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消除的理想不易实现，终结疾病的流行也能成为共识性目标
埃博拉疫情在现实中肆虐时，美国非虚构作家理查德·普雷斯顿及其《血疫》《血殇》两部述及病毒起源和疫情蔓延的纪实作品收获了颇多关注。埃博拉只是传染病与人类互动的冰山一角，在埃博拉偶有沉寂的时间里，传染病从未退场，与疫情的自然暴发相比，普雷斯顿的《冷柜里的恶魔》唤起的是人为制造传染病流行的忧虑。
20世纪70年代，人类成功消灭了天花。这也是时至今日，人类社会采取现代医学手段，主动出击，成功消灭的唯一一种传染病。经过世界卫生组织授权，美国和俄罗斯（苏联）“合法地”保存有天花病毒毒种。
“9·11”事件后连带的炭疽袭击昭示着人为制造传染病流行的可能性。现实的炭疽袭击与可能的天花流行之间的交替叙事，暗示着天花毒种已经成为悬在人类社会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这种暗示其实并不那么难以置信，毕竟在游戏、电影等情节中，生物危机来得比核武器的威胁更为迫近。
作为伴随人类社会数千年的严重致死性传染病，天花的流行史是人与疾病关系的鲜明注脚。古埃及木乃伊上就留有可能是天花感染的蛛丝马迹。从我国使用“人痘”接种术，到英国人詹纳发明牛痘接种法，直至20世纪60年代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范围内推动发起消灭天花运动，伴随着人类曾经的苦痛、先哲的智慧、科学医学的发展、各个国家的勠力同心，天花的消除足以振奋人心，彪炳史册。
但就应对传染病的威胁来说，天花的消除史并不具有代表性。天花病毒结构相对稳定不易突变，通常认为天然宿主只有人类，疫苗制备简单、成效显著，这些特定因素使天花更容易为人类所消除。与之相比，消除其他传染病、攻克癌症等曾经弥漫于二战之后科学医学勃兴时代的浪漫主义想象，已经遭遇挫折，并成为档案中的医学历史思潮，启发着后人重新审视人与疾病的关系以及医学的限度。而与天花消除所对应的是，天花消除后的几代人已经不再接种疫苗，人群免疫屏障支离破碎。在天花病毒面前，我们堪称“裸人”。以天花的传染性来看，现有的疫苗储备可能无力应对一次天花流行的生物安全事件。
书中对于美国疾控中心天花毒种存放方式的描述极为传神：“冷柜是带轮子的，可以移动，它可能会不时换个地方。它用巨大的铁链缠绕着，上面挂满了葡萄柚大小的挂锁。铁链和地板或墙壁上的螺栓相连，除非打开锁或切断铁链，否则无法移动冷柜。天花冷柜经常被发现放在一个类似银行保险库的钢制房间内，保险库布满了警报器，也可能被伪装了。可能有不止一个天花保险库，也可能有一个诱饵库。如果你打开诱饵库，会发现一个装满标有天花字样的瓶子的冷柜，里面除了疫苗什么都没有——这是疾控中心对着一个无能的天花盗贼竖起的中指。天花保险库可以伪装成一个看门人的壁橱，但如果你打开门找拖布，会发现自己正对着一个上锁的保险库，警报器尖叫不休。一旦天花警报响起，配有武器的联邦警察就会迅速现身。疾控中心的人不会去讨论储存的细节，他们中许多人可能不知道储存库的存在。他们不知道，也不会问。”尽管作者承认根本没有亲眼见过这个储存库，但这段精到的描述倒是着实可以启发我们给出不同解读：天花毒种是个需要严加看管的极高危分子；消除天花来之不易，需要倍加珍惜；消除天花充其量只是个“脆弱平衡”，需要如此繁杂甚至荒诞的多重保险勉强维系。
消除传染病是人类的美好夙愿。天花之后，消除天花的基层经验也为其他一些传染病的防治工作所效仿。即使消除（eliminatethedisease）的理想不易实现，终结疾病的流行（endthepandemic）也能够成为更为务实的共识性目标。毕竟，从神灵医学模式开始，送瘟神就是人们共同而朴素的期盼，科学昌明，各国集体行动，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为人们带来了终结传染病流行的曙光。
然而，在这表面共识之外，一些终结传染病流行的底线共识却不断地受到侵蚀。
一方面，科学技术应用底线的实践共识缺乏保障机制，个体强大的能动性与伦理制约的薄弱凸显出科学技术滥用的风险。书中毫不避讳地指出，隔在人类和超级病毒制造之间最主要防火墙其实仅仅是生物学家个体的责任感，鉴于人类本性和历史记录，用天花基因玩火并非没有可能。与见证过核武器使用的全球物理学家群体相比，全球生物学家们尚未经历过“生物武器”的残暴，或者说，没有共识性的造成大规模杀伤的生物武器使用记录促使生物学家有所反思（这种反思的机会可能根本不会出现，大抵不会有国家、组织或个体承认使用了生物武器）。英国物理学家贝尔纳（JohnDesmond.Bernal）倡导科学家要考虑自身的责任，科学应为人类造福、为提高生活质量服务，发挥为善的作用；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金·默顿（RobertKingMerton）倡导普遍主义、公有主义、无私利性和有条理的怀疑主义等科学的精神气质以及科学共同体的基本准则，这些倡议在科学狂人或人性之恶面前，多少显得苍白而无力。
另一方面，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休戚与共的价值共识正风雨飘摇。禁止生物武器、共同应对传染病挑战就是这种价值共识的一部分。然而疫情的各种阴谋论已经让世人发现这一共识的孱弱，在所有的时代里，自由而真诚的友人鲜有，彼此互信还是彼此猜忌始终是主体间面临的选择。在极端的怀疑论面前，任何自证清白的努力都注定徒劳无功，一方对于另一方的指责其实也具有广义上的反身性。即使国家主导的药物研发（及为研发药物而保留毒种的行为），也可以被遐想为某一特定群体得到药物保障而肆意对他者发起生物攻击的可能性，毕竟“一心想要打造天堂的结果可能反而酿成人间地狱”。“幽暗意识”不仅会撕毁社会契约，更可能放大月之暗面，击穿想象的共同体。
每代人遭遇社会动荡时都难免自作多情地认为自己经历着人类历史上的至暗时刻，但至暗时刻的境况可能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我们期望和平与发展是历史的主色，但如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所言，“尽管多次读过或叙述、描绘过战争，可在亲身经历可怕而令人厌恶的战争之前，又是否真正懂得‘战争’一词的全部含义呢？”回望长时段的历史，谁也不敢保证当代人所经历、所建构的理想主义、乐观主义、以为人类的技术进步必然使人类道德迅速提高的美好愿景，究竟是不是一段二战、冷战结束之后短暂的过隙时光所赋予的幻想，毕竟从我们所知的人类历史看，地球村不过是出现不及百年的新形态。我们又一次看到倡导科学技术发展与倡导人文主义的殊途同归。归根到底，我们需要让人文价值有的放矢，规训出科学与权力的边界。
历史学家玛格丽特·麦克米伦感叹，“人类喜欢赞扬自己的理性，认为我们做出的一切伟大行动都是因为我们凭借理性行事，而常常忽略我们做出的很多‘大事’往往出于情绪化和不理性的理由……像声望、荣耀……这些非理性动因都是比理性更强大的力量。”光鲜的公约和宣言背后，那些恶的科学，那些削弱价值共识的冲动性情感与权力意志能够像天花病毒一样被关进冷柜吗？
恶魔正在凝视着我们，很难说清是在冷柜之内还是冷柜之外。这是我们的宿命，也是我们随时都可能直面的危机。不知何时，远处的那首命运悲歌就会奏响。
（步凯，科学技术史专业理学博士，现工作于北京协和医学院，从事传染病史、公共卫生史研究及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