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礼：中国古代体育法的典范
作为传统中国六艺之一射（箭）相关规范的射礼，可谓中国历史上体育法的雏形之一，其发展出比较完备的规范体系，成为中国古代体育法的典范代表
□陈新宇
所谓“体育”，依据《汉语大词典》，主要有两种含义。一是，以发展体力、增强体质为主要任务的教育，通过参加各项运动来实现。二是体育运动。可见，通过运动方式的教育与运动是其主要的内涵。
从“体育”一词的外文来看，18世纪60年代的PhysicalEducation到了20世纪70年代逐渐为Sport所取代，后者具有解闷、嬉戏、快慰、宽怀等意，有着游戏的特质。由此看来，体育亦有某种娱乐游戏的外延。
近代翻译家严复在翻译孟德斯鸠的名著《法意》（今译《论法的精神》）时，通过案语的形式深刻地指出西文“法”在中文语境下的对应概念，尤其是其中“礼”的问题，“西文‘法’字，于中文有理、礼、法、制四者之异译，学者审之”；又，“西人所谓法者，实兼中国之礼典。中国有礼、刑之分，以谓礼防未然，刑惩已失。而西人则谓凡著在方策，而以令一国之必从者，通谓法典”。因此，在谈论古代中国“法”的问题时，应该采取一种广义的视角，尤其需要重视“礼”的作用。
“体育”一词乃中国近代的舶来品，虽然是外来语词，但我们无需妄自菲薄。正如从前述语词的内涵外延和广义法的观察视角看，中国古代虽然没有“体育”和“体育法”之“名”，但有其“实”。而其中起源自捕猎、战争等初民社会的活动、作为传统中国六艺之一射（箭）相关规范的射礼，可谓中国历史上体育法的雏形之一，其发展出比较完备的规范体系，成为中国古代体育法的典范代表。
射礼的类型、价值与规则
在先秦典籍中，有关于射礼的丰富记载。
首先，根据主体、目的、方式等不同，可分为大射、宾射、燕射和乡射四种类型。
礼有等差，大射主要是天子选拔诸侯、卿、大夫、士参加祭祀的射礼，射中者可以参与祭祀，射不中者被剥夺祭祀资格并受到处罚，“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选诸侯、卿、大夫、士”；“天子将祭，必先习射于泽。泽者，所以择士也。已射于泽，而后射于射宫，射中者得与于祭，不中者不得与于祭。不得与于祭者有让，削以地，得与于祭者有庆，益以地，进爵绌地是也”。
宾射主要是诸侯来朝觐见天子，天子与诸侯的射礼，或者诸侯互相会见的射礼，“宾射，诸侯来朝，天子入而与之射也，或诸侯相朝而与之射也”。
燕射，“燕”通“宴”，主要是诸侯、卿、大夫在宴会后的射礼，“燕射，谓息燕而与之射”。
乡射主要是每年春秋时，地方官员邀请当地的大夫、士与民人，在学校举办的民间射礼，“州长春秋以礼会民，而射于州序之礼”。
其次，射礼蕴含着传统中国文化的“德”“仁”等价值追求，是考察这类价值的重要手段，其注重知行合一，提倡一种自我反省、尊重对手的君子之争。
例如，“射者，进退周还必中礼。内志正，外体直，然后持弓矢审固。持弓矢审固，然后可以言中，此可以观德行矣”；“故事之可尽礼乐，而可数为以立德行者，莫若射”；“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诸己，己正而后发。发而不中，则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孔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在这种基础上，射礼成为中国古代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
第三，射礼具有相应的赛事组织与竞赛规则。以乡射礼为例，其有作为仪式主持人与裁判者的司射、作为成绩统计人员的获者与释获者等专门职位。比赛共有三轮次，第一轮次由三对选手（三耦）参加，每人射四箭，该轮次是试射，不计成绩。后两轮次是正式比赛，以同样的箭数来计算成绩，需射穿箭靶才算有效成绩（“不贯不射”）。第二轮次的参赛者除了之前的三耦外，还有主人与众宾（同样每两人一耦），第三轮次更配以音乐，体现了传统中国礼乐文化的特质，选手需要符合音乐节拍射中者才能计数。比赛胜负关系的结果是负者需被罚酒并向胜者行礼。
第四，关于射礼的性质，根据传统五礼（吉、凶、军、宾、嘉）体系，在不同朝代或不同学人著述里，射礼曾被分别归入了军礼、吉礼、嘉礼的范畴，佐证了其综合、多元的特质。
其他相关的规范形式
在战国时期，出于军事需要，为了鼓励民众练习射箭，魏国李悝曾颁布法令，一般称为“习射令”，这一特别的法令规定，当司法中遇到存疑问题时，以射箭方式来裁决诉讼胜负，“人之有狐疑之讼者，令之射的，中之者胜，不中者负”。
该令推行后取得良好效果，魏国人因为擅长射箭，得以在战争中大败秦军。这一事例说明体育与战争、军事的密切关系，印证了中国法的重要起源之一——广义上的“刑起于兵”——法律乃产生于战争，军法是其重要的形式。
从文明比较的角度看，为了确保奥运会的顺利进行，公元前884年古希腊的伊利斯、斯巴达和比萨3个城邦签订《神圣休战条约》（亦称《神圣休战协定》），规定在“神圣休战”期间停止一切内外战争。该条约也是公认的国际体育法的重要渊源，同样与战争有着密切的关系。
作为射礼的替代物，中国古代还有投壶之礼，在宴会时以矢投入壶中的方式进行竞赛，“燕饮酒……主人乃请投壶也。否则或射，所谓燕射也”；“投壶者，主人与客燕饮，讲论才艺之礼也”；“投壶，壶，器名，以矢投其中，射之类”。到了宋代，大儒司马光有感于当时流行的投壶游戏过度娱乐化，追求奇技淫巧，有悖古礼的教化修身之道，为此专门制定了《投壶新格》，重新设计投壶活动的规则。
以射礼及相关规范为例，可见我国古代体育法具有礼、令、格等多种表现形式，其承载着政治、军事、教育、娱乐等多种目标，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价值观。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第一条规定“为了促进体育事业，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培育中华体育文化，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其中，关于“中华体育精神”与“中华体育文化”，我们应该具备历史的眼光与文化的自觉，需要在历史与比较的视野中寻找启示与借鉴，并在当代中国的法治实践中贯彻落实。
（作者系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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