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冀:我们的作品必须要仰望星空
转自:瞭望东方周刊
“不论是描写庙堂之高,还是江湖之远,文艺作品都要体现生活的本质。不能只堆出一个个标签或数据,而要用纤毫毕现的细节,描摹人的具体行为,描摹人流动的命运,让作品有烟火气。”
2024年初,张冀当选中国电影家协会第十一届副主席,并出席中国影协第十一届主席团会议。十余年来,他以编剧身份参与到《中国合伙人》《亲爱的》《我和我的祖国(相遇篇)》《夺冠》《三大队》等电影的创作中,也曾独立执导电影《长沙夜生活》。现实主义题材是他把握时代脉搏的切口,扎根底层的作品图谱也是张冀本人在时代变迁中个体意识的展现。
2023年7月,陈可辛执导、张冀编剧,以网球运动员李娜为原型的电影《独自·上场》过审。张冀为这个剧本花费了两年时间,他坦言,名人传记是现实主义题材改编的天花板。这类根据真实故事改编的现实主义作品,给人带来一种在场记录时代的沉浸感,能够表达创作者对现实社会的深刻体察和人文思考,展现个体与时代紧密相连、同呼吸共命运的动人瞬间。
张冀近期担任编剧的电影《三大队》票房以破7亿元的成绩,成为2023年贺岁档票房冠军。从2013年的《中国合伙人》到2023年的《三大队》,张冀的作品题材丰富多元,在不同代际、阶层、思想观念的群体中都有一定规模的受众。纵观自己十余年的创作,置身电影市场的发展和大环境的变革中,张冀认为,国内电影创作者拥有极为丰富的素材资源,中国本土就是一个孕育故事的巨大温床,需要创作者倾注心、情、思去感受时代脉搏与生命精彩,满足观众对于优质现实主义作品的强烈需求。
看到活生生的人
对张冀来说,现实主义精神不仅是一种创作手法,更是一种思维方式。从十多年前的《中国合伙人》开始,张冀便坚持作品要有真实的生活触感。上至社会名流,下至贩夫走卒,无论镜头选取的参照样本如何变化,围绕样本延展开来的故事都扎根在真实可触的社会土壤中。
“不论是描写庙堂之高,还是江湖之远,文艺作品都要体现生活的本质。不能只堆出一个个标签或数据,而要用纤毫毕现的细节,描摹人的具体行为,描摹人流动的命运,让作品有烟火气。”张冀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专访时说。
2023年底《三大队》热映时,张冀在宣传中提到过很多关于基层警察的工作和生活习惯。这些翔实的细节让电影和普通类型片拉开距离——比起刑侦故事,电影更重要的是讲述人生。
张冀对《瞭望东方周刊》谈及片中主人公程兵出狱后回家探望妻女的一个片段:程兵女儿已经是亭亭玉立的少女,与沧桑的父亲几乎没有任何交流,镜头里的程兵原本还能堆出勉强的笑,结果在看到手机背后的大头贴被划花时,无比落寞。那张照片是十多年前他还在当刑警时,年幼的女儿给他贴上去的,那时女儿还很黏爸爸。
张冀没有用更大的事件去体现程兵女儿在父亲入狱后的困境,而是穿插一个划花照片的简单举动,就点明了父女之间的疏远隔阂。他解释道:“这体现了时间对人的侵蚀。女儿这个看似平常的举动,其实对他是锥心一击,说明女儿对他的认识就像照片一样模糊,这是父亲身份的丢失。”
市面上不乏现实主义作品,但如何在细节里精准凸显人性、呈现生活的真实质感,不是靠简单的素材堆砌。这不仅依靠创作者本身敏锐的观察和捕捉,也需要对生活的真切体悟。
创作《中国合伙人》时,张冀接触了很多创业者,年轻人为了节省开销、在合租公寓客厅搭着帐篷入睡,提心吊胆、怕被赶走,发愁失眠,他把这些细节都放在了电影里。前年执导《长沙夜生活》,他在当地采风调研,观察解放西(长沙最繁华的商业区之一)来往的人群,后来镜头呈现的内容也很有生活气息:烧烤摊主因为常年劳作腰背劳损,在开工前都要戴上护具;他们在工作中要吸入大量油烟,怕上火,因此晚上一般就只喝加少许盐的白粥充饥。
“既然是现实主义,看起来就是真的过日子,不是非得要那种一惊一乍的强翻转,有时简单的会心一笑、鼻头一酸才是生活,普通人在生活里就是这样,平淡细微。”此外,张冀主张适度抛弃一些粗暴、套路化的细节刻画,以此体现人性的复杂和不断变化。
费孝通曾在《中国文化的重建》中提到:最早的西方社会学,被称作SocialPhysics(社会物理学),要运用物理学的办法来研究人文世界。但是在21世纪的中国社会,时代需要一种重视人与物结合的人文思想。不仅要看到社会结构,还要看到群体中活生生的人。
谈到对个体的聚焦和观察时,张冀说,这也是做现实主义题材的趣味和意义所在:“活的,才是生动的。”这些年,他将创作视角对准鲜活多样的个体,自身抱持的态度也朴素平实,“我自己一直都是生活方式很简单的人,早年没成名的时候去开会,经常会被当成修暖气的。现在做写实题材,也还是很喜欢深入调研的过程,观察这些平凡具体的生活日常,以此作为创作现实主义作品的根基。”
在尘土里仰望星空
张冀是湘西人,18岁来北京上学前,日子都是在县城和山村中度过。少年时代的乡土情结深植于心,他到现在都记得在湘西大山里,人们背着背篓走在雾气蒙蒙的山路上、茶农在烟雾缭绕的茶园里采茶的情景,风景如画。山区的雨季长达数月,雨不停地下,云也不断变化,偶尔放晴,夕阳慢慢隐入山谷,宁静安逸。街上有人卖小吃,夜里就点上烛火,家附近还有个火车站,列车经过,机器轰鸣伴随夕阳下沉。
清新质朴的自然风光和市井烟火很早就锻炼了他的观察能力,现在每次为筹备作品外出采风调研,张冀都觉得很开心。“我喜欢去田园、社区、不同的职业场所调研,观察形形色色的人。这些年,采风已变成我生活的一部分,和接触的老老少少聊天,唠家常,可以得到很多细节。”
成名前,张冀进行大量的阅读和拉片练习,写影评锻炼,繁重的案头工作训练固然提升了基本功,但他坦言就像浮士德,总困在书桌前会郁闷,人也不够开阔。成名后有了一定条件支持,他在案头工作之外,坚持抵达现场观察。
打拐题材电影《亲爱的》是张冀第一次独立编剧的作品,当时他和导演陈可辛一起去深圳的城中村调研,看到天空中密密麻麻的电线纠缠在一起,当即决定把这当作电影的开场画面,“电线在半空中缠绕,如虬枝,如乱麻,就像生活本身。编出来的东西再像,也比不上真实生活中得来的情感。”
“采风也没有什么具体的任务,就是看和听,一个浸润的过程,感受来自日常的润物细无声。”张冀说,“细节收集是多样化的,有些东西就是靠自己捕捉,看他们怎么走路,怎么吃饭喝茶,怎么聊天说笑。有一次,我坐在一个基层民警身边听他打电话,他语气装得很威严,但表情里都是对女儿的疼爱。这些对于创作者来说就是有温度的细节,可以提炼出来放在作品里。”
锻炼近十年后,张冀把这种“在场”观察的创作方式运用得愈发娴熟,摸索出了自己的创作方法论:先还原现实再进行二度创造,其次是要写平凡人做不凡事。这个“不凡”不仅指电影的艺术审美、戏剧冲突,还包括精神维度的升华。“从现实生活中拿到的素材故事,经过非虚构创作,加工提炼,最终一定要有精神层面的升华,这是最关键的地方。”
张冀提到,现实主义作品一度被认为是过时的。“因为总有一部分声音拒绝谈高尚,拒绝谈情感,似乎一谈到这些,就觉得很肉麻,觉得是形式主义的说教。但我觉得,我们的作品必须要有仰望星空的那部分,而不是一直甘于在尘土之中。”
在每部作品中,张冀都表达了对“星空”的追求。他曾在很多场合都讲过这个故事:《亲爱的》拍摄期间,那些失去孩子的家长来现场探望,其中一位父亲握着他的手,说非常感谢为他们写了这么一部电影。当时他情绪没绷住,到洗手间哭了几分钟,“觉得自己写的故事根本不配眼前这个人握住我手的力量。这个人承受的苦难和不幸、仍然昂扬的生命态度,都击中了我。时代如此丰盛,让我有最鲜活的热情去成为一个在场记录者”。
另一个典型例子是以中国女排为原型的《夺冠》,他为之做了海量的案头工作,阅读市面上能找到的所有关于中国女排的报告文学和人物传记,进行大量人物采访和现场采访,还看了很多比赛录像。“我对郎平这样的人物肯定是仰望的,在这个基础上还原、再创造,通过女排的发展,展现那几十年中国社会的时代发展和变革。”后来,张冀凭借《夺冠》荣获第三十三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编剧奖、第十九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编剧奖。
在张冀看来,对于当下的现实生活来说,用文艺作品进行真实记录和精神升华都是必需的,电影本就具有对现实的慰藉功能。“很多现实主义作品,对苦难和困境都具有超越性的解决方案。那样我们才觉得有光,才有勇气往前走。”
融入传统文化热潮
张冀很关心青年影人们的成长,特别关注由青年创投平台选出的作品。张冀主张,年轻电影人应在文学素养和生活经验上多做积累。“这批年轻人大多留学归来,艺术理论扎实,眼界开阔,但有些传统和经验的积累很难一蹴而就,我觉得应该更重视调研,更重视精神维度的追求,避免视角的悬浮。”
张冀也提到了近年来兴起的传统文化热潮,认为优秀传统文化是电影创作的富矿。当年尚未成名的张冀在《中国合伙人》项目的筹备中被陈可辛选中,也凭借了几分传统文化带来的亲近感。那天他们见面,陈可辛问:怎么看待剧本中的主要人物?张冀回答:农村出身的成东青就是刘邦,海归孟晓骏就是项羽,这部电影可以从中国文化的典故中找出许多原型,或者说从民族性、文化属性上去丰富人物形象。传统文化的联动和本土原创思维,令张冀获得陈可辛的青眼。
“现实主义精神完全可嫁接多重时空,故事可以发生在秦汉,也可发生在唐宋,与之对应不同的传统文化。讲述古代城市里发生的故事,也可以把现代人的思想和情感体验放进去。”张冀说,“我觉得这是未来很令人激动的一个方向。年轻一代对传统文化有着充沛的热爱和追求,能够顺应时势去做一些有意义的艺术创作,为时代留一个小小的注脚,就属于作者的莫大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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