赠书丨王立群：以研究立身，为经典传道
转自：瞭望东方周刊
文丨《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刘佳璇、金明大 编辑覃柳笛
“一个文史学者不论写书撰文还是授课演讲，首先要把自己的专业做好，利用知识为社会作贡献、为人类长远发展而服务。”
20多岁时，王立群在河南开封一家厂办子弟小学做老师，从操场上捡回一套被丢弃的《史记》，未曾想到，自己会在61岁时因讲《史记》成为家喻户晓的学者。
学术圈外，人们称这位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是“一簇文火”，因其演讲娓娓道来、引人入胜，也因其大器晚成、一举成名。学术圈内，他是著名古典文献学专家、《文选》学研究会副会长，一位笔耕不辍、著作等身的学者。
如今八旬的王立群也运营自己的抖音号、新浪微博等新媒体平台，希望借此灵活地传播知识。最让他欣慰的事，则莫过于其带领团队开展的《〈文选〉汇校汇注》项目即将收官。项目历经10年，成书共3500万字，若按50万字一本算为70本，按35万字一本算则是100本，被视为集大成的《文选》汇校本。
“一个文史学者不论写书撰文还是授课演讲，首先要把自己的专业做好，利用知识为社会作贡献、为人类长远发展而服务。”王立群近日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专访时说，“我手头仍有研究项目，希望有生之年完成，再写一点有价值的文章。”
从文学照见历史
《瞭望东方周刊》：《王立群读〈史记〉》系列经历了修订并在近期出版精装版，其中有较大修改的部分是哪里？
王立群：主要是对一些历史人物的评价和定位。
例如增加了对项羽的全新评价。我认为项羽不仅是一个勇士，也是一个有仁厚之心的勇士。在鸿沟对峙期间，项羽与刘邦对话时说：“天下匈匈数岁者，徒以吾两人耳，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为也。”他认为战争让百姓受到莫大的痛苦，不如与刘邦单独决一死战，不要再让百姓受苦。这说明他不是为了争天下而不顾百姓死活的人，具有仁爱的品德。
《瞭望东方周刊》：《史记》对后世产生了什么影响？为何经久不衰？
王立群：首先，《史记》从上古史一直写到汉武帝，是今人了解这段历史的难得史料。如果没有《史记》，这段历史对后世而言很可能模糊不清。
另外，《史记》用了大量文学手法，鲁迅先生因此称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司马迁以文学手法写史，把写人放在了第一位，因此阅读《史记》，常感到人物历历在目。
比如赵氏孤儿的故事，它在后来成为中国小说戏曲的经典故事蓝本。在《史记·晋世家》中，这段故事与《左传》的记载高度一致，没有丰富细节，但在《史记·赵世家》中，文学色彩则非常强，写出了搜孤、救孤的全过程。从历史角度来看，前者因为有《左传》佐证更可靠，但是有了后者的文学色彩，才激发了后世的创作。
这些文学手法加工后的部分，可能跟历史事实不完全符合，但却让故事更具魅力和生命力，使人们更加喜爱《史记》。
《瞭望东方周刊》：如何看待历史与文学的关系？
王立群：当历史事件发生后，人们看到的历史是由后来的记述者所建构的。不同的立场、角度、观点，使同一事件在叙述过程和结果上产生差别，因此要探查原本的历史真实难度较大，涉及“到底谁构建的历史才是历史的真实”这一问题。
而当历史建构后，进入文学传播过程，文学又有自己的角度。以三国史为例，陈寿的《三国志》是原始史料，《资治通鉴》中的记述又有差别；而文学作品《三国演义》在讲述三国史时更产生了新的演绎，后来的戏曲在其基础上继续变化；如今，中国老百姓所普遍接受的三国故事，与《三国志》的记载已相差很大。
所以，我把历史分为“真实的历史、记录的历史、传播的历史、接受的历史”四个层次。我将这一观点写入《历史建构与文学阐释》一文发表在《文学评论》（2011年第6期），文章被编辑当期推荐，第二年《新华文摘》进行了全文转载，目前在知网点击量也较高，说明这一观点受到了研究者的重视。
人文学科解答“为何而活”
《瞭望东方周刊》：是怎样的因缘使你成为了一个文史学者？
王立群：我其实是个理工男，高中数理化外几乎每一学期都是满分。
高考时，教导主任建议我第一志愿报考清华大学土木建筑专业。最后，我还是落榜了，之后到一个厂办技校应聘教师，面试时我给考官从头至尾背着讲完平面三角整本教材，考官很惊讶，录取了我。不过，后来因为一个厂领导认为我作为高中毕业生教职高生不合理，就让我去小学教书，一教就是7年。
1978年大学恢复招收研究生，高中学历可以报名，备考期间我自学高等数学，能看懂，但进度慢，两个月后我决定改文科，报考河南大学中文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把所需科目大学教材全部借来，用一年时间自学了一遍。
不久前，河南大学在我80岁生日时，将我当年考研的原始试卷找了出来，当时我的专业课60分，政治考了91.5分。政治老师后来对文学系说，王立群你们要不要？你们不要我们政治系要。其实，政治就复习了4天，但在此前工作里，我每周读报都会认真做笔记，考出高分得益于这种积累。
《瞭望东方周刊》：现在，互联网上仍有关于“文理之争”和文科价值的讨论，你对此怎么看？
王立群：我的基本观点是，理科生应当接受一定文科基础教育，学些文史哲选修课，使其明白如何真正做好一个科学家。
理工科人才不能只懂自然科学，因为人还面临“人为何而活？人活着要实现怎样的价值？”这类问题。在理工科专业的教学里，从本科到博士，没有课程去解答这些问题。学一点文学、历史、哲学，一个理工科学生才具备更完整的知识体系，从而更好地为人类服务。
《瞭望东方周刊》：你是否认为，一个人从文学、历史、哲学中能够寻找人生价值，而非知识而已？
王立群：是的。我国许多优秀的老一辈科学家都人文涵养深厚，了解中外历史，甚至在古典文学方面也有很高修养，所以对人生价值和民族复兴有思考、有追求，愿意放弃国外优厚待遇回国，报效国家。
缺乏人文素养，仅拥有理工专业知识，可能会让知识成为毁灭人类的工具，这是很危险的。做理工研究也要有底线，有哪些是不能够触碰的、哪些是能够做的，这些东西需要从人文教育中获得补充。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要解除人类在繁衍、生活中出现的各种困难，帮助人类更好地生存，这是一个自然科学家所应当具备的最基本良知，而这些良知需要有综合性的文史哲知识加以深化。
研究是学者立身之本
《瞭望东方周刊》：你带领团队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文选〉汇校汇注》，该项目自2014年获批已历经10年，为何做这个项目？
王立群：这是一个竞标项目，当年有8个高校申报，需要竞标团队的首席专家列出5年内10项相关代表性成果，这在评审中权重最高。我在河南大学教秦汉魏晋南北朝文学，《文选》由梁武帝时期昭明太子萧统编撰，恰好在讲课范围内，我对其一直比较重视。研究《文选》的学问，叫“《文选》学”，我从1995年便专注其中，到2014年，差不多已积累20年成果，发了大量论文、出了三本专著。当积累的成果足够多，竞标时列出10项成果就有足够分量，评委会也会认可。
项目拿得比较容易，但做起来很难。这是纯文献学研究，要比对每一版本、每一个字，列出“某本此字作某”并加按语“此字应当作某”。《文选》成书至今，1500年里经历了一次次翻刻，并流传到日韩。海内外版本我们都找到了，不同本子文字差别很大，项目工作量也很大。
《瞭望东方周刊》：文献学研究的价值是什么？
王立群：文献是文史研究的基础。首先要把基础文献读懂，然后读出文献背后所隐含的意思，对文献做出自己认为恰当的解读，这套功力是做文史研究的基本功。
历史研究者可能偏重于对文献的梳理和对历史的解读，文学研究者则有文学的角度，二者有联系也有差别。但无论之于历史研究还是文学研究，文献学都是打基础的学问，因为文献学能够让研究者们了解到不同版本的文本差异，进行更可靠的解读和阐释。
《瞭望东方周刊》：这是一门需要坐冷板凳、在故纸堆里下大功夫的学问，你能坚持研究的动力是什么？
王立群：在高校，一方面要教学，一方面要做研究。如果没有研究，只能照本宣科，课很难讲好。有了深厚的研究，才能站稳大学的课堂。
大学课堂的重点是教师的学术理解，这就要有研究支撑。有时，教师未必认同教材中的观点，因为教材很难覆盖最新的研究成果，可能会有错误。
例如，过去的文学史都认为山水游记起源于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我认为这里就有错误。我曾把《水经注》中所有超过四字的山水描写全部摘抄出来，厚厚一本，又用类书一一查找原始出处，发现除了极个别为郦道元自己创作，其他绝大多数是晋宋时期的地方志作者所写。
后来，我写了论文《晋宋地记与山水散文》发表在《文学遗产》（1990年第1期），把山水散文的起源定在南朝早期地方志作家身上，这一观点也被著名学者袁行霈认可，引用在四卷本《中国文学史》中并加了注释。
有时我自嘲，搞了几十年研究，只有这篇做讲师时写的文章改变了文学史的写法。不过正是有山水游记研究的积累，才让我能够开设专门的选修课，讲课也有了分量。
以传世之心为少儿讲《史记》
《瞭望东方周刊》：你承担了由国家社科规划办和中国历史研究院指定的项目《中国通俗历史·秦汉卷》，在这一项目中，你将融入对秦汉史的哪些见解？
王立群：作为一个省属院校的教师，又是非历史专业出身，能被指定做这样一个重大委托项目，我很感谢国家社会规划办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对我在秦汉史讲解上的认可。
项目分量较重，一共有20章。目前我大体想在前19章对秦汉发展历程进行梳理，最后一章总结其影响、贡献和缺陷。
秦汉史为中国留下了影响深远的制度遗产。如帝国制，这种秦始皇创立的政治制度，从秦统一六国到1911年辛亥革命，在中国经历了2132年。秦汉是帝国制早期阶段，虽不完备，但贡献很大。再如台谏制度，“台”是御史台，负责监察百官，“谏”是谏官，负责向皇帝提出意见。这种监察制度源自秦汉，到北宋时期发展完善。因此从制度层面，秦汉史有非常值得研究和讲述的地方。
《瞭望东方周刊》：2022年，你出版了专门为少儿读者所作的《读史记，成大器》，为何出这样一套书？
王立群：过去，我做研究面对的是学术界，利用电视讲《史记》面对的是大众，对象都是成年人，但现在来看，对孩子们的教育格外重要。
我看过此前图书市场上发行量较大的《史记》青少年读本，都只是对《史记》进行了原文翻译。
这些书的缺陷在于：第一，失去了阅读的文学性，对这样一部史学性与文学性兼具的经典著作来说，文学性的消失是巨大损失；第二，缺乏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视角和对历史事件的深入思考，缺乏启发性；第三，同一人物或事件在《史记》不同篇目中会有不同角度和特点的记载，仅作翻译无法全面呈现。
因此，我用三年时间写了这套共6本的书，从《史记》中提炼了60个故事进行详细叙述，把《史记》和相关著作结合，并把书中互文篇目结合，将人物事迹一网打尽，以散文笔法写出，在每个故事后增加评价。只要孩子识字达到千字左右，就可流畅阅读。
选哪些故事、收入怎样的材料、如何评价人物、如何写得平易优美……我在写作过程中确实下了很大功夫，是奔着传世目的来写的。进入晚年，我希望这本书能够作为一个能流传下去的东西，而能不能流传，就看后人评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