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时间能为历史夹缝中的人兑现承诺（图）
转自：天津日报
说起米亚·科托，总绕不过去他的独特身份与经历。他是欧洲移民的后裔，莫桑比克才是他的祖国。他是当下非洲葡语作家的中坚力量，本次出版的“帝王之沙三部曲——《灰烬女人》《剑与矛》《饮下地平线的人》”中，他将目光转向历史更深处的二十世纪前夜。
彼时葡萄牙在莫桑比克的殖民活动已有近四百年时间，在这片由殖民活动划定的土地上住着不同部族的居民，有的村落接受葡萄牙的管辖，有的地方仍在本土部族的军事力量控制下。葡萄牙人除了持续征服本土部族，也和同在非洲殖民的其他欧洲国家角力。而在葡萄牙本土，君主与共和的冲突涌动，影响着非洲的命运。现代莫桑比克正是在这样的乱局中诞生，科托据此写的小说可以说是一部莫桑比克的民族史诗，也是莫桑比克诸多现实问题的历史根源。
故事从非洲女孩伊玛尼的讲述开始，《灰烬女人》是她流亡的起始。伊玛尼在乔皮族父母和葡萄牙神父的抚养下长大，她的村庄处在非洲加扎帝国和葡萄牙殖民者的双重侵略中，暂时投靠葡萄牙人的保护。加扎士兵入侵时，大家发现，驻守村庄的葡萄牙中士梅洛只是在葡萄牙的共和革命失败后被流放至此，无力调遣军队保护他们。从此，伊玛尼和中士一行人踏上流亡之旅。在《剑与矛》中，伊玛尼的两位兄弟先后死在混战中，为了伺机刺杀复仇，伊玛尼被送去给加扎国王做妾，却在不久后同王室成员一起被葡萄牙人俘虏，登上前往里斯本的船只。《饮下地平线的人》是流亡的最后部分，大船沿着非洲海岸航行，一路展示葡萄牙在非洲的胜利，直到在里斯本向更多的欧洲帝国展示后，伊玛尼随王室被流放至大西洋上的亚速尔群岛。晚年，伊玛尼回到莫桑比克，和子孙后人一起生活在那里。她的故事，仿佛是莫桑比克的民族史诗。二十世纪前夜，各方势力在非洲大地上角逐，在历史和强权的夹缝中，或许只有时间能为普通人兑现承诺。
三本书中，伊玛尼的讲述和各方信件按章节穿插。由多重视角和虚实织起的史诗叙事有许多历史依据，如加扎国和它的国王恩坤坤哈内，历史上确有其人其事，他的军事力量曾和葡萄牙人对抗，战败后被流放至大西洋的岛上。二十世纪末，他的遗骸被送回莫桑比克，有人说骨灰盒里装回来的不是帝王的遗骸，而是沙粒，“帝王之沙三部曲”的名字也由此得来。
许多关于这一时期的小说都会提及航海这一元素，从这个角度看，科托写的故事让人想起康拉德的《黑暗之心》，这本书里由一名欧洲青年讲述了从伦敦驶向非洲腹地的航行经历。伊玛尼的故事仿佛与此对应，故事主要由这位非洲女孩讲述，流亡的方向与《黑暗之心》相反，是从非洲村庄到帝国首都里斯本的航行。这样的视角正是身处两种文化之中的米亚·科托的独特之处。
作家之外，科托还是位诗人和生物学家。作为生物学家身份的米亚·科托，在家中会给受伤的猫头鹰手术，从中感受到人与动物之间的不同“语言”交流的奇妙。他造访莫桑比克国内的草原时，遇到了不会阅读的人，但是他发现“他们会阅读他们的世界。在这个其他智慧构成的宇宙中，我是不折不扣的文盲。我不会阅读大地、树木与动物的指示。我不会阅读云彩，也不能读出雨的预告。我不会与死者交谈，我失去了与祖先的联系，正是他们给了我们永恒之感。” 拥有多重身份的科托，在创作中融合了葡萄牙语和莫桑比克的地域性词汇和结构，重新创造了语言，建立了一种新的非洲叙事方式。
民族记忆、时间和语言是米亚·科托一贯的写作主题。他说，“我是白人也是非洲人，我想弥合两个对立的世界。”他在另一本著作《梦游之地》的中文版序言中写道，“如果你去过莫桑比克，就会理解这一点：所有人都想忘记内战，仿佛它根本没有存在过……容易遗忘之事才是真正该记忆起的。为此，我们需要重返过去。”无论是围绕内战的创伤、人与环境的冲突还是百年前的国家历史，科托一直关注普通人的处境和命运，致力于创造理解。《纽约时报》这样评价他：科托的人生交织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中，他为莫桑比克默默无闻的人们立传：女性、农民，甚至逝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