影配乐班?”可见,在国外录音行业的女性也非常少,文萱估计也就3%到5%吧,“其实这份工作不大依靠肌肉的,或者只靠耳朵的肌肉吧。”
技术行业,是性别刻板印象最突出领域。女性太好看,会被认为是花瓶;长相普通,那么“这个妹子很专业吧”。而录音室,从来就是一个烟酒和黄色笑话普遍存在的地方,加上作息紊乱,常常都得从下午一两点干到清早六七点,女性一般承受不了。文萱不想把自己弄成一个挑衅传统价值观的狠角色,不想去特别强调女权,而是保持男女平等的立场,和大家建立友谊关系,“同事跟我说黄色笑话,我可储备了更黄的呢。”
反过来,混音师的工作离不开细致繁琐的归档整理工作,那么细心的女性会不会反而更擅长?如同一位好管家、好秘书。文萱认为这又是逆向刻板印象了,“我并非一个细心的人,只是比较坚持不服输,不允许不好的东西出去。这就和性别更无关了,无论男女,如果有这种坚持,作品一定能传播出去。”
曾经有研究表明,70岁以后,男性听力衰退是女性的两倍,这会不会是另一种性别的优势?“但我认识很多厉害的混音师,都是耳朵受过伤的。太过强调这些,又显得女生有多了不起似的。”文萱又辩证地思考到。
去年的电影颁奖季有一部名叫《塔尔》的电影曾入围威尼斯,也被今年奥斯卡提名。这部影片讲述了一个关于古典音乐圈里女性翻身、做上柏林爱乐乐团指挥的故事。文萱当然看过,并进一步深入了解过背后的事情。“真的有一个指挥家‘马林·阿尔索普’(MarinAlsop),和凯特·布兰切特扮演的这个角色很接近,可电影又说自己是原创,还添加了最后滥用职权的黑化翻转。真实世界里的那个女生,认为就是在隐射她,并抗议道,‘好不容易有女性当上指挥家,你们还要去丑化’。”文萱可不愿成为塔尔。
笔者是在网络条件巨烂的山地国度塔吉克斯坦与黄文萱进行视频连线的。旅途中,没有一副品质过得去的耳机,除了以共同的华语完成信息不大会丢失的交流外,确实是无法感受这位女性混音师的成就的。比如,让她骄傲的魏如萱作品《HaveA NiceDay》,虽能感受到如碎南瓜乐队《1979》那般迷人的轻快节奏氛围,但如果再有空间音频加持,岂不能让耳朵飞上天?
“你不用听我的,有条件的话,去听EltonJohn那首《RocketMan(IThinkIt'sGoingToBeALong,LongTime)》。讨论空间音频的国外论坛上,都把它当神曲。”显然,文萱自己的耳朵也曾被这首经典名曲的空间音频版本带飞上天过。“然而这首歌的混音师却说,他也不知道自己做了些啥。”这项技术对录音工程界还太新了,没有既定规范也就没有限制,正好让黄文萱这样的“好奇宝宝”能激动地参与到一个未知但有趣的历史进程中。
屋子里传来的猫叫求食声,让她迅速想到怎么解释空间音频:“我能马上知道猫大概在哪个方向、有多远距离,因为人耳在真实世界的听觉,不是我们传统听音乐时只有两只喇叭那样的,而是通过墙壁反射,从四面八方传来,再进入大脑去处理信号的。如今的空间音频,是把每一个发声物件,都放进一个球体的不同地方,形成杜比全景声。”
VR、AR这些技术的规模化应用,让游戏和电影早就远远超前于音乐;而现在空间音频的出现则让文萱觉得,它能让原本在看一幅画、注意到一座公园大门的你,迅速走进画面里,并开始逛公园。
“那么可不可以说,空间音频让你们混音师有条件去成为詹姆斯·卡梅隆、在音乐领域打造一张对标3D《阿凡达》的专辑?”我好奇问道。“那可就真正功成名就了吧。”她说。
国外的音频工程师之所以能把EltonJohn1972年的名曲《RocketMan(IThinkIt'sGoingToBeALong,LongTime)》打造成空间音频的试金石,可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越早年代的录音素材,就会越干涩,收取的环境声效比较少,比较容易让混音师去赋予它新的空间。“而如果拿到的素材空间感已经非常强了,想要在一个空间上再叠加一个空间,就可能导致浑浊或定位不清楚。”因此黄文萱也认为1970年代那些华语经典,才最容易去实现空间音频化。
再有就是编曲方式,也影响着加工空间。茄子蛋的《浪流连》、告五人的《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这些乐队作品,都是前面由很简单的键盘铺陈,而后失真吉他效果器一踩,进入爆发情绪的摇滚时间。而张惠妹的《偷故事的人》、吴青峰的《太空》等叙事感强烈的个人歌手作品,也都保持在一个相对稳定的音场。通过这些歌曲的混音工作,文萱发现,乐器比较少时,就像在一个安静的公园,能立刻判断声音从何而来;而编曲复杂时,就像置身闹市区的十字路口,各种声音扑面而来,而人脑在同一时间的注意力是有限的,会很难去处理。
除了厨师的比喻,文萱认为自己还是一名心理医生。很多时候,接到歌曲混音任务,歌手或制作人并不清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这就需要跟做诊疗的混音师去充分倾诉和沟通。
一个例子是徐佳莹的《是日救星》,由陈君豪制作,弄到一半,被唱片公司老板打了回去。“陈老师不得不改了风格,到最后也不知道成什么样,本来的鼓族,想要日式风格,也没做到。给到我时,没有特定方向,那我只好乱尝试,结果居然获得了意外好评,也让陈老师获得了金曲奖最佳单曲制作人。这相当于没有草稿,反而画得很好。”
还有就是总要碰到各种不愿彼此妥协的情况。“我得想想说谁才不会被杀死”,犹豫了片刻,文萱把新人女生余佩真奉上祭台。“我们说她是‘女鬼’,一直追着缠着我们,但新人又不懂,总说些很奇怪的话,让我们很烦。制作人破例答应了她和我见面沟通的要求。这个‘女鬼’就带着自己厚厚的笔记,劈里啪啦给我嘻哈了二三十分钟没带停,说自己每首歌的意境、画面和自己的梦。我真的被感动到。对方这么珍惜自己音乐里的每一个声响,我可不能这么主观地用经验去决定人家的命运,这些歌是得跟着她一辈子的。”文萱顺着余佩真想要的方向,一直用心改到对方彻底喜欢为止,最后那首《昏你》还拿下了金曲奖最佳作曲人奖。
无论对人对己,混音师还是个“精神分裂”的职业,要灌注美感于一个细节,又得跳出来看大局,除了肯定自己,还得学会推翻自己。这么一来,文萱经常也得给自己做心理治疗,比如“音乐排毒”,让耳朵休息。回家后要么干脆什么都不听,要么跟着爵士乐手的老公多接触自由的爵士。
音频科技的迅速发展,既让工作变得容易,也会延后做决定的时间。当今的数字平台,一次可以用100个轨道、100个软件,可能性呈几何级数增长,就注定更伤脑筋。那么可否让ChatGPT这样的AI来替代部分工作呢?会担心这个职业被AI取代的那天到来吗?
文萱认为,目前的AI还只是善于大数据分析和神经元学习,只是非常可能取代初学者,做出跟大家都一样的抖音歌曲。但作为行业音乐人,一定得追求工业标准之上的东西,无论是不是空间音频、要不要无损音质,重点还是要能不停创新表达方式,传递情感内容,这是AI取代不了的。要不也不会在这个技术膨胀的年代,还有那么多人,孜孜不倦追求回归磁带和黑胶这些老旧传统了。
聊天结束后,我才发现她去年就曾担任制作人,出品过一首《AI敢会爱?》,里面唱道,“我的心脏是塑胶做的,我也清楚它由你编码,由你来组成。”(Myheartisplastic.AndIknowIwillbecodedwithyou.Themakingsof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