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弦弓村的新式农贷：费氏姐弟与邹氏兄弟的记录、推演与实践
一条弯曲的小河穿过村子，外形像一把张开弦的弓箭，村子起名为开弦弓村，位于江苏省吴江县震泽区。小河通向村外，连接着不远处波涛万顷的太湖。90多年前，以商业银行为主导的新式农贷在这个小村庄里登场，展开了与高利贷的博弈，并给今天的社会学、文学和史学研究等，留下了记录、推演与实践的真实样本。
一、记录者
费达生（1903-2005），毕业于江苏省立女子蚕业学校，后留学日本东京高等蚕丝学校制丝科。1923年回国后，在农村巡回推广缫丝新技术时，“第一次看到农村的苦况，决定了从事蚕丝业来改进农村经济”。1929年，在江苏省吴江县庙港乡，她参与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家股份制乡村缫丝厂——开弦弓村有限责任生丝精制合作社。
1935年，费达生的弟弟，即将从清华大学研究生院毕业的费孝通，和新婚妻子王同惠同赴广西大瑶山考察，因向导失引，费孝通误踏捕虎陷阱，身负重伤，王同惠觅援求救途中，失足落入山涧，溺水遇难。经医治后，费孝通于1936年暑期返乡休息，准备出国。在此期间，他接受姐姐费达生的建议，到开弦弓村参观访问，在该村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调查，为其成名作《江村经济》一书的完成，奠定了重要基础。
费孝通的母亲杨纫兰和子女们合影。怀中所抱的是刚满8个月的费孝通。其余四人左起依次为长子费振东、次子费青、女儿费达生、三子费霍
费孝通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的“业师”马林诺夫斯基认为，“蚕丝业”是《江村经济》最成功的一章，“它向我们介绍了家庭企业如何有计划地变革为合作工厂，以适应现代形势的需要”。费孝通在书中提到，一个从事生产的工厂需要有适合安装机器的房子，建造工厂又需要技术知识和经费。如果技术知识由蚕业学校提供，那么经费又从哪儿来呢？
他说，“社员的义务是在工厂里有一份股金，每年供给工厂一定数量的蚕茧作原料”。这一合作社共有429名社员，基本包括了村里所有的住户及邻村的50多户。开办工厂所需的经费总共为49,848元，每个社员约需分担114元，第一年，社员入股金额实际上仅为2,848元，约为总额的5.7%。
名义上，合作社的“资本”固定在10,000元。这一数目被分成1,000股，每股10元。社员每人至少购买一股。第一年，认购了700股，可在五年内交款。但实际五年之后，合作社也才收到一半的股金。显然，工厂的资金还需要靠其他来源。
蒸汽机和机器（旧式）是从蚕业学校借来的，估计价值4,000元，有协议规定，五年以后工厂从利润中抽出钱来还给学校，但由于经济困难，工厂尚未履行这一诺言。费孝通写道：
为建造厂房和其他开支，工厂向省农民银行借来了15,000元的一笔长期贷款。由于商业上的原因，农民银行尚未同意支付。显然，负债是受“资本”10,000元的限制的。由于工厂在农村，一旦工厂破产，厂房和其他不动产无法拍卖。但政府的政策是要为乡村工业提供资金，这才有可能向银行借贷。另外，工厂向最近的镇，震泽的一个地方银行借了一笔3,000元的短期贷款（用土地和厂房作抵押），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到，工厂资金的基础实际上主要是政府的信贷，并不是靠人民的投资。
这是开办资金的来源；至于平时需要的周转资金，如收购蚕茧的资金，则是工厂借来的。费孝通写道：
原料由社员供应。每年收集新鲜蚕茧，社员交蚕茧时，工厂交付蚕茧的70%。这笔钱，是每年从省银行借来的，蚕茧作为抵押。
上述两段引文中提到的“省农民银行”、“省银行”，实际均为江苏省农民银行，而“地方银行”则是江丰银行。
在《江村经济》的“资金”一章中，费孝通专门就高利贷问题作了研究。他认为，当农村资金缺乏时，从城镇借钱给农村是必然的。他还较详细记述了当地高利贷的数种名目。
比如“桑叶的活钱”，高利贷者出借的钱按桑叶量计算的。农民借钱时并没有桑叶，也没有桑叶的市场价格。价格是人为制定的，每担（114磅）7角。如10月份借7元钱，可折算成10担桑叶，到第二年4月，那时每担桑叶的价格为3元，就必须归还高利贷者30元，每月的利息高达65%。
再有一种称“换米”。清明时节，人们开始从事养蚕业。借债人可以向债权人续借贷款，按米计算。不论市场米价如何，借米的价格为每3蒲式耳5元，借期延续至下一年10月，偿还时按市场最高米价计算，每3蒲式耳约7元。一个人在10月借7元到第二年10月应还48元，利率平均每月53%。
费孝通说：“高利贷者雇用他自己的收款人，在借债满期时迫使借债人还债。如果拒绝归还，收款人将使用暴力并拿走或毁坏任意东西。我知道一个实例，借债人死的时候，债权人便抢走死者的女儿，带到城里去做他的奴婢。借债人通常无知，不懂得寻求法律保护，社区也不支援他。”费孝通说，江苏吴江县住在县城的高利贷者每人都有一个外号，如叫“剥皮”，“这一外号说明了公众的愤恨”。
据费孝通的调查，“开弦弓一带的农民，一半靠田，一半靠丝”。他们所谓“种田只谋些口粮，其余都靠丝了”。问题在于，振兴丝业是无法依靠高利贷的。费孝通认为，“农村问题的根源是手工业的衰弱”；而手工业的振兴，又离不开稳定可靠的信贷支持。不能否认，在与高利贷的对抗中，江苏省农民银行是有贡献的。费孝通写道：
江苏省农民银行专拨一笔款项供农民借贷。这一措施指望基本解决农村资金问题，但它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它的管理水平和政府提供贷款的能力。在我们这个村里，我知道这个合作社借出了数千元钱，但由于借债人到期后无力偿还债务，信贷者又不用高利贷者所用的手段来迫使借债人还债，借款利息又少，不足以维持行政管理上的开支。当这笔为数不大的拨款用完后，信贷合作社也就停止发生作用，留下的只是一张写得满满的债单。
从《江村经济》中的记述看，江苏省农民银行的新式农贷虽不十分理想，但费孝通对该行的评价还是比较正面和积极的。
《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费孝通著，商务印书馆，2021年
二、推演者
如果说，《江村经济》对新式农贷留下的是客观的田野记录，那么，《茧》所展现的则是费孝通基于当时现实的合理推演。
《茧》，是费孝通1936年用英文写作的中篇小说，曾长期被封存于作者曾经就读的伦敦经济政治学院图书馆的“弗思档案”中，2016年才被发现并翻译成中文，被称为《江村经济》的文学版。这部小说译成中文后，仅约65000字。作为文学作品，它含有不少想象成分，却不完全是虚构之作。《茧》的故事发生于20世纪30年代，一个类似江村的江南小村镇，那里人们主要以养蚕和缫丝为业。
《茧》，费孝通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
《茧》的开篇，是“通先生”在二战前夕的柏林，因“灯火管制”而百无聊赖，从“覆盖着厚厚的窗帘和黑色的纸”的房子里出来，在康德大街的天津饭店就餐，巧遇自己的大学校友王婉秋。“通先生”在阅读德文报纸时，介绍了国内太湖地区遭到日军轰炸的新闻，王小姐听后脸色苍白，筷子都掉到了地上。从饭店出来后，他们去了一家咖啡馆，在那里，曾在苏杭之间一座新式小镇制丝厂担任管理员的王小姐，徐徐讲述了她的经历。
王婉秋在这家厂的职责，大抵相当于如今的人力资源部负责人，负责从农村招聘女工并培训她们。她的讲述，记录了当地农民张婶、三福和宝珠，开明乡绅黄老伯，留美归来的社会改革家吴庆农，经理助理李义甫，旧利益集团代表赵老板和史大爷等，面临新式纺织工厂对传统蚕丝业的改革和冲击时的不同选择和命运。
1936年的初夏，在一座介于苏州和杭州之间的小镇上，一间丝厂开张了。工厂规律的哨声提供了一个公共时钟，“有了它，甚至集市也有了一种新的节奏感，而家家户户的烟囱里升出袅袅炊烟的规律也有所调整”。
这家丝厂的厂长吴庆农在美期间，学习了现代经济体制，得出的结论是：目前的西方体制最终将导致人类走向厄运。他反对将这一制度引入中国，并在毕业论文《经济人道主义》阐明了这一看法。在这座小镇，他试图将理论付诸实践，以期拯救故里。
他认为，资本应用作支持生产，而不是积累自身。为了资助有益的生产，他决定预支给蚕农40%的蚕茧金，以便他们能用这笔钱继续经营他们的产业。他还派专家指导蚕农饲养桑蚕。
小说中如此描述：
他知道现如今村民太穷，无钱购买桑叶喂蚕，因此他愿意预付蚕茧款项，村民只需缴预付款百分之八的利息。八分利息，村子的人闻所未闻。此前急需钱的时候，他们只能去借扒皮的高利贷。七块钱的贷款一年之后就要用一片值八十块钱的土地来偿还，不少借贷者为了不交出他们的土地而选择了自杀，张婶的丈夫便是其中一例。八分息借贷，真是难以置信！
工厂在开办四个月后站住了脚，计划中的数字已经成了日常进账。吴厂长之前计划，在一个月内将村里的原材料全数收购，虽然曾面临极大的财务压力，但是在第二个月到来之前，大仓库里就屯满了原料。更重要的是，他从上海出口管理部门获悉，在近期的出口产品中，他的产品质量最优。
在小说第八章，上海一家丝织厂出现了罢工运动，原因是工厂拒绝退还工人们的保证金。据说，某些外国势力牵扯其中，后者想要利用这次罢工来吞并工厂。上海的金融圈已经呼吁政府介入，次日将在南京举行会议。“金融巨鳄蒋氏，可能被迫支持工厂。”
在吴庆农看来，事态并没有那么严重，“工厂的资金缺口并不大，要是银行愿意延长信贷期限，根本就没有什么危机可言”。他认为，蒋氏早就对这家工厂虎视眈眈，这次他的机会来了，“他让自己的银行拒绝给工厂提供方便的财务支持，这使得工厂无力支付工人们的保证金，才有了这次罢工。”他说，“这肮脏的交易却用爱国主义的美名来掩盖，名头越美，其实质越是不堪。”
吴厂长专程去了南京，他提出的关于政府保护小型丝织厂的建议，被工业部和丝业界代表联席会议采纳。但同一天，他也从报纸中了解到，工厂罢工已经结束，工厂已易手，蒋某现在是新老板。“报上还有篇社论称赞蒋某在对抗帝国主义中取得了胜利。”
发生在上海的这起工厂罢工事件，对吴庆农所在工厂的影响也逐渐显现出来。
这家丝厂垫资收购蚕茧的做法，显然触动了不少人的利益，包括当地高利贷者，以及压低价格收购蚕茧的茧商、丝行等。他们煽动村民闹事，密谋鼓动罢工，而此时上海的金融资本家，也伺机而动，想趁工厂资金未及时回笼的空档，收购丝厂。此时的丝厂面临着一场内外交困的生死危机。
活跃在城镇的高利贷者史扒皮，在和本乡最大一家丝行的储老板密谋之后，往上海方面打了个电话，随后正在南京等待国民政府援助的吴厂长，就被上海金融寡头蒋氏的人找上门来。
但吴厂长并未屈服，“他绝不乞求敌人的怜悯，就算看到整个工厂被彻底烧毁，他也不会接受这个卑鄙肮脏的家伙提出的任何条件”。吴厂长决意不把工厂拱手让给敌人。他告诉来人：“请回去告诉蒋老，我十分感谢他，但他必须清楚，如果我的工厂真的毁了，我绝不会感到痛惜，因为我从中吸取了教训，这教训的代价值了。”
小说没有明确点出事件的最后结果，但显而易见的是，在作者眼中，新式农贷的主导者即商业银行，其形象主要是负面的。《茧》记述的时间段，与《江村经济》基本吻合，但结论却大相径庭，或可理解为费孝通当时对新式农贷未来的预期并不乐观。
三、实践者
如果说费孝通曾经是开弦弓村新式农贷的记录者、推演者，那么他的姐姐费达生，以及农学家邹氏兄弟，则称得上是实践者。
费达生曾记述到：开弦弓村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开办之初的经费预算中，除机械由江苏女子桑蚕学校借用外，建筑及购置等约需二万元，原料资本约须三万元；临时周转的经常费，约须三千元；两项合计，共须款五万三千元，除社员入社时各缴纳社股一期外（每股四元），均须设法借贷；“乃由本校校长作保证，向本省农民银行商借开办费一万五千元，后另借到原料资本二万一千元，其余悉向震泽江丰银行筹借，概以月利一分计息”。
费达生
江苏省农民银行于1928年7月在南京正式开业，是全国第一家省级农民银行。1930年4月，总行迁至镇江，到1932年初，已建立分行和营业处20处。1937年，分支行处增至80所，在江苏省设立分支行的县份达一半以上。该行组织大纲规定，其使命“以扶助农民经济之发展，以低利资金，贷与农民”。其主要业务就是对农村放款，放款对象有合作社、生产互助会、乡镇代表、农民个人和政府机关，但以合作社为主要放款对象。
曾任该行总经理的王志莘后来回忆说：“当年为调查及筹备各地分行，曾遍历大江南北各县，深入农村，着蓝布大褂，乘破旧之脚划船，或骑瘦弱之驴马，往来于各乡村中，常在小菜馆内品茗休憩，约集当地乡农，共话桑麻。”
该行在人才的选择上颇有眼光。邹树文即为较有代表性的一位。
邹树文（1884-1980），字应藼，江苏吴县人，1907年毕业于京师大学堂师范馆，1908年赴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院求学，攻读经济昆虫学，获农学学士学位；1911年参加全美科学联合会，并宣读研究论文，是近代中国学生在美国宣读昆虫学论文的第一人。1912年在美国伊利诺大学获科学硕士学位，1913年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研究院从事研究工作。1915年回国后，历任南京金陵大学教授，国立北京农业专门学校教授兼农场主任（场长），国立东南大学农科教授兼江苏省昆虫局技师、代理局长，1928年转任浙江省昆虫局局长等。1930年，邹树文赴任江苏省农民银行设计部主任。
邹树文
1918年任东南大学农科教授兼主任的邹树文
该行设计部于1929年设立，时任该行总经理王志莘称：“此部之职务，在主持营业推广，与农事指导之设计研究，及与农业机关联络等事宜。”具有农业专家背景兼具丰富人脉关系的邹树文，显然是设计部主任非常合适的人选。他加入江苏省农民银行后，也确实对该行的正规化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1年初，邹树文在《银行周报》发表《把城市的游资移到农村去》一文，指出：“现在上海及其他通商大埠，银根存底，比较内地甚丰，同业拆款，往往有白借之时，而乡村农民借款，出二三分重利，尚是告贷无门，不但乡村，在偏僻之城市亦有此种现象。”他向金融界呼吁，救济农村之最妥善办法，即是“把城市的游资移到农村去”。他认为，“金融界投资于农村，虽不能一时直达于农民，亦应求其渐渐推到，使农民于金融界愈趋愈近。”
他到任不久，就提出了明确具体的工作计划，包括技术上的重要改进、筹划营业之发展等，以及搜罗参考资料、联络各界，并促进合作训练及农事指导等。他的工作非常“接地气”。1931年4月21日，他在镇江合作事业演讲大会演讲，主题为“合作社社员应当晓得的几件事”，从当时演讲的记录稿看，内容相当丰富，语言则非常平实，包括合作社社员开会的问题、记账的问题、储蓄的问题、经营副业的问题、农事知识的问题等等。
1931年，邹树文曾撰写了“用商业眼光调查农村经济”一文，颇具超前眼光。他认为，农民银行是一种商业经营，对于农村经济，要用商业的眼光来调查，并要特别注意对乡镇的调查。他的这一看法，与50多年后费孝通提出的“小城镇建设”思想，不谋而合。
江苏省农民银行吴江分行开设于1929年1月，资本12万元，其震泽镇（即开弦弓村所在地）办事处的营业数量占该行80%。主要营业为发放款项于农民组织之合作社，分为信用及抵押二类。其中，信用放款，每年三次，均系短期，借款人以合作社为限，月息一分五厘，实际农行收息一分，余五厘由行代为保存，分充合作社基金及各项开支。抵押放款中，定期抵押放款，仅开弦弓制丝合作社一处，计一万五千元。活期抵押放款，开弦弓制丝合作社的茧额每年约二万余元。此外短期放款，每年二次，均系活期，不限于合作社社员，月息一分五厘，农行实收一分，余五厘名为储藏费。
需要指出的是，除了江苏省农民银行外，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简称上海银行）对开弦弓村的新式农贷也有着较大影响。1931年起，上海银行专门设立了农业合作贷款部，该部的首任主任邹秉文，也是一位农业专家，且为邹树文的堂弟。
邹秉文（1893-1985），江苏吴县人，1910年在美国纽约柯克中学读书，后转入威里斯顿中学，1912年以优异成绩毕业，补取为留美官费生，考入康奈尔大学，先学机械工程，后改学农科，专攻植物病理学，1915年获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士学位，1916年回国后，先后担任金陵大学教授、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农业专修科主任。1928担任上海商品检验局首任局长。他在上海商品检验局工作期间，先后设立了棉花、畜产、生丝等检验处，初步实现了出口农产品检验的自主化，保证了出口农产品的质量和信誉。1932年初，他加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担任该行总行襄理兼农业合作贷款部（后改为农业部）主任。
邹秉文上任后，最感困难的是缺乏专门的合作人才。他和陈光甫协商，由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出资6万元，聘请英国合作金融专家施德兰博士讲授“农村金融与合作”，以及美国运销合作专家斯蒂芬博士讲授“运销合作组织”与“中国实用合作会计”。该讲座还设置奖助学金（金额3000元，名额10人），首开中国合作干部培训先河。
农贷部成立前，全行从事农贷的只有一人，邹秉文担任农贷部主任后数月内，先后延揽了多名专业人才，其中包括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教授徐仲迪，江苏省农民银行分行经理、总行调查部主任严逊之，江苏省农民银行吴江分行业务员、震泽办事处主任薛三安，研究及办理合作教育及指导事务多年的侯厚培，上海商品检验局书记恽济川，以及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毕业生王立我、李启田、王一蛟等。
1932年9月至11月间，邹秉文先后在安徽乌江，江苏吴江，河北定县、无极、深泽，湖南沿洞庭湖各县，“视察各地农村之新事业，尤注意其农业合作运动”。他视察开弦弓村所在地的江苏吴江县时，同行者中包括上海商品检验局生丝检验处主任缪钟秀、吴江县立农产场长孙受廉等，以及费孝通的姐姐、浒墅关江苏省立女子桑蚕学校教授费达生。
他发现，吴江县的金融问题比较突出，“农家于出售农产后，有款无处储蓄，因而消磨于茶酒赌博者，为数甚巨，所余货尚不足以清偿债务”。此外，“及至农作开始，或青黄不接之时，则又不能不举债，或向商店赊欠货物。举债或出之典质，或向地主借贷”。在吴江县的震泽、同里，各有典当三家，盛泽二家，每镇每年典借额，均在五十万元左右。“典质货物，以衣服首饰为主，间亦有典质食粮农具者，利息尚不过高，手续亦称简便，但典价不大，过期无力取赎而抵没者，其损失额不小。”至业主借贷，则重利盘剥居多。震泽账房之重利盘剥，尤为著名，有“梢叶”“糙米”“加一钱”等名称。其利息自四分至对本对利。“近年利息稍减，但至少二分左右，仍有高至五、六分者，农民受其盘剥，自必体无完肤。”此外，农民必需之品，向各乡镇商店赊欠者，为数较借款更巨，如育蚕所用之柴碳、纸张，以及肥料、食粮等品，“每节结账，虽不加息，但暗中往往货次价贵，分量不足，若再加利息合之，借贷实甚于重利盘剥。”
他所撰写的“吴江视察记”一文，以相当篇幅介绍了开弦弓村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他认为，从该社开办数年的情况看，“有盈有亏，与一般丝厂比较，可谓稳固而持久，且原料自给，人工自有，即营业不利，于原料价格之提高，及工资之收入，为数亦已不少”。他同时提出：“惟社中资本不足，开办费多半向银行息借，尚未完全清偿，营业资本则完全息借。农行月利，既需一分，他行往来，利息更大，故每担生丝纳息，常在百元以上，此则其困难问题中之最重大者耳。”他认为，吴江县在农业合作事业方面已有相当基础，“惟金融方面对于农民放贷仍觉薄弱，供求未能相应，故本行对于吴江农民事业，尚有协助之可能”。
1935年，在邹秉文的努力协调下，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与金城银行、浙江兴业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等联合组成中华农业合作贷款银团，分别按照生产贷款、运销贷款和利用贷款等项目实施，为农业改进和农村合作事业注入大量资金。从1935年至1937年，该银团共向合作社贷款500余万元。
根据李金铮教授的研究，1934年，在长江中下游六省，银行资本仅占农民借贷来源的2.8%，合作社占4.7%；到1947年，银行资本、合作社资本在农民借贷来源中分别增至27.5%、13.2%，但仍不能压倒旧式借贷。尽管如此，他认为，新式借贷是乡村借贷关系转型与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它提供了历史上所不曾有过的东西，多少改变了以往传统借贷尤其是高利贷一统天下的格局，是中国乡村借贷关系史上的重大进步。
建国前后，费孝通共计到访开弦弓村26次，进行跟踪调查，并提出了不少推动发展的建议。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不仅仅是记录者、推演者，实际也是一名积极的实践者。
（本文作者系复旦大学中国金融史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