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光华陈玉宇：实现高质量增长必须从过去40年经验中退出
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与北京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联合举办的“2022年两会前经济形势和政策展望分析会”上，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北京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所长陈玉宇表示，自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经济活力正在削弱，尽管我们采取了多样的改革措施，但收效并不明显：一方面表现在“年轻企业”的增速下降，配置效率也在下降；另一方面表现在国有企业的资本回报率长期低于民营企业。
陈玉宇认为，在长期政策方面，必须从过去以借鉴模仿为主的赶超型经济，转变成以创新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
在陈玉宇看来，当前中国发展模式转型面临着中美技术脱钩、“双碳”目标、劳动力减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等诸多挑战。在此背景下，要进一步鼓励创新与竞争，处理好技术创新带来的破坏，激发“年轻企业”，重振市场活力。要建设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保障型社会，从而使市场活力得以进一步释放，还要逐渐形成全社会共识，发挥市场的力量，在未来30年里妥善应对转型带来的挑战。
陈玉宇表示，中国非常适时地提出了需要高质量经济发展，其中的应有之意就是共同富裕。虽然大家对共同富裕的认识可能还存在着模糊不清甚至是误解，但随着时间的递延，大家会逐渐认清这个问题。
对于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问题，陈玉宇提出了一个判断：自从金融危机以来，大约十几年以来，中国的经济活力在持续地削弱。
他指出，虽然我国在这其间做了各种各样的应对和调整，也发现了深层的结构问题并试图解决，但十几年来的趋势并没有改变，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的政策和改革措施都收效并不明显，这是在实现高质量经济增长过程中需要特别注意的。
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质量最核心概念是全要素生产率，它可以衡量一个国家技术进步的速度和资源配置效率改善的程度。产出的增长（产品和服务的增长）依赖于投入，剔除了投入增长之外，不能解释全部产品的增长部分可以归结为技术的进步、知识的扩展和效率的改善。陈玉宇表示，以前这方面我国进步得很快，但2008年之后进步十分缓慢。
世界银行的一份研究显示，在2000年到金融危机前，我国每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大约是3%左右，而金融危机以来这10年，我国每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只有0.7%-0.8%。陈玉宇解释道，可以理解为今天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是金融危机前的25%-30%。按照北京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测算的结果，大约是此前的50%。采用不同口径的两份研究都在说明，中国经济已经连续10年失去活力。
陈玉宇提及，前苏联从70年代到90年代的20年时间，全要素生产率0增长，被认为是引发一切社会经济问题和困境的根源。经济增长只有一个来源：创新、技术进步和知识扩散。只有这些才会开辟投资机会，如果技术和知识扩散停滞，随着投资的增加（基础设施的投资、制造业装备投资、房地产投资），会服从边际产出递减、边际收益递减的定律。
对照各年龄阶段企业的收入占比图表，陈玉宇表示，金融危机前0-5年的年轻企业占比达到了40%，在金融危机之后，该类企业的占比就下降到了不到20%。尽管工商登记的年轻企业数量在增多，但增速却在下降，且重要性没有增多。同时，年轻企业还受到了比老企业、大企业、国有企业更严重的资本约束：年轻企业内部的配置效率也在下降。一些年轻企业尽管资本收益率很高，但无法及时得到扩张的资金。也有一些年轻企业不能及时破产释放资源。此外，中国企业正在失去活力的另一个表现，是国有企业的资本回报率长期低于民营企业，这个现象在过去很多年一直没有得到改善。
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内的多个机构预测，2022年中国的经济增长可能在5%-5.5%之间，而且有逐年小幅下降的可能性。陈玉宇表示，这些预测还是建立在我国采取各种各样的刺激政策基础上的。相比于已经回到长期潜在增长路径上的美国，陈玉宇指出，中国距离自己的潜在增长路径还差1.5个百分点。
陈玉宇分析，在短期经济政策方面，去年宏观经济部门过早地、乐观地退出了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激励，这可能是导致下半年经济急剧下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而在长期方面，过去40年中国建立了追赶型经济模型，通过模仿、借鉴等方式，迅速地在全球范围内获取知识、技术扩散带来的好处，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也带来了大量的固定资产投资。
陈玉宇表示，中国下一步既需要共同富裕，也需要高质量增长，就必须从过去40年成功经验当中退出，从模仿、学习、提高的追赶型经济模式，转变成创新型经济社会，也是共同富裕必需的基础。（新浪财经 刘丽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