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英国大选观察：工党赢下了选举，却没能赢得未来
7月4日，英国时隔近5年再次开启了大选投票。正如选前多方预计的那样，工党毫无意外地赢下了412个下议院席位，携172席的议会“超级多数”（supermajority）重返执政。这也是工党继1997年以来在大选中获得的最佳成绩。另外一边，保守党则仅收获了121个议会席位，创下了其自立党以来的最大选举失利。为何保守党会败得如此彻底？有人会说，保守党在新冠疫情中间的灾难性表现早已决定了其在未来大选中失败的命运。诚然，2020-2022年间保守党内部持续不断的丑闻和危机已为这次大选结果埋下伏笔。可以说，保守党本次的惨败是意料中事，英国民众用选票表达了大家对保守党14年执政成果的愤懑和失望，但大选所呈现的基调并不是一句“工党狂胜”或“变革”（change）就能概括的。其中的许多元素颇值得我们来推敲、分析。
一、政府混乱，民生凋零，民众冷漠
2020年初，新冠疫情开始肆虐全球。刚刚在上一年底获得大选胜利的保守党约翰逊政府便遭遇了本世纪以来英国国内最大的公卫危机：由于长期的经济紧缩政策以及由此造成的医疗资源的匮乏，曾为英国骄傲的NHS（国民健康服务体系）早已独木难支，无力承载当时的抗疫重压。为了防止医疗系统的超负荷运转，保守党政府不得不采取严格的“居家封闭”措施。然而，公卫危机的深化再次激化了英国的社会不平等问题，且数十万人因为患病而不幸离世。而在防疫方面已经左支右绌的保守党政府很快又陷入到一连串的政治危机之中。2021年11月底，英国媒体曝光包括首相约翰逊在内的保守党政府高官在2020年圣诞封城期间公然违反自己制定的防疫措施，参加在首相官邸举办的节日派对（即“派对门”事件[thePartygate]）。同时，保守党议员派特森（Paterson）涉嫌违规为企业进行非法游说的腐败丑闻与“派对门”一并加速了约翰逊政府执政危机的爆发。据BBC统计的民调显示，自2021年12月6日后，保守党的支持率由37%开始一路下滑，再也没有在与工党的竞争中领先过。2022年6月，保守党党内部分议员发起了对首相约翰逊的不信任投票。虽然对首相的不信任案未获通过，但紧接着保守党副首席党鞭平彻（ChrisPincher）的性骚扰丑闻成为压垮约翰逊政府的最后一棵稻草。7月5-6日，38位保守党议员宣布辞去政府公职，迫使约翰逊在7日辞去首相职务。随后，接任首相的特拉斯（LizTruss）也未能解决约翰逊政府留下的内政上的烂摊子，其政府抛出的财政预算案引发英镑兑换美元汇率跌至历史新低，特拉斯也未能及时处置其党内的乱斗，就任仅50日便下台，成为英国历史上任期最短的首相。2022年10月底苏纳克继任英国首相后，保守党党内混乱的局面才得到一定的缓解，但保守党早就在一系列的危机中民心尽失。2024年5月22日，苏纳克趁英国国内通胀率达到近3年来新低（2%）之际，突然宣布下届大选日期，但其在瓢泼大雨中的落寞讲话已然预示了大选的走势。
保守党政府不仅未能在政治上解困，还无力应对疫情以来受到极大冲击的经济及民生问题。首先，新冠疫情和脱欧影响了英国经济的发展，2020年的GDP比上一年度下滑了10.4%。虽然，2021和2022年均有小额增幅，但英国又在2023年秋冬两个季度陷入了负增长阶段（2024年第一季度有所回升）。同时，受2022年初俄乌战争爆发以来能源和农作物出口供给的影响，英国国内食品和能源价格飙升。至2022年10月，苏纳克上台之时，英国通胀率达到了自1991年之后的新高11.1%，国内的能源价格上限也从上一年的1227英镑飙涨至3549磅。据英国政府2023年11月估算，2022/2023财年，英国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跌幅达2.2%，创下1981/1982财年以来的新低。据Statista统计，截至大选日期宣布的2024年5月，英国94%的家庭认为其生活成本水涨船高。食物救济银行（foodbank）的使用率较2010年保守党上台时增长了50倍，亦从侧面说明英国民众的返贫率增高。这些经济民生问题也一举戳破了之前在选民中所奠定的“保守党会搞经济”的神话。同时，自疫情以来，英国公众更加关心和自己生命息息相关的医疗问题，医院排队等候时间过长和疫情期间发生的医疗资源挤兑现象让他们质疑NHS的效率和政府是否真正对其进行了注资。在本次大选前，经济和医疗也成为了英国民众最关注的两大问题，可以说，如果有政党能提出解决这两大问题的方案，它就会从中获取英国多数选民的支持。然而，保守党显然丧失了民众的信任。即便苏纳克还在努力向选民示好，但早已是无力回天。本次大选保守党仅获得近683万张选票，是1928年人民代表法案（21岁以上成年女性和男性公民一致，享有投票权）通过后的两党中败选党得票数的历史第二低[1]，也是1969年人民代表法案（公民年满18周岁，无论男女均享有投票权）通过以来的新低。[2]
不过，英国民众厌弃保守党的所作所为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们转头寄希望于工党身上。相反，十年内英国进行的2场公投及4场大选早就耗尽了民众对政治的信心。选民或已对英国主流政党（特别是执政党）长期无法兑现其许下的政治承诺而失望透顶，只是在保守党和工党之间选择了“两害中之轻者”（thelesserevil）。本次大选的结果基本印证了类似的判断：此次大选的投票率不足六成（59.9%），是2001年大选（59.4%）以来的最低值（进入21世纪以来，英国大选的投票率从未达到七成，只有脱欧公投达到了七成以上）。此外，工党虽然获得了970万张选票，但其政党的选票份额（voteshare）仅有33.7%，甚至仅比2019年败选时的工党所得份额多出1.6%，创造了英国选举历史中胜选党所占选票份额的新低，且工党和保守党的选票份额加在一起也未过六成（57.4%），这也是现代英国选举史中罕见的现象。究其原因，在笔者看来，还是在全球化影响的大潮下多数为生活奔波便已疲惫不堪的英国民众进一步加深了对国内主流两党的不信任，工党上台仅是选民们在冷漠、无奈中所做出的选择。同时，以往信任保守党的英国商界和支持工党的工会组织似乎也分别对是否继续力挺两党产生了怀疑。以本次大选中的政党筹款为例，在选战的前四周里，保守党仅仅筹集了160万英镑的助选资助，只占2019年其获得捐助总额的8%，保守党捐助人也从2019年的156人减少到15人。工党获得了一些商界精英的青睐，在选战前四周内共得了930万英镑的捐款（工党最大的捐助人是前布莱尔内阁阁员、森宝利超市前主席塞恩斯伯里男爵）；但从工会捐款这项进账来看，工党比2019年的大选了少了近300万英镑的资助，这是因为由于怀疑工党不会满足工会提出的提高工人生活条件的全部诉求，拥有120万会众的英国最大工会Unite表示，在此次大选中将不会为工党背书。此外，在针对普通选民小额募捐方面，工党似乎也没有达到其预期指标。工党总部甚至在给选民的邮件中指出，他们料到了募捐所得会随着大选日益临近而减缓，但实际的情况却远比他们想象中的还要糟糕。
因此，总的来说，比起往届大选，英国民众的投票意愿相对更低了。而正因为此，笔者认为，这次大选并没有绝对的赢家，反而体现了英国大众身处绝望中的冷漠。
二、工党：大胜中的隐忧
由于保守党党内混乱和在选战中昏招频出（如，苏纳克公布的“强制征兵计划”），如《金融时报》、《星期日泰晤士报》和《太阳报》这些传统意义上支持保守党的媒体纷纷转向，为斯塔莫领导下看似团结的工党背书。然而，“团结”的工党是建立在对党内左翼势力清理的基础上的。2020年4月，斯塔莫当选工党领袖之后，便开始着手对党内亲科尔宾的左翼势力进行了逐步的整肃，工党前党魁科尔宾本人和在议会内外影响巨大的工党左翼议员艾勃特（DianeAbbott）也分别因“不当言论”被实质驱逐出工党议会党团。4年来，不断有普通的工党党员因为一些言论或行为上的动作而被开除出党。同时一些工党左翼的中生代也遭到了党内领导层的阻击。2023年6月，时任北泰恩河地区市长的德里斯科尔（JamieDriscoll）被禁止以工党候选人的身份参选英国东北地区市长选举。工党领导层对德里斯科尔的禁令迫使他不得不选择退党，并引来了工会和党内如伯纳姆（AndyBurnham）等有影响力的中左派代表人物的批评。而在选战开启后，科尔宾因为没有获得党内的提名而愤然退党独立参选，艾勃特也是在选战开始一周后才最终得到斯塔莫首肯得以代表工党参选。但当时同为工党议员候选人的工党左翼新秀沙欣（FaizaShaheen）却因为曾点赞过绿党的推特发言和对以色列的批评，候选资格惨遭工党取消（也有其他的一些左翼候选人被党内取消了资格，如前议员SamTerry，Russell-Moyle等人）。同时，工党领导层对党内右翼中坚斯特里廷（WesStreeting）和艾克赫斯特（LukeAkehurst）的重用也显示了工党再次走向了布莱尔时代的实用主义路线。
我们从大选前工党议会党团在外交路线上的分歧也能稍稍看出斯塔莫的工党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团结。2023年10月以来，巴以冲突愈演愈烈。11月，工党内部在是否要求以色列停火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月中，工党在议会讨论中提出了在支持以色列自卫权的基础上对加沙地区进行紧急人道援助的议案，但遭到本党56名议员（科尔宾和艾勃特此时不属于工党党团的序列）的反对，他们跟随苏格兰民族党、绿党和自由民主党的议员一起，支持了苏格兰民族党提出的“立刻要求停火”的议案。这56人中多数为党内的少数族裔和左翼精英。这一事件说明，工党并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曲调和谐，相反，工党中的“左右内斗”贯穿了工党自创立以来的历史。且在工党获得选举大胜之后，如何处理党内左翼议员所带来的挑战，将是斯塔莫等高层领导和工党政府亟须认真思考的一大问题。
而工党对党内左翼的整肃和在巴以冲突中模糊表态也使其选情受到了影响。工党失去了包括穆斯林少数族裔群体、城市进步青年团体和传统左翼选民在内的大量选票（保守估计约有100多万），而这些选票很可能流向了绿党或独立参选人的阵营之中。除去科尔宾在其经营了41年的北伊斯灵顿选区击败工党候选人胜出外，另有4位立场亲巴勒斯坦的独立参选人在少数族裔聚集选区击败传统工党势力，成功当选议员。前工党影子内阁的重要阁员、斯塔莫的支持者阿什沃斯（JonAshworth）和戴本娜（ThangamDebbonaire，败给绿党）也为此付出了议员席位的代价（工党还在东莱斯特选区丢了一个席位给保守党）。同时，在北伊尔福德选区（IlfordNorth），斯特里廷也仅仅以528票的微弱优势惊险连任（另有两个工党传统选区也遭到了亲巴勒斯坦候选人的冲击，最后仅以小于1000票的优势胜出）；就连斯塔莫也在自己的选区受到了独立参选人的挑战，其所得票数比2019年减少了近一半。而在沙欣退出工党后独立参选的青福德和伍德福德格林选区（ChingfordandWoodfordGreen），虽然她在斯诺克名手“火箭”奥沙利文支持下，获得了超过12000张的选票，但因为她被工党剥夺参选资格而产生的选票分流情况，这个选区还是让保守党守擂成功。斯特里廷事后也承认，因为工党在巴以问题中的立场问题，工党在大选中丢掉了部分选票和席位。另外，虽然工党从保守党手中抢得了182个席位，但其中隐忧不小，因为这些选区大多是保守党的传统票仓，工党在其中赢下的22个选区中与保守党的选票差距均在千票以内（最小差距为15票）。如果未来五年内，工党政府的施政不如人意的话，这些边缘选区将可能重回保守党之手。
此外，工党所展现出的施政纲领可谓乏善可陈。如果说2019年的工党竞选宣言过于“雄心壮志”，以至于在选民看来都是些无法落地实施的“大饼”，那么本次大选的工党宣言却又缺乏推动改革的决心，旨在一味保稳。其宣言指出，工党执政后的工作重点将首先放在实现经济稳定和减少NHS等待时长上。我们倒可以从这里看出斯塔莫领导层的实用和务实，他们的确关注到了英国民众在民生、医疗等问题上的迫切需要。但由于受到英国经济下行现实情况的掣肘，该如何实现这些基本的既定目标，工党则尚未给出一个明确的政策实施方案。从福利供给的角度来看，税收是支撑各项公共福利支出的主要方式。自2010年以来，保守党政府长期推行的财政紧缩政策使得众多以福利供给为核心目的的公共服务业无以为继。而要收拾保守党留下的经济、民生困局，工党无非将陷入到一个要么继续财政紧缩、要么对工商界加税的两难境地之中：如要继续推行紧缩政策，则工党无法实现其加大投资NHS等公共事业的施政目标，而要对工商界加收更多的企业税和财富税，则或会造成英国经济的不稳定和波动。去年，时任影子财长的里夫斯（RachelReeves）明确强调，工党不会通过征税为公共服务提供更多的资金，为了稳定经济，也不会加征或推行新的财富税计划。她的许诺在为工党赢得了工商界的一些信心的同时，却也遭到了国内左翼人士指责，称工党已变成彻彻底底的“红色托利党”（RedTory）。但工党还提出，在其执政后，将大力打击英国富商们的避税活动并坚决执行保守党在任时便准备开始征收的针对英国公民在非英地区拥有资产的“海外收入税”（non-domtax），这或将在五年内为工党政府筹集大概26亿英镑的财政税收。相比工党的踌躇，往常更注重市场自由竞争、坐拥大批中产阶级支持的亲欧派自由民主党（LibDem）反而在征税问题上表现得更为大胆和“左倾”。自民党在竞选纲领中表示，如果获得政权，他们将会通过提高企业巨头的增值税率、对科技巨头加征数字服务税和对能源巨头征收暴利所得税等措施来支援医疗、学校和养老服务等公共福利供给和开销。当然，不同于无法执政的自民党对大企业宣战的“空口白话”，新的工党政府还是要顾及英国工商界对自己的支持和信心。一旦工党所谓的民生改革或因财政无力支撑而最终陷入停滞和困顿，工党政府将可能被迫开启新的增税计划。
这次大选，一共为议会增添了335名新的议员面孔，打破了1945年选举327名新议员的议会纪录。其中，工党411名议员（Hoyle继续担任议长）中新人便有231名之多。值得一提的是，英国议会还诞生了有史以来第一位中国出生的华人女性议员——34岁出生于四川的杨缘经过选举苦战，也成为了工党议员新人中的一员。然而，如前所述，庞大的工党议会党团并不意味着工党的团结，相反，工党内部派系众多，不仅工党右翼和斯塔莫的中派盟友们在党团中占有不小比例，工党左翼在其中也多了一些新的面孔，同时，我们也不应忽视党内中左派系的存在。例如，工党党内“合作党”（Co-operativeParty）的议员成员增加至43人，其中3人加入了斯塔莫的新内阁，他们将和副首相雷纳（AngelaRayner）和能源大臣米利班德（EdMiliband）一起，组成工党政府中左派的中坚力量。然而，一旦工党在民生、福利改革上推进不顺，党内左翼和中左派势必将在征税问题上向斯塔莫施压。如何调解党团内部纷繁复杂的派系平衡，也是斯塔莫政府无法避开的难题。
三、传统两党外的政党格局：苏独无力、左派崛起、极右起势？
左翼阵营中，除去科尔宾和4位亲巴勒斯坦人士以独立参选人的身份胜出外，建制左派政党在本次大选中的表现有喜有忧。首先，苏格兰民族党在大选中只得到了72万多张选票，比上一届选举上少了52万张选票，在下议院中的席位也从48席跌落到只剩9席。提倡亲欧进步民族主义的民族党已在苏格兰地区执政了17年。在英国脱欧后，民族党在前领袖斯特金的带领下，一直为再次启动苏格兰独立公投而奔走。然而自去年起，民族党接连遭遇打击：首先，斯特金和丈夫马雷尔先后卷入民族党公款挪用的丑闻之中（斯特金被警察询问后即被无罪开释）；随后，民族党又被发现苏格兰卫生大臣马西森（MichelMatheson）在度假期间使用属于议会公用的iPad，跨国漫游竟花费了1万多磅。这两大事件都损害了民族党自身清廉的形象，并在不少苏格兰选民心中种下了不信任的种子。祸不单行，2024年4月，作为苏格兰执政党的民族党又在气候减排议题上与其盟友绿党发生了争执，时任苏格兰首席大臣的优素福（HumzaYousaf）宣布结束与绿党的执政同盟关系。旋即，优素福在苏格兰各反对党发动对其不信任动议表决前辞去民族党领袖和首席大臣的职务。民族党近期频繁的丑闻事件和政治变动表明，它既无力继续推动二次独立公投的发展，也使得自己与支持苏格兰独立的中间及左倾选民渐行渐远。在工党“赶走托利党”（gettheToriesout）的号召下，民族党也在大选中受到了冲击，将自己的36个席位拱手让给了工党。
获得352万张选票、拿下72个下议院席位的自由民主党成为本届大选中除工党之外的最大赢家。脱欧后，自民党借助自己亲欧的立场扩大了英国中产选民对其的好感。且一直持经济自由立场的自民党近年来在外交、民生、税收和社会议题上均有左转的趋势。在“赶走托利党”的大势下，自民党也从保守党手中抢走了60个议会席位。但由于其亲欧中产选民基本盘的稳固，自民党又成了本次大选中选票份额变化最小的主流政党之一。左派政党中，在选举中进步最大的当属收获4个议会席位的绿党：它一共斩获了近194万选票，是2019年大选的两倍还多。由于绿党一贯在外交内政中追求社会公义、坚持为弱小发声，并在推行绿能方面绝不让步，它的立场和政策主张受到了大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左倾城市青年的青睐，并在此次大选中收获了不少对工党失望的年轻选民的选票。绿党不仅保住了自己长期经营的布莱顿选区、从保守党传统选区内抢得两席，还在以学生和青年人聚居的城市中产地带收割了大量选票。在大多属于城市地带的40个选区中，虽然工党赢得了席位，但不可否认，绿党同时拿走了部分工党或左倾选民的选票，列居次席。对绿党更可喜的是，他们还在本地青年和左翼人士的帮助下，攻下了曾是工党“铁票区”的布里斯托中央区（BristolCentral），拿到了一个价值连城的议会席位。然而，在绿党“崛起”的同时，我们还须注意到，绿党的选票大多来自对工党转“右”表示失望的城市中产选民之中，他们并非完全认同绿党的整体价值观，只是用投票表达对工党的愤慨。与苏格兰民族党类似，这些选民对绿党而言，流动性较高。其次，诸如绿党的竞选宣言如同2019年工党的宣言一般繁琐复杂，除去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和知识分子阶层，普通民众很难明确把握绿党主要的政策方向。此外，在英国这种围绕传统两党制所形成的根深蒂固的简单多数投票体系中，绿党即便收获再多的选票，在具体的选区争夺中也很难与工党、保守党两个传统大党相抗衡。可以说，简单多数投票制限制了绿党在英国议会政治中更进一步。
同时受到简单多数投票体系影响的还有代表极右翼势力的改革党（ReformParty，其前身是2018年建立的脱欧党，BrexitParty）。在本次大选中获得了411万多张选票、并从保守党手中抢得5个议席[3]的改革党被主流媒体归为欧盟选举后欧洲极右势力抬头“大合唱”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诚然，作为英国本土极右派代表，改革党的确在本次大选中拿走了部分保守党选民分流出来的选票，并老调重弹，通过移民问题大做文章，让红墙区中有工人阶级认同观念的底层白人愿意拿出一部分选票投入它的怀抱。然而，改革党的起势在英国国内并不是什么新现象，有评论者说，这只不过是法拉奇将党标从几年前的“紫色”（英国独立党，UKIP）改成脱欧后的“青色”的把戏。我们的确不应人云亦云，夸大极右势力在英国大选中所取得的“战果”。如果将此次大选跟2015年选举拿来进行对比，人们将发现，同是在法拉奇的领导下，同为极右势力的UKIP和改革党都在选票份额方面成为了继两党之外的第三大党（2015年的UKIP获得了388万张选票，占总选票份额的12.6%，今年的改革党则占到14.3%）。所以，我们除去部分分流到改革党的保守党选民的选票，是否可以下结论说，这次大选，所谓的极右势力的起势，实际上只是意味着他们再次围绕移民问题完成了对本土选民基本盘的塑形？而且，正是因为英国简单多数投票体系的限制，改革党相比欧洲大陆比例代表投票体系中崛起的国民联盟和AfD，根本无法在本国议会政治中形成什么气候。哪怕根据过去的投票经验，假设英国也通过改革在大选中改用比例代表投票制，除去传统两党外的其它中、左派政党在选票上也会对极右势力形成压制之势，基本很难会出现法、德那样极右尾大不掉的现象。因此，乐观地看，本次英国大选所反映出的基本情况是否恰能证明，脱欧后的英国反而是较少受极右势力左右的传统欧洲国家之一？
当然，简单多数投票制也是一把双刃剑。在这样的体系中，左派政党和极右势力都不太能获得真正的突破。它既防止了极右的坐大，也限制了进步势力发展，本质上，该套体系保护了英国传统的“两党天下”。
四、又一个1945年？
本次大选是英国选举史中少见的7月大选，上一次7月大选还发生在1945年。而工党同样也是在1945年大选中获得大胜。为此，有少数工党支持者将工党在此次大选中的胜出和所谓“变革”比作1945年的回光返照。然而，时过境迁，除去都是民众在7月初的选举中对保守党投下不信任票、帮助工党获胜外，此次大选几乎完全与1945年那场奠定英国福利国家基础的选举没有什么特别的相似之处。反而，对比1945年的情况，本届大选倒能凸显出一些工党一直尚未解决的问题。
首先，相比1945年作为工人阶级政党的工党，当下的工党还是无法解决自身的阶级定位问题。这既跟全球化带来的英国劳工结构的改变相关，又跟布莱尔时代以来信奉“第三条道路”追求成为“全民党”的夙愿存在某种联系。虽然工党在“赶走托利党”的大势中，重新拿回了拥有强烈工人阶级认同感的红墙区的议会席位，但单从其所获得的选票来看，工党的票数甚至比2019年还少了57万张。本质上说，工党并没有解决“红墙区崩塌”难题，相反，很多有着强烈工人阶级认同感的底层白人将选票投向了极右的改革党。近日，已退党的科尔宾在采访中公开表态，工党缺乏深入基层进行社区工作的决心。这似也告诉大家，工党或已放弃通过进行广泛的基层工作重构其红墙区“铁票仓”的努力，转而对自身中产化的底色心满意足。这或成为本届大选工党选情低迷的一大主因。
当然，斯塔莫等人也并非对重整工党在红墙区的“山河”无动于衷。为了从保守党和右翼民粹势力手中抢票，他们借鉴了1945年工党的爱国主义，不仅将米字旗印在了工党的党证上，还提出了“国家优先，政党第二”的爱国主义口号。诚然，1945年工党的确利用进步爱国主义的宣传，获得了大选的胜利。但那时工党的爱国主义道德观是建立在改善英国公民生活水平的基础上，而斯塔莫等人所提出的爱国主义内涵空洞、缺乏实际内容。即便其中也蕴含改善民生的主旨，但如何在英国经济下行的今天很好地将其落实下去，将是工党政府必须处置的严峻问题。
所以，这便不得不说到，工党面临经济的困境。1945年的工党政府同样身处经济困局之中。有幸的是，当时的英国拥有来自外部盟友的支援。随着美国贷款的到位和马歇尔计划的推行，艾德礼的工党政府建立了相对完善的福利国家体系。而当下的工党可谓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一无外部支援，二来国库空空。接过保守党留下的经济烂账，斯塔莫的工党政府或将接受比1945年更为严峻的挑战。新任财政部首席秘书的琼斯（DarrenJones）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被问到：“布朗的工党政府在与保守党-自民党联合政府交接时，在财政部办公室的抽屉里留下了一张‘空无余财’的便笺，那么你在办公室有没有找到（保守党）留下的写有同样情况的字条？”琼斯回答道：“我没在抽屉里找到任何字条，我猜保守党政府连便笺本都买不起了。”琼斯的回答不仅讽刺了保守党政府在其14年的统治中把经济搞得一团糟，也从侧面证实了新的工党政府所要面临的经济重压。对工党而言，1945年的辉煌已经一去不复返，他们看似赢下了选举，但并没有像1945年那样为英国赢得未来，如果工党政府不能有效地处理保守党留下的经济乱象，等待它的将是更惨重的溃败。
注释：
[1] 历史低点是1931年工党得到的634万张选票。
[2] 此前，二战后英国两党制中的败选党得票数从未低过2001年的835万。
[3] 其中的阿什菲尔德（Ashfield）选区曾一直是工党的“铁票仓”。曾是该区工党地方议员的安德森（LeeAnderson）2018年退党加入保守党。他利用之前在该区积攒的资源和人脉，于2019年代表保守党出战并当选为该区议员。2024年，安德森因为种族歧视言论被保守党议会党团暂停了其党团成员资格，随后安德森携议员身份加入了法拉奇领导的改革党，并在本次大选中胜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