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创新药风雨二十余年：他们现在走到哪里了
2000年初，中国创新药产业开始萌芽发展，历经二十余年，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跨越，从海外人才逐渐回流，再到药政改革、医保目录腾笼换鸟，资本市场敞开大门，在多方面助力下，整个创新药产业链在崛起。
今年9月8日，在美国召开的全球肺癌大会上，中国药企康方生物研发的抗肿瘤新药依沃西注射液，“头对头”三期临床研究数据揭晓，疗效击败当下全球“药王”默沙东K药，全场沸腾，成为会上壮观的一幕。
次日，在该公司召开的电话投资者交流会，全球众多投资者蜂拥而至，电话会开头一度宕机了十几分钟。拿下这款药物海外授权的美国公司SMMT，在上述研究结果公布后一周内，美股股价暴涨1.6倍。
这是中国创新药行业发展的高光时刻之一。
新中国成立75年以来，从“缺医少药”到以仿制药起家，之后成为了仿制药大国，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的医药产业以附加值低的仿制药为主，难以在全球医药链条上占据优势地位。2000年初，中国创新药产业开始萌芽发展，历经二十余年，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跨越，从海外人才逐渐回流，再到药政改革、医保目录腾笼换鸟，资本市场敞开大门，在多方面助力下，整个创新药产业链有崛起的势头。立足当下，中国创新药怎样才能走好下一程？
萌芽
2002年7月，在美国做病理科执业医师的丁列明，与在耶鲁大学做博士后的王印祥和医用化学博士张晓东聚集在一起，共同商讨一个抗癌新药项目的推进问题，是在美国研发还是回中国创业？
一个月后，丁列明告别家人，启程归国。2003年1月，丁列明和王印祥在杭州市余杭区创办了贝达药业，推进抗癌药物研发。
二十一世纪初，欧美等发达国家的肿瘤新药研发如日方升，但中国在这个领域还是一片空白。在中国药政改革启动之前，进口新药获批的时间一般都要比发达国家晚5到7年左右。国内患者屡屡陷入苦苦等药困境。即使获批，这些抗癌药的价格居高不下，甚至比欧美市场还要贵，大多数患者还是买不起、用不上。
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与世界经济接轨，中国医药产业迎来留学生归国潮，他们不少是生物医药领域拔尖科学家，怀揣着“改变中国创新药产业现状和做百姓用得起的中国原创药”梦想。
2003年，任职美国密歇根大学副教授杨大俊，与密歇根大学终身教授王少萌创办了亚生生物。2005年，从美国高校辞职、带着光彩熠熠履历的杨大俊，回国建立亚生中国研发中心，这也是亚盛医药的前身。2009年，亚盛医药正式成立。
2010年2月，已成为美国科学院院士王晓东，在北京的一次聚餐上，认识了美国人欧雷强相识，两人一拍即合，决心要在中国成立一家创新药企，开发可及且可负担的创新药物。次年，百济神州在北京成立。
夏瑜在2007年回国的第一站，是加入CRO公司中美冠科，担任高级副总裁并兼任太仓冠科生物分析检测有限公司董事及总经理。加入中美冠科后，她全面参与了公司决策及运营、团队及技术平台建设及商务拓展。
这一段经历是夏瑜后来创立并管理康方生物前的“大练兵”，在中美冠科任职期间，她与王忠民、张鹏、李百勇三位博士结缘，后来他们在2012年成为了康方生物的共同创始人。
多年后，这些药企都在国产肿瘤药物开发历程上各自留下精彩的一笔。但在2015年前，这些企业都经历同样的艰辛。那时，国内医药管理体系不少环节都存有空白，从注册管理办法，到申报内容、具体要求，再到指导临床研究的技术规范，根本不足以指导创新药的研发。创新药投资巨大，失败风险极高，也并不是一般企业能够承担，当时的环境，尚缺乏风险投资可以为企业的创新保驾护航。
今年5月份，在“第18届中国投资年会·年度峰会”上，启明创投合伙人陈侃回忆称，他2012年回国，那时中国的生物科技行业基本上是“北大荒”，大家不知道怎么做药，外企在中国的研发中心看起来也高不可攀。“我自己在药厂做研发，但那时投资主题基本上是临床CRO或者是仿制药，创新药都未曾想过。”
2008年，贝达药业的埃克替尼三期临床试验需要5000万元资金，但当时公司已欠下银行3000万元。艰难时刻，是政府雪中送炭，才让药物研发继续推进。
亚盛医药成立之初，因拿不到投资，账上的资金半年就消耗完，一度到了发不出工资困境。2010年2月，公司拿到了2000万融资。靠着这笔资金以及政府的相关项目基金，公司撑过了2010年到2015年这五年时间。
创办了康方生物后，夏瑜才真正体会到当时国内环境的复杂，早期公司靠着天使轮融来的2000万元，熬过了三年。为了生存下去，康方生物也一度出售了PD-1和PD-L1两款产品。
分水岭
2015年，是中国医药行业发展的分水岭。
这一年，60岁的毕井泉上任，出任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管管理总局局长。这位在医药行业像是“外行人”，出乎意料，上任后，他就对医药审评审批制度进行了大刀阔斧改革。
在这之前，药品注册审批慢、排队时间长，长期以来，行业口诛笔伐，有的新药还没上市，专利却快到期了。由于历史遗留问题，也有不少药品因滥竽充数而造成审批压件。
当年的7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对外发布药物临床试验数据真实性自查通告，要求企业自查，数据不真实的要主动撤回。手起刀落，随着临床自查核查打响药政改革的第一枪，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全线启动。
8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药品和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改革的意见》。两年后的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了《关于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鼓励药品医疗器械创新的意见》。近年来，我国也全面引入了全球通行的药品研发与注册技术要求，推动了我国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创新。
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的“组合拳”将新药审批时间大大缩短，使得创新药实现境内外同步注册上市成为可能。
这场疾风骤雨式的药审改革，激发了医药产业的创新活力。
企业在早期没有创新发展成果时，需要资金不断支持，才有实现创新的可能。创新药物的研发，涉及的不仅仅有资金投入，还要让投资人可以退出。在美国，早期介入投资的机构，后续可以通过纳斯达克市场退出，由此也培育了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创新药企。
在我国关于促进医药行业发展的政策支持下，2018年香港联合交易所《主板上市规则》第18A章“生物科技公司”的引入，以及2019年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的推出，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生物科技企业的上市要求，丰富了投资退出渠道，提振资本市场投资热情。2018年8月，歌礼制药登陆港股，成为18A第一股。此后的2019年至2021年，分别有9家、14家、20家生物科技企业登陆港股市场。
创新药行业的发展进入逐渐进入蜜月期，一些在华跨国药企高管纷纷亲自下场创业或加盟创新药企担任高管。
2017年，时任阿斯利康中国创新中心负责人的张小林，投身工业界多年后，已决定回大学潜心学术研究。当时，与他在北大同一个系的教授，恰好出来创业，后者也提议张小林出来创业。
阿斯利康任职期间，张小林带领的研发团队，有过显赫业绩，曾立项研发了阿斯利康最大的肿瘤产品泰瑞沙。
2017年，在国投创新、阿斯利康等多方协商下，张小林带领阿斯利康创新中心核心团队大部分成员创立了迪哲医药。为此，张小林也拿出了自己在阿斯利康挣下的退休金投入其中。
2021年底，迪哲医药登陆科创板上市，刷新了科创板企业从成立到上市的速度。
2018年，时任辉瑞中国总经理吴晓滨跳槽百济神州，这位德国的海归博士，在跨国药企职业生涯中有着斐然业绩，曾是跨国药企高管中最有影响力的“中国面孔”之一，曾被中国医药界称为“最牛药代”。这位医药界骨灰级人物的出走，折射出当时中国本土生物科技企业的吸引力。
突破
开头提及的国产创新药依沃西注射液，近日公布的临床研究数据，在疗效上，击败了全球“药王”K药，是国产创新药进步的一个缩影。
康方生物董事长夏瑜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生物技术发展浪潮下，生物医药产业的迭代发展，再加上国内创新研发政策支持下，为公司的优势所长提供了施展空间。一直以来，公司着眼于全球临床需求，进行新药研发。
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国产创新药研发渐入佳境。据IQVIA统计，中国医药企业研发管线贡献率从2013年的4%增长至2023年已经达到28%，中国的医药企业研发全球贡献率已经超越欧洲，仅次于美国。
2018年开始，国内获批上市的国产创新药数量增多。2021年，国产新药的上市数量首次超过了进口药。据中国医药工业信息中心统计，2017年至2023年，中国获批上市的国产创新药（按照1类或1.1类或1.4类新药计算）数量累计达到120款。
在很多领域，国产创新药作出了不少创新。
2021年11月，由亚盛医药研发的慢性粒细胞白血病靶向药物奥巴替尼上市，在破解耐药难题的同时，填补了国内临床空白。此前由其他企业研发的第一代、第二代慢性粒细胞白血病靶向药物，虽然解决了病人无药可用的问题，但依旧无法解决耐药问题。亚盛医药研发的这款药，之后通过医保谈判降价纳入国家医保目录，进一步减轻了患者用药负担。
2023年，8月，迪哲医药研发的舒沃替尼获批在国内上市，也填补了EGFRexon20ins突变型非小细胞肺癌领域近20年来的临床治疗空白，这是目前国内唯一获批治疗该适应证的靶向药。
迪哲医药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张小林对第一财经记者说，近年来，从国家层面到地方层面，对于生物医药的高质量发展，都出台了很多扶持和鼓励政策。我国的科研创新水平在不断提升，新药研发正从“快速跟进”向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的源头创新变革和发展。公司的研发立项也始终以临床价值为导向，聚焦在自身有全球竞争优势的领域，公司永远不去做“metoo”或者“mebetter”，而追求的是全球竞争。
在全球生物制药领域，年度收入超过10亿美元的药物通常被称为“重磅炸弹”药物。
2023年，百济神州BTK抑制剂百悦泽（泽布替尼）全球销售额首次突破十亿美元大关，全年销售额达13亿美元，成为国内首个“十亿美元分子”。
我国医药企业在积累了多年的创新发展成果后，逐步获得国际同行的认可，越来越多的国产创新药通过对外授权实现出海。
据医药魔方统计，2023年中国创新药企业通过BD（商务拓展）获得的首付款总额达267.64亿元，首次超过IPO渠道募资总额，并且是后者的近两倍。2024年上半年，国内药企也达成了42项对外授权合作，累计交易总金额255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80%。
在“第18届中国投资年会·年度峰会”上，陈侃表示，在过去的两年中，启明创投的投资企业达成了19项授权交易，都是对外授权，对象都是欧美的药企，包括阿斯利康、罗氏、辉瑞，首付金额都是几千万美元，甚至上亿美元，整个交易金额往往在十亿美元到二十亿美元之间，这也部分说明了公司这些投资企业的实力，以及中国创新药整体的实力。
下一程
国内市场中，医保是药品市场最大的支付方。为了满足患者临床需要，推动药品可及，同时为了鼓励新药创新，国家医保局这些年做了大量工作。
从2017年开始，创新药可以通过医保谈判的方式进入国家医保目录。2020年起，国家医保目录开始采用动态调整机制。近两年，国家医保局对谈判及续约的规则作出了优化。2023年提出，目录达到8年的谈判药物可纳入常规目录管理，同时细化了重新谈判的纳入范围。
创新药的商业化是药物整体生命周期内实现盈利的关键。在市场资源有限的背景下，如何快速实现商业化，是每家药企必须直面的问题。当前，医保支付是国内创新药的主要支付端。但新药进入医保过程中，价格竞争激烈。
根据中康产业研究院整理，从2019年至2023年，医保谈判历年平均降幅在56%以上。医保的“灵魂砍价”，有助于推动药物可及，但如何平衡企业的投入与产出回报，受到关注。新药研发的特点是“九死一生”，大部分项目以失败告终。少数成功的项目，如果不能实现巨额盈利，就很难补偿多数失败项目的沉没成本。
中国医药创新促进会执行会长宋瑞霖在2024年中国医药创新政策论坛上表示，我国长期处于全球版图上的价格洼地，谈判价格相较于最低国际参考价的中位价还低约39%，导致作为全球第二大药品市场的中国，创新药在全球医药市场占比仅为3%，与创新大国的定位显然不匹配。
在业内看来，国家医保基于“保基本”原则，创新药要全部靠医保来支付，并不现实，医保也无法解决创新药支付的所有问题，创新药支付应该走多元支付道路，目前也应该发展商业保险来进行补充支付，而这块还有待发力。
波士顿咨询（BCG）、中再寿险、镁信健康等3家机构共同编撰的《中国商业健康险创新药支付白皮书（2024）》显示，2023年创新药市场规模约1400亿元。据测算，商业健康险对创新药的支付总额约74亿元，占比5.3%。
有药企人士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科学家的回国潮，再加上医药行业的审评审批制度改革、资本市场的扶持，医保谈判等政策推进，激发了整个创新药产业发展活力，国产创新药支付改革是整个产业良性循环发展，最后一块有待弥补的短板。
张小林表示，从行业发展的角度看，政策鼓励的目标是开发真正有临床价值的创新药，尤其是能填补空白、解决未满足需求的创新。源头创新所做的正是从0到1研发出新靶点、新结构、新机制的药物，来填补临床空白、突破现有治疗瓶颈，这样才能做出全球有竞争力的创新药。同时，相应地投入和所承担的风险也会更高。因此，鼓励真正有临床价值的创新药能够尽早进入市场，得到商业上的回报来支持创新，这一点尤为重要，期待更多有助于创新药市场融资，加快真正创新药的审批，准入和医院落地，助力具有临床价值的创新药早日造福广大患者。
复星医药董事长吴以芳亦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很多时候，大家研发创新药是带有非常强的使命感。在过去二十年时间里，从国家层面鼓励创新开始，中国生物医药发展迅速，如今超越了韩国、日本，可以和欧洲国家并驾齐驱，并仅次于美国，这个产业的发展仍需要各方面的支持。近期很高兴看到从中央到地方出台一系列支持生物医药全链条发展的政策，我们希望可以借助东风发展得更好，也期待更多利好政策出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