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平都龙王庙新考
▌宗春启
北京地区的庙宇，为数最多的是关帝庙，其次是观音庙，排在第三位的当数龙王庙。神话中的龙王，是统领水域并掌管兴云布雨之神，过去，凡是有水的地方，河、湖、井、泉之侧，差不多都建有龙王庙。
旧时，在北京地区众多的龙王庙中，居于首位的当数位于昌平白浮泉的都龙王庙。农历六月十三，据说是龙王的生日，也有的地方说是下雨日、雨节。明清两代的每年这一天，四邻八乡的农民聚集于都龙王庙，“报赛尊神，演剧三朝。结社鸠资，香火繁盛”。这事铭刻在乾隆十七年《都龙王庙置庙田碑记》中。这通碑现存于都龙王庙内。
如今，历经近一年的重建，白浮泉公园于近日重新开园迎客，都龙王庙也被修葺一新。公园内林木蓊郁，庙宇肃穆，更有泉水潺湲。人们来这里不仅可以放飞身心、欣赏美景，还可以凭吊古迹。
白浮泉公园里的都龙王庙
白浮山不是神山
都龙王庙在昌平区境内，明永安城东南五里的白浮山之巅。白浮山得名于山前的白浮村。白浮村之得名于白浮图。据有学者考证，此处曾有佛教白塔。白浮山之西还有一座大小相似的小山，人称凤凰山。白浮山因山顶建有龙王庙，又称龙山。龙王庙何以建在山顶？因为此山之下有泉，因而白浮山又称龙泉山。据《光绪昌平州志》记载：“城东南五里曰龙泉山，旧名白浮山。旧志：龙泉山即白浮山。”旧志，指《隆庆昌平州志》。其上有记载：“龙泉山在州治东南五里，山之绝顶有敕建都龙王祠。……北麓有龙潭，深不可测。潭水之东，有数泉出乱石间”——这就是白浮瓮山堰之首的白浮泉。
白浮泉因郭守敬修筑白浮瓮山堰而闻名于世。《隆庆昌平州志》中说：“白浮山上有二龙潭，（泉水）流经白浮村，郭守敬引此水西折而南，经瓮山泊流入积水潭以通漕运。”《元史·河渠志》其中载有白浮泉的大名：“通惠河，其源出于白浮、瓮山诸泉水也”“白浮瓮山即通惠河上源之所出也”。请注意：《元史》说诸多泉水是通惠河之源，而非白浮泉即大运河之源。
有道是：“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有一通碑的碑文中说，白浮山下的龙穴，是“玉渊金井龙”之洞府。此话在当地百姓之中，一定是深信不疑的。
近些年，白浮山频繁出现在媒体的报道之中，并将其称为神山。有必要订正一下的是：无论哪部志书，都没有把白浮山称为神山。昌平境内有两处神山，一在州治之东北，一在州治之西南。有泉水汇入白浮瓮山堰的神山，即在昌平西南。据《光绪昌平州志》：“城西南四里曰凤凰山，又二十一里曰神山，一名神岭峰，亦名驻跸山”，亦即今日之凤凰岭。
误将白浮山称为神山，源于对郭守敬一段话的误点、误读。这句话记载在《元史·河渠志·通惠河》中，郭守敬向忽必烈建言，“上自昌平县白浮村引神山泉西折南转过双塔榆河一亩玉泉诸水至西水门入都城……”——这句话说的是白浮瓮山堰的起止点，应该这样断句：“上自昌平县白浮村，引神山泉西折南转，过双塔、榆河、一亩、玉泉诸水，至西水门入都城……”把神山泉理解为西折南转的拐点，就没有错了。在这件事上，顾炎武老先生就弄清楚了。他在《昌平山水记》中说：“出神岭峰山下为神山泉，出白浮山为白浮泉”——两者不是一回事。
《白浮山龙神祝文》
元代皇帝敕建都龙王庙
白浮山顶的都龙王庙始建于元代，是北京地区有据可查的最早的敕建龙王庙。
都龙王庙内现存一通《明弘治八年重建都龙王庙碑》，碑文记载：“白浮村北凤凰山上有都龙王庙，乃前朝所敕，迄今犹存。”弘治，是明孝宗朱祐樘的年号；弘治八年，即1495年。清《光绪昌平州志》中记载，都龙王庙曾在明洪武八年重修，这些记载可以证明：早在元代，都龙王庙就已经存在了。
按《隆庆昌平州志》的记载，都龙王祠为敕建。敕建，即秉承皇帝之命而建，建造所需资金出自朝廷；敕赐，是建成之后由皇帝赐名，建造费用来自民间集资。龙山东麓、景泰七年重新开山建造的龙泉禅寺之名，即为“敕赐”。据这些记载，都龙王庙是元代皇帝降旨建造的，可以确定无疑了。
那么，都龙王庙具体建造于元代的哪一年？笔者认为在至元二十九年（1292）前后，亦即郭守敬修建白浮堰的开工之日。古人重大工程开工之前，必先祭拜天地神灵。白浮山为白浮瓮山堰之端，白浮泉又为十泉之首，依照惯例，郭守敬在开工之前要祭拜一下白浮山龙神的，因而先请示忽必烈建一座龙王庙亦在情理之中。想必郭守敬开工之前，是曾在都龙王庙中举行过隆重典礼的。
有证据表明，都龙王庙在元代是由皇帝遣官致祭的。元代翰林宋褧（jiǒng）的《燕石集》中，有一篇《白浮山龙神祝文》：“灵源北导，酾（shī，意为疏导）为河渠。以溉以舟，实利万世。逮冰斯泮（pàn，意思是融化），载通厥流。神其相之，永祐天府。”这篇祝文表达了对白浮山龙神的企盼，希望它对白浮泉等诸水引成的水流予以庇佑，使之能灌溉农田、能助行船；希望在冰雪融化之后，让诸水顺利流入京师。这篇《祝文》标注的时间是元惠宗元统二年（1334）二月二日，应该是宋褧为前来都龙王庙祭祀龙神的使臣起草的。元统二年（1334），是白浮瓮山堰筑成四十年之后。证明都龙王庙早已建成，并于每年的二月初二由皇帝派使臣致祭。
元代有岁祀岳、镇、海、渎之制，即定期由皇帝派使臣持香前往致祭，并有祝文。使臣祭拜之时，须先自报家门：“维元统二年二月二日，皇帝特遣某官等，致祭于白浮山龙神。”之后再恭诵祝文。这个仪式，记载在《元史·祭祀志》中。在《燕石集》中，还收有元统二年宋褧为祭拜岳、镇、海、渎和天妃的祝文，格式一律是八句、三十二字。
宋褧（1294-1346），字显夫，大都宛平（今北京市）人。泰定元年（1324）进士，累官监察御史，后为翰林待制，迁国子司业（皇家学院副院长，正院长为祭酒），擢翰林直学士，兼经筵讲官。为皇帝起草祝文，他有这个实力，也具备这个资格。
明清多次派官员祭祀
景泰七年胡濙撰写的碑文中提到：“（都龙王）庙则灵应甚多，而凡旱涝阴晴□□，朝廷谕祀，则民无不感孚欤。”感孚，即感激、信服。看来都龙王庙不在明朝皇帝遣官致祭的庙宇之列，只有遇到旱涝灾害时，皇帝才会想起都龙王庙的存在，委派官员去祭祀。
《隆庆昌平州志》中说，“（都龙王庙）遇旱往祷辄应。”《明弘治八年重建都龙王庙碑》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弘治八年（1495）三月，昌平地区自春至夏，一连数月没有下雨。钦差守备天寿山的内官监太监郭福，偕同守备都指挥佥事解端，“侧身修省斋戒沐浴”之后，来到都龙王庙求雨。有道是：心诚则灵。“不三日，而甘霖大降，万果皆苏”，保证了当年的丰收。“神既有功，人所当报”，于是郭福要“更新其庙，以益显其灵”。他带头捐钱，一倡百应：黄花镇的守备，长陵等五个神宫监的大小太监，长陵等五卫的文武官员一百五十多人，白浮等村的百姓、僧尼等一百余人纷纷解囊。二十多天后，都龙王庙“轮奂一新，光辉百倍”。
康熙五十二年的《重修昌平州龙王山神祠碑》，记载了更为神奇的一件事：康熙五十一年（1712）春天，有个叫祁国祚的官员被派来管理霸昌道各项事务，上任后来到昌平地界，正赶上天旱无雨。为表示虔诚，祁国祚步行到都龙王庙来求雨。不知此人的运气怎么那么好，他刚走到龙王山神祠下，“辄大雨四境”！神龙之灵验，令祁国祚感叹不已。看到都龙王庙的殿宇倾颓、圣像损坏、周围墙垣残破，他深感不安。事实令他坚信，都龙王庙之神有功于民，“大非他寺院比”。第二年春天，祁国祚号召官民集资，重修都龙王庙，并率先捐出俸禄。这一年恰好是康熙帝六十大寿，又是一个雨水丰沛的丰收之年，重修都龙王庙，可谓是天降恩泽、君民同喜。因而他的倡议得到下属官员的响应，昌平、密云、怀柔、平谷、霸州、固安、涿州、香河、保定等十七州县的二十余位官员捐出俸禄，他们的官职和名字都刻在了重修碑的背面。这次重修，由顺义县正堂杨进忠督工。数月之后，不仅都龙王庙焕然一新，连上山的路也修得“平坦、宽可容车”，从此来拜祀都龙王庙的人，不再有崎岖之叹了。这件事也被写进碑文、刻在了碑上。
都龙王庙现在还可以看到一通清光绪七年《重修凤凰山山顶龙王庙碑》。碑文记载着光绪四年（1878）一则求雨应验的事。碑文说：“志载凤凰山之巅有敕建都龙王庙，未详创始，仅记重修于洪武八年。虽代远年深，然遇旱往祷应。光绪己卯（光绪五年），晋、豫两省旱灾偏重，饥馑渐臻，民几相食”——山西、河南两省大旱，饥饿的老百姓几乎到了人吃人的地步。碑文说，昌平地区自去年秋冬以来也是降雨偏少，本年春夏也是“屯膏如故”——甘霖不施于下。当时，负责治理霸昌道的官员是续昌（字燕甫，隶蒙古正白旗，姓巴林氏，监生出身，晚清政治家），人们尊称他为续公祖。他听属下说：都龙王庙祈雨有求辄应，于是带领属下一起来到都龙王庙，叩拜焚香。“雨不三日而大霖，近畿一带亦于是日霑足”，不仅昌平地区解除了旱情，连带北京郊区各县也都下足了透雨。碑文说：“甘雨随车，非此之谓欤！”甘雨随车是一个成语，意思是车走到哪里，及时雨就下到哪里。这句话直接把这场降雨的功劳记在了续昌头上。
求雨应验了，求雨者还要来“谢降”——感谢龙神的恩赐，这是必须的。当续昌率众来谢降之日，看到庙宇年久失修，“垣颓脊折”，慨然产生了重修庙宇的想法。话一出口，在场百姓立刻表示赞同。他们说：让我们这里免遭山西、河南的大灾，都是续公祖的恩赐，这大恩大德怎么能忘呢？重修庙宇，也是为了纪念续公祖感召之诚啊！于是大家奋然集资，都龙王庙得到了重修，正月开工，九月落成。开工时，续昌已经调任江苏海复了。
这场甘霖透雨果真是续昌求来的吗？有道是：否极泰来，久旱必雨。或许，续昌以及上述这些求雨活动与“不三日甘霖大降”之间并无必然的因果关系，可以说是巧合，但时间上的衔接难免会让人把二者联系起来，致使当时的人们对都龙王庙崇拜有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