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什么是中国读书人都要读的书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蒋肖斌
1873年,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历史上,都显得平平无奇。“余生同治癸酉正月廿六日,实太平国亡于金陵后十年,清大学士曾国藩卒后一年,普法战争后三年,而意大利建国罗马之岁也。”梁启超在《三十自述》中这样描述自己的出生年。
今年是梁启超150周年诞辰,一场纪念座谈会在国家图书馆举行,在其研究者和后人的回忆中,一个更加血肉饱满的梁启超,穿过历史,风尘仆仆而来。
与很多同时代人相比,梁启超显然属于生命力特别长久且旺盛的一位。这里说的不是他的岁数——他1929年去世时,还没来得及过56周岁生日——而是指他对后世的影响持久且强大。
后世对梁启超有很多概括,诸如政治家、思想家、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不过,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夏晓虹看来,若从根本而言,只有“启蒙者”这个称号对他最适切。无论前期的从政、办报,还是后期的讲学、著述,无论面对的是士绅阶层还是青年学生,“开通民智”始终是他一贯不变的追求。其所启悟的思想、学理固然不乏专门,但多数是现代国民所应了解的“常识”。
2023年2月23日,北京,“前哲垂范文津日新”——梁启超诞辰150周年纪念配乐朗诵音乐沙龙在国家图书馆举行。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熊远明(左)向梁启超后人赠手书《少年中国说》。蒋启明摄
在近代中国,由精英知识分子发出的变革呼声,抵达并影响到社会大众,这个过程通常被称为“启蒙”。而在晚清特定的历史时空中,将“启蒙”理解为梁启超界定的“国民常识”的普及,则更为准确、得体。
梁启超集中谈论“国民常识”话题始于1910年。当年2月,他主持的《国风报》在上海创刊,“常识”即成为一个中心议题。第二期刊载的《说常识》,首次对“国民常识”理念作了详细阐发。与此同时,梁启超又有了发起“国民常识学会”的计划,这个机构正是为实施其常识教育的设想而组建。
当时,梁启超提出编辑出版3种“常识”读物:第一种是“国民常识讲义”——用通信教授法,将必要之学科及其补助科编成讲义录,月出一册,两年完结;第二种是“国民常识小丛书”——将各学科中尤要者撰为显浅简易之短篇,每篇印成小册子,以极低廉之价颁布之,每月印三册以上;第三种是“国民常识丛书”——完备之专书,或著或译,出版无定期。
梁启超最看重的其实是第一种,认为可以由此得到系统、完整的国民常识。不过,他所倚重的当时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张元济从经营角度出发,却只钟情第二种,对第一种完全不看好。当时经费紧张,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梁启超的精力又集中到了时政,于是,毫无起色的“国民常识学会”至此被完全放弃。
尽管诸多计划未能实现,但梁启超对“国民常识”的关注并非一时兴起,而是贯穿其一生。首先,他定义了“常识”:“常识者,释英语commonsense之义,谓通常之智识也。”他还为“常识”设定了两条边界:一方面,是人人必须具备的普通知识;另一方面,又是人人不可或缺的非专门知识。如果以教育程度标志,则大体相当于中学。
在梁启超看来,新式学堂固然是获取“常识”的主要渠道,但社会教育的功效也十分重要。而就当时中国的现实环境而言,对社会教育的迫切需求甚至超过了学校教育。不过,1912年自日本归国后,梁启超的思路有所调整,逐渐加强了对青年学生进行“常识”教育的重视。按照他的说法,在舞台上活动的中坚人物已经无法改造,应“从后台下手改良”。
为此,梁启超从1917年转向以学术著述与高校讲学为主;1920年从欧洲归来后,更是决意以中国精神文化拯救世界,他所讲的“常识”也更多与国学发生关联,这在他1923年所作的《读书法讲义》中说得最明白:“做人要有做人的常识,做国民要有做国民的常识。晓得本国文献,便是国民常识的主要部分。”
他谈《大学》《中庸》,“形成国民常识之一部分,故今之学者,亦不可以不一读”;他谈《史记》,“2000年来学者家弦户诵,形成国民常识之一部”;他讲到《左传》和《礼记》,也都称其为“形成国民常识之一部”,都应该阅读。梁启超认为,历史书籍是国学最主要部分,“除先秦几部经书几部子书之外,最要紧的便是读正史《通鉴》《宋元明纪事本末》和《九通》之一部分,以及关系史学之笔记文集等,算是国学常识,凡属中国读书人都要读的”。
尽管从前期到后期,梁启超的社会角色有很大变化,但其中不变的是启蒙意识,这也是他对“常识”教育一直抱有巨大热情的根本原因。
1929年,梁启超去世,郑振铎撰文悼念:“梁先生在文坛上活动了30余年,从不曾有一天间断过。他所亲炙的弟子当然不在少数;而由他而始‘粗识文字’,粗知世界大势以及一般学问上的常识的人,当然更是不少。”(《梁任公先生》)
总体而言,从晚清到民国,对应梁启超从前期办报到后期讲学的人生轨道更换,其对“国民常识”教育的构想与实践也在逐渐改易:教育重心从社会向学校转移;施教对象由现在“社会中坚”中年人转向“将来社会中坚”青年学生;知识构成从偏重社会科学转向偏重人文科学,最终更聚焦到国学;讲学内容由国民启蒙教育,转向人格培养,后又再度调整为“德性的学问”与“文献的学问”并重。
而其中最大的变化,是梁启超在文化选择上的由西向东,即从输入西学为主,转向回归传统文化。在欧洲目睹一战后的西方精神危机,梁启超重新确立了对中国固有文化的重组自信,不但由此开启了输入与输出同时进行的文化策略,而且经过西方科学方法整理与研究的传统文化,也足可融入世界最新思潮。
(根据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夏晓虹在“前哲垂范文津日新——梁启超诞辰150周年”纪念座谈活动上的演讲《梁启超关于国学常识教育的构想与实践》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