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创新型中小企业融资可能不适用传统的风险评估方法
4月17日消息,2022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15日至17日召开,会议主题为“行稳致远,金融助力高质量发展”。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发表了演讲。
黄益平表示,在直接融资、资本市场,尤其现在有了北交所,专门要支持专精特新,将来很多创新型中小企业都可以到资本市场去融资。刚才吴校长也说了,资本市场应该更多关心这些创新型的、科技型的企业。但这里有一个困难,一般到银行去融资门槛比较高,很多中小企业融不到资,但事实上中小企业到资本市场去融资门槛更高,要是到银行都融不到资,到资本市场去融资可能更困难。
当然会有一些专业性的投资机构可以帮助解决这一问题,但如果一大批企业都需要融资,一大批投资者都想对这些企业做投资,怎么办?传统的风险评估的一套方法可能不是特别适用。所以我现在的建议是,能否用类似于大科技信贷、用大数据分析的方法来做信贷决策,分析这些准备上市或上市以后的公司的创新潜力、市场前景或者可能的财务状况,在传统数据不是特别充分的情况下,同样可以给它做一个很好的投资分析。如果这一条路能走出来,那么我们的数字金融就不仅仅是提供移动支付和提供贷款的问题,而是在资本市场上走出一条新路,同时也能支持中国很好地克服下一轮能不能创新的大难题。
以下是演讲实录:
感谢邀请参加今天的讨论。刚才王建宙董事长讲得非常有意思,他说我们在支持科技创新时,不仅要支持独角兽公司,也要支持大象公司。我想做一个补充,我们还要关心很多蚂蚁公司,中小微企业在创新当中同样发挥很多作用。未来大象公司也好、独角兽公司也罢,都是从初创企业开始成长,一开始也没有规模,但他们同样需要获得金融支持。民营企业在中国经济的创新当中占到70%,如果金融不能很好地支持民营企业或者中小企业,那我们的创新、经济增长等等方面也会有问题。
在1978年,中国经济改革刚刚开始时,我们主要就是一家机构——中国人民银行,一家机构兼任了三个方面的工作,中央银行、商业银行,同时还有一些金融监管。其实中央银行和监管的功能不是特别强,因为人民银行一家在1978年时就占到了全国金融资产的93%。从1978年开始,我们决定把工作重心从原来的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这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一下就提升了。在随后的四十多年,发展起了一个非常庞大的金融体系,这个金融体系如果跟国际上的金融体系做比较,还是有一些特征,我们曾经总结了四方面的突出特征:
1.规模比较大。
2.政府在金融体系的运营中干预相对比较多,我说的“干预”是相对概念,在金融学里经常讲金融抑制、抑制性金融政策,主要讲的就是政府对于金融体系运行当中,比如对汇率、利率、跨境资本流动、大型金融机构控股等的“干预”,在这些方面我们国家政府的功能还是比较多。
3.我们的监管还没有真正发挥金融监管应该发挥的作用,虽然我们金融体系相对比较稳定,但事实上我们在过去长期维护金融稳定,一方面是靠政府兜底,另一方面靠经济持续高增长,在发展中解决问题。最好的例子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我们的银行不良率超过30%,但没有挤兑,也没有出现银行危机,更没有出现系统性的金融危机。原因在于这些银行都是国有商业银行,存款人对政府有信心就不会对银行失去信心,就不会到银行去挤兑,政府就有时间可以把流量控制住、把存量慢慢消化。同时当时政府做了一系列工作,剥离坏帐、注资、引入战略投资者直接到资本市场去上市,今天最大的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在国际上都已经排在前四位了,是非常了不起的。但是金融监管在识别和化解风险方面功能可能还有待加强,他们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很多成绩,过去这几年金融风险也不少,但是我们维持了金融稳定,但是将来能不能更好地加强系统的稳定性,监管的工作还是有改进的空间。
4.银行主导。国际上一般把金融体系分为两类,要么是银行主导,要么是市场主导。银行主导就像德国、日本,市场主导就像美国、英国。各个国家都有不同的特征,但我们确实是银行主导。
当前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我们的增长模式从过去的要素投入型转向创新驱动型。1978年,我们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人均GDP是200美元,经济不好,所以要改革。但是它的另外一面就是生产成本实在很低,只要能生产出产品来,不是太糟糕,就一定能卖得出去,一定有竞争力,所以有的学者说“后发优势”。我们去年人均GDP已经达到1.2万美元,很快就达到高收入经济的门槛,实际也说明我们四十多年来经济确实赶上来了,但同时而来的是成本水平提高,这时候简单的产品、技术、管理就不能支持可持续的发展,我们就需要创新驱动,这就是为什么创新变得很重要。
今天讨论的科技创新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这也是为什么我前面讲更多关注一些中小企业的问题,因为我们国家当中最主要支持创新的力量其实就是中小企业。这两年中小企业融资条件、环境有很大的改进,但为什么这个问题现在变得比以前更加突出?我的看法,并不是我们改革初期,好像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不突出,我觉得同样很突出、甚至更突出,但是到今天,支持中小企业、支持民营企业,就不简单是公平的问题、普惠的问题,而是关系到经济能不能持续增长下去。因为增长模式变成了创新驱动型,核心问题就是经济能否创新,而创新的主力恰恰就在中小企业,这个问题一下子就有了宏观的显著性,所以变得非常重要。
这几年来,确实我们也看到采取了很多政策。我最近关注一个数据,非常有意思,过去一直说民营企业融资难、中小企业融资难,所谓的融资难就是借不到钱。事实上我们在全球危机以后,其实是出现过一轮去杠杆,有一些是主动的、有一些是被动的。如果看在全球危机,即2008年、2009年的危机,危机之前,中国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平均资产负债率大概处于差不多的水平,到了全球危机以后,一下子出现了很明显的分化,主要的去杠杆发生在民营企业,国有企业其实资产负债率略有下降,但是下降得不是很明显。
我后来看2017年底的数据非常有意思,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大概是在60%左右,民营企业的资产负债率稍微比50%高一点,这8~9个百分点的差异其实就是反映了在全球危机以来,去杠杆主要集中在民营企业,这也是2016、2017年有一段时间社会上关于民营企业融资难的抱怨非常普遍。
再看一下2021年底的数据,民营企业负债率变成了57.6%,而国有企业平均资产负债率到了57.1%。也就是说这四年时间,民营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反超国有企业,变得更高了。我觉得政策确实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监管部门这几年一直在强调要给中小企业增加融资,尤其是2020年、2021年两年经济形势都不太好,中小企业贷款第一年增长了30%、第二年增长了25%。经济形势不好,但是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的融资在不断上升,说明它们的环境其实是有改善的。但这样的改善是否能很好地支持创新?能否持续?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起码我觉得从政策层面来看,很大力度的政策也见到了效果。
最后简单跟大家讨论一下,将来什么样的金融能更好地支持经济创新?我说的“经济创新”既包括独角兽,也包括大象,但更多还是在这些中小企业。
从大的方向来说,就是怎么样改善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两个渠道,世界上的金融体系无非就是两类,一类是银行主导,一类是市场主导,我们一直是银行主导,我们的政策方向是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在间接融资当中的比重。
但是与此同时,也想提出我的一个看法,我们当然也要不断地往发展市场的方向走,但是我个人的猜测是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些传统金融机构可能还是会在金融当中占据很重要的地位。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不太可能改变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这一特点。原因很多不展开细说,但即便如此,传统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也可以不断创新、改革,学习怎么支持科技创新、经济创新。
听起来刚才说的主导体系不太会改变,似乎不太乐观,但如果看日本和德国也能靠这样的一套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几乎走到了经济技术的前沿,我觉得我们还是有很大空间可以继续往前走。
但是在中国最有特色的地方其实就是数字金融发展,这和上一个环节最后的讨论是密切相关的,我个人最近几年也一直关注用数字技术怎么改善金融服务,尤其是在中小企业服务当中。刚才微众银行的介绍很有意思,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同样可以用数字技术。数字技术这一套最大的优势是一方面可以通过平台的长尾效应解决金融服务过去很难实现的获客难的问题,所有的客户上来之后,就可以留下数字足迹,用大数据分析的方法来做信用风险评估,从而决定要不要给它融资,微众银行和网商银行在这方面已经积累了非常好的经验,在特定的融资范围里,他们的风控做得是很不错的。传统金融机构发现给中小企业很难服务,主要是获客难和风控难,利用数字技术以后,可能能克服这样一些障碍。“十三五”期间,中国的普惠金融发展有很大突破性进展,主要来自于数字技术的应用。
我刚才说的更多还是在银行里的应用,在直接融资、资本市场,尤其现在有了北交所,专门要支持专精特新,将来很多创新型中小企业都可以到资本市场去融资。刚才吴校长也说了,资本市场应该更多关心这些创新型的、科技型的企业。但这里有一个困难,一般到银行去融资门槛比较高,很多中小企业融不到资,但事实上中小企业到资本市场去融资门槛更高,要是到银行都融不到资,到资本市场去融资可能更困难。
当然会有一些专业性的投资机构可以帮助解决这一问题,但如果一大批企业都需要融资,一大批投资者都想对这些企业做投资,怎么办?传统的风险评估的一套方法可能不是特别适用。所以我现在的建议是,能否用类似于大科技信贷、用大数据分析的方法来做信贷决策,分析这些准备上市或上市以后的公司的创新潜力、市场前景或者可能的财务状况,在传统数据不是特别充分的情况下,同样可以给它做一个很好的投资分析。如果这一条路能走出来,那么我们的数字金融就不仅仅是提供移动支付和提供贷款的问题,而是在资本市场上走出一条新路,同时也能支持中国很好地克服下一轮能不能创新的大难题。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