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物议｜我国关键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评估及提升措施
来源：蒙格斯报告
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背景下，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意义凸显。本文从依赖程度、可控韧性、自主能力三个维度，综合构建了评估关键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水平的指标体系，选取集成电路、大容量电池两个当前大国博弈的焦点领域，对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水平做出了评估。测算结果显示，在依赖程度方面，我国集成电路产业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非对称依赖关系，发达国家对我国大容量电池产业的依赖程度较高；可控韧性方面，发达国家在集成电路产业上游有较强的垄断优势，我国大容量电池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整体表现良好；自主能力方面，我国集成电路产业上游大部分领域比较优势相对较弱，大容量电池产业链各环节的专利申请处于领先地位，但部分核心产品比较优势不够突出。应增强重点领域技术自主性，加大对链主企业的扶持力度，降低产业链供应链路径依赖，全面提高我国关键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水平。
作者：孙天阳张其仔杨丹辉
引言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剧了大国竞争，导致全球产业链内向化布局趋势增强，这种布局导向进一步叠加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等重大突发事件，给全球一体化生产网络和供应链体系造成了严重冲击，引发各国政府对生产布局效率和安全的重新权衡。以美国为代表的美西方国家力推供应链布局重构。2021年，美国发布了《14017号行政令下的100天审查：建立有弹性的供应链、振兴美国制造业和促进广泛的增长》报告，将集成电路、大容量电池、关键矿产及药品作为重点行业，评估这些重点领域的供应链风险、全球布局以及面临的机遇和挑战。这份报告将美国供应链风险的来源锁定在来自中国的竞争，并将推动供应链“去中国化”作为美国确保重点行业供应链安全的战略导向。此外，美国《芯片与科学法案》《通胀削减法案》等法案的相继推出反映出美国运用产业政策和国内法巩固其科技和产业国际地位、打压竞争对手的战略意图不断强化，对重点产业的安全保障持续升级。欧盟、日本等西方国家“跟风”美国，也密集出台了提升关键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防范重点领域风险的一揽子战略举措。
近年来，随着产业链供应链布局导向的变化，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问题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和广泛讨论。一些学者基于投入产出关系对产业链的上下游位置进行测度，这些研究对产业链的刻画基于标准产业分类，较容易与传统的经济学分析框架对接，拓展了学界对于外部冲击、产业政策等因素通过产业链上下游传导机制影响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认识。然而，这类研究普遍受限于传统投入产出表的行业划分标准，不能很好与一些新兴产业契合，例如，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往往涉及到多个传统行业门类，难以简单地用投入产出表对其所处的产业链位置做出精准地界定。同时，随着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分工迅速由产业内分工向产品内分工深化，越来越多产品生产过程的组织和管理被分割为不同的“任务和活动”。其中，以集成电路为代表的高技术产业由于产业链绵长，片段化生产特征更为明显，任何一个国家（地区）和单一企业不可能在所有环节取得领先。而传统行业划分标准较粗（例如42部门投入产出表），无法准确对供应链的具体堵点进行识别。此外，还有一些研究提供了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评估的理论框架，但缺少基于现实数据的案例分析，或对产业链整体的风险特征进行了梳理，却未能系统地对关键产业链各环节存在的具体风险问题展开剖析。
鉴于此，本文构建了测度关键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水平的指标体系，选取集成电路、大容量电池两个典型产业，利用产品层面的细分数据对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水平进行测算评估。选择这两个典型行业作为评估对象的依据在于：
（1）集成电路产业属于现代化产业体系中兼具战略性、基础性和先导性产业，我国集成电路产业的核心技术和关键设备长期面临“卡脖子”困境，产业发展整体水平、技术和研发积累、国内企业综合能力、人才供给等方面与国际先进水平有较为明显差距，是国家高度重视、亟待实现赶超的行业，同时也是美西方对我国加紧封锁、大国博弈影响最为突出的焦点领域；
（2）大容量电池行业主要对应着新能源汽车、新型储能等产业的中上游环节，是我国兼具后发优势和先发条件、规模迅猛扩张、技术突破加速，且已出现拥有全产业链掌控力的链主企业，并具备了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产业，是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中的新兴代表性产业，同样也是发达国家实现能源转型和低碳发展而持续关注的重点领域。通过对这两个关键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水平的测算，继而与主要国家进行比较分析，有助于更加精准地识别我国关键产业链供应链面临的安全风险。
相较已有文献，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创新提出了关键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水平的评估思路。本文给出了一种评估供应链安全水平的开放性框架，即通过产业系统图谱和文献总结找到关键产业上游、中游、下游对应的代表性产品，从依赖程度、可控韧性、自主能力三个维度对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进行综合测度。二是识别出关键产业链供应链的堵点。相较当下基于行业层面的分析，本文基于细分产品的数据处理及测算更有助于发现产业链供应链的薄弱环节。三是中国与发达国家聚焦于集成电路、大容量电池两个竞争博弈的代表性领域，这两个产业链的安全评估结果为提升我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提供了典型案例参考和可操作的政策方向。
我国关键产业链供应链面临的安全形势
近年来，美国对华政策从“小院高墙”到“全场打击”转变，尽管我国部分领域技术进步迅速，在打破美西方技术封锁、市场垄断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但重要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风险已然存在，普遍遭遇技术被“卡住”、市场被挤压、链条被切断、人才被“限流”的压力和障碍，具体到集成电路和大容量电池行业，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面临以下风险和挑战：
（一）核心技术和关键设备进口受到限制
近年来，美国不断根据自身战略利益实施包括严格的技术出口管制在内的“长臂管辖”，意图打压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集成电路是美西方设限的重点领域，美国从设计、制造设备、重要投入品、生产等环节对我国实施了全方位的封锁围堵，并联合其盟友国家扩大供应链管控范围。现阶段我国14纳米以下的先进制程芯片的研发和生产实现国产替代的难度大，特别是高端光刻领域对进口技术、设备依赖度高的被动局面尚未得到扭转。此外，光刻胶作为集成电路生产的重要中间投入品，我国高度依赖进口，加之此类产品保质期短（3个月至1年），难以做长期战略储备，进口一旦受限，会对我国集成电路产业造成直接冲击。美国对我国技术链和供应链新一轮遏制具有全局性、针对性、持续性等特点，短期内需要积极探索供应链替代备选方案，长期来看必须通过科技自立自强摆脱路径依赖。
（二）部分关键矿产高度依赖海外资源富集地区进口
集成电路和大容量电池都是关键矿产应用的主要领域。总体来看，集成电路使用的战略性金属品种多，但用量较少。相比之下，大容量电池对锂、钴、镍等关键矿产具有高度依赖性，大容量电池所需关键矿产的国内供给严重不足。据中国地质调查局数据统计，我国镍、钴、锂的自给率分别只有5%、2%和20%，上游原材料对外依赖及价格频繁波动导致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存在一定隐患。一方面，非洲、南美等关键矿产集中区域政局动荡，部分国家武装冲突频发危及关键金属稳定供给。另一方面，美西方不断抹黑我国对外投资活动，给中国对欠发达国家投资、贷款贴上“债务陷阱”的标签，间接诱发了当地针对中国公民、中资企业的武装劫掠和袭击绑架等恶性案件。此外，我国从非洲进口矿产严重依赖马六甲航线，从南美洲进口矿产的航线运输距离长，放大了地缘性突发事件、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变动、海上风险等不确定因素对供应链安全的冲击。
（三）生产制造环节外迁提速
地缘政治及大国博弈等多重风险叠加促使跨国公司关键领域产能布局向多元化发展。出于分散地缘政治压力等因素考虑，全球主要半导体厂商扩张了在东南亚地区的产能。尽管东南亚半导体产业总体上处于产业链低端，但近年来发展迅速，特别是在当地投资优惠政策、低人工成本的吸引下，我国在半导体产业链劳动密集型环节的竞争力正在减弱，部分产业链承受外迁压力。本文测算发现，2020年东盟各国比较优势突出的半导体产品主要集中在中游环节，例如，储存器、电容等电子元器件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都相对较高，但在产业链上游、下游环节的优势尚不明显【限于篇幅，测算结果未展示】。而就大容量电池行业的技术路线来看，目前我国产业链虽然相对完整，但这类行业的链条相对较短，产业链加工环节比较容易转移，一旦我国与主要进口消费国发生贸易争端，产能同样有可能向低成本国家外移或布局到发达国家。
（四）美西方运用产业政策干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布局
为争夺全球产业数字化、绿色化转型主导优势，发达国家纷纷推出了针对特定领域的产业政策，这些政策以“公平竞争”“削减通胀”等为名，行“保护本国产业、打压竞争对手”之实，具有典型的泛政治化色彩。其中，美国2022年8月推出的《芯片与科学法案》对全球芯片企业形成了“选边站队”的现实压力，以芯片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链正由全球化、一体化的分工协作网络，走向本土化、区域化、并行化。同时，美国《通胀削减法案》、欧盟《净零工业法案》基本认可对太阳能光伏、新能源汽车等清洁能源领域给予生产、技术补贴，但需满足产地限制原则。在一定程度上，这些歧视性产业政策抑制了全球化上升时期国际分工体系对分散生产和长距离贸易的布局偏好，尤其是在集成电路、大容量电池等对数字化和绿色化转型至关重要的领域，密集投放的产业政策有可能导致头部企业进一步收紧关键技术和核心零部件供给，对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构成负面扰动。
指标体系、测度方法及数据来源
（一）指标体系与测度方法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坚持自主可控、安全高效，分行业做好供应链战略设计和精准施策，推动全产业链优化升级”。为此，本文选取三个维度，综合测度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水平（见表1）：
（1）依赖程度。现有文献一般从进出口贸易占比来反映依赖程度，即一国（地区）从某地区进口占比越大，则需求路径依赖越强，存在被限制风险。相反，一国（地区）对某地区出口占比越大，则该国（地区）在出口目的地的市场势力越强。
（2）可控韧性。现有文献一般采用进口市场集中度指数、进口来源多样性来测度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本文将通过进口来源国家（地区）集中度、进口来源国家（地区）多样性来识别产业链供应链的可控能力。集中度越低、来源国（地区）越多意味着备选替代方案越多，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越强。
（3）自主程度。现有研究一般采用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和贸易竞争优势指数反映生产能力、采用专利申请数量来反映自主研发能力，本文通过显性比较优势指数、贸易竞争优势指数、专利申请数量来反映产业链供应链自主能力。
表1 指标体系和计算方法
（二）产业链供应链核心产品的识别与提取
从产品的生产工序来看，产业链从上游至下游包括原材料、设备、中间产品、最终消费品以及配套产品，本文通过梳理产业系统图谱和文献总结，对集成电路和大容量电池产业链分别进行解析，根据上游（原材料、设备）、中游（中间品、元器件）、下游（消费品、配套产品）的思路提取出各个环节的核心产品：
（1）集成电路产业链。上游主要为生产集成电路的原材料和制造设备，包括硅晶圆、光刻胶、光刻机、硅片抛光液/抛光垫、铝溅射靶、钛溅射靶、半导体封装材料、高温氧化炉、半导体测试设备、永磁铁氧体、基板玻璃；中游主要为电子元器件，包括IC芯片、二极管、三极管、储存器、闪存器、电阻、电容、电感、耦合器、滤波器、天线、谐振器；下游主要为消费电子产品，包括手机、电脑、平板电脑、智能终端、智能车载终端、手持智能终端等消费电子设备。
（2）大容量电池（具有200瓦时每公斤及以上能量密度的电池）产业链。上游主要为矿产资源等原材料，包括锂矿、石墨矿、锰矿、镍矿、钴矿；中游主要为电池组件等中间产品，包括石油焦、磷酸铁离、钴酸锂、镍钴锰酸锂、硅基化合物、人造石墨、电解液、隔膜、碳纤维、碳纳米管、极耳；下游主要为消费产品和配套产品，包括PACK电池测试系统、储能系统、电容电能储能器、能源回收式电池模组测试系统、动力电池。本文采用关键词查找和归类实例相结合的方式将代表性产品与HS编码相对应，即通过搜索代表性产品关键词，可以直接确定大部分产品对应的HS编码。在关键词查找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产品归类实例作为补充。
（三）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主要来自两个数据库：一是UNComtrade数据库。提供了识别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网络中嵌入位置的信息。本文利用该数据库计算关键产品的供给集中度、显性比较优势等指标。二是Patsnap（智慧芽）数据库。智慧芽搜集了世界范围内的专利，包括美国、欧洲、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中国专利数据库等，本文将细分领域作为专利的标题/摘要检索对象，并设置了对专利原文内容进行翻译的检索选项，以避免专利申请使用语言对检索结果的影响，在此基础上对各国专利情况进行查询。
典型行业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评估
（一）依赖程度
一般认为，G7国家【G7国家包括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和韩国是美国具有产业链供应链影响力的盟友，且这些国家在全球分工网络中有较强的影响力，本文选取G7国家和韩国作为发达国家代表展开分析。由表2可见，我国集成电路产业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非对称依赖关系：一方面，我国对发达国家的上游进口依赖明显高于中游、下游。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对我国集成电路产业链各环节依赖呈现递增的格局，即对我国上游的依赖低于中游、中游的依赖低于下游。这种非对称的依赖关系主要是由集成电路产业的技术分布特征所造成的，即设计、光刻等高技术门槛领域集中在上游环节，而中游、下游更为依靠庞大的生产能力和成熟的供应链体系。2020年，我国上游环节对G7国家和韩国的依赖度达到62.97%，特别是光刻胶（90.66%）、半导体封装材料（85.34%）【限于篇幅，仅提供并分析了部分重要代表性产品结果】的依赖度较高，且我国集成电路产业上游的贸易竞争优势指数从2015年的0.002下降到2020年的-0.155（见表5），对进口的依赖增大。而G7国家和韩国从我国中、下游的进口平均份额占比较高，以手机（55.79%）、平板电脑（66.30%）等消费产品为主。相较而言，2020年我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大部分在中游、下游环节技术门槛较低的领域，且与2015年相比占比的增幅较大。我国自身为中游、下游多种产品最大的供应国，但部分产品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口占总进口额的比重较大，例如储存器（90.78%）、手机（86.08%），表明我国中、下游产业链有向沿线国家转移的迹象。
表2 我国代表性产业链与其他国家进口依赖关系
注：上游、中游和下游各指标为各环节代表性产品指标的均值。下表同。
资料来源：根据UNComtrade数据计算。
再从表2大容量电池产业链的依赖关系来看，由于上游关键矿产主要分布于非洲、南美等地区，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主要体现在中游、下游环节。我国中游、下游从G7国家和韩国进口占比较高，且下游与2015年相比有较大增幅，但我国中下游环节的产能和出口优势十分突出，贸易竞争优势指数处于较高水平（见表5），因此我国非但不依赖这些国家供给，反而在产业链的下游环节，G7国家和韩国对我国核心产品的依赖程度较高，其中动力电池（37.59%）、储能系统（30.49%）等下游应用消费端表现得尤为明显。同时，我国大容量电池产业部分领域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具备较大合作潜力。例如，菲律宾的镍矿、印度的硅基化合物等占全球出口份额较大，上述国家在这些领域具备较大合作潜力，可以作为中国大容量电池产业链供应链近岸化布局的备选区域。
（二）可控韧性
1.供给集中度
从表3可以发现，各国集成电路产业供给集中度总体上呈现两端高、中间低的格局。上游环节的技术壁垒较高，供应商单一，在外部贸易环境不确定性加大的情况下，核心产品进口集中度偏高，意味着存在被“卡脖子”的风险。2020年，不仅我国光刻胶（0.385）等上游产品进口集中度较高，其他样本国家也面临相似的供给条件。而下游环节集中度较高却有着不同的安全含义。中国下游环节手机、电脑等消费电子产品本土化生产能力较强，尽管越南、墨西哥等新兴经济体在国际市场上占据了一定的市场份额，但现阶段供给仍主要集中在我国。相较而言，中游环节的供给较为分散，且与2015年相比，2020年各国的供给集中度明显下降。此外，泰国、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多次进入主要供应国（地区）之列，在集成电路产业中、下游环节将可能对我国构成一定竞争。
表3 代表性产业链不同环节的供给集中度
大容量电池的供给集中度则总体上呈现上游高于中游、中游高于下游的格局，这种格局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现行技术路线决定的。具体而言，上游市场结构取决于矿产资源的分布，中游市场结构取决于各国对正极材料、负极材料、隔膜、电解液等核心环节技术的掌控程度，而下游市场结构更多取决于市场需求规模的驱动。2020年我国上游、中游和下游供给集中度均低于日本、韩国等大容量电池产业强国，且我国供给集中度与2015年相比有一定程度下降，表明我国大容量电池的供应链韧性总体表现更好，安全形势相对有利。
2.供给多样性
2020年日本、韩国、美国、荷兰、德国等发达国家多次出现在集成电路产业上游产品的前三位供应国（地区）之中，占据了较大的市场份额，反映出发达国家对集成电路产业上游有很强的垄断势力。而且与2015年相比，2020年这些国家出现在前三位供应国（地区）之中的次数有所增多，表明其垄断势力进一步增强。这些产品进入门槛较高，技术掌握在少数国家（地区）手中，鲜有新的供应商进入市场。在中、下游环节，我国多种代表性产品位列前三位进口来源地之中。当下，集成电路产品的配置型号频繁更新换代，多品种、小批量、短时间已经是一种常态，需要企业利用数字化、智能化技术优化订单管理和生产计划，日益智能化的加工组装产线和长期积累的订单管理经验成为国内企业能够在集成电路中、下游环节保持较大市场份额的核心能力。
在大容量电池行业，2020年我国居于产业链的核心地位，位列前三位进口来源地的中、下游环节代表性产品分别有9个和4个，在所有样本国家（地区）中是最多的。我国企业抓住了全球气候治理和大国能源转型催生的市场需求，大容量电池产业链较好实现了协同发力，完成了上游矿产布局、中游技术创新、下游需求牵引的正向反馈循环，在较短时间内发育出行业的链主企业，为巩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安全自主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三）自主程度
1.显性比较优势
由表4可见，集成电路产业上游环节发达国家普遍优势较为明显，而我国在中、下游具备一定优势。具体来看，在产业上游，2020年我国除永磁体氧体（3.479）比较优势较为明显，其他代表性产品比较优势仍不突出，且与2015年相比我国上游环节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变化不大。特别是硅晶圆、光刻胶、光刻机等半导体关键产品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与日本、韩国有一定差距。在中、下游环节，2020年我国在手机（3.779）、平板电脑（4.780）等产品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处于绝对领先地位，但与2015年相比中游环节比较优势、贸易竞争优势有所减弱，一定程度上受到东南亚国家竞争影响。
表4 代表性产业链各环节的显性比较优势指数
大容量电池行业上游，各样本国家的比较优势都较弱，2020年我国中游环节显性比较优势不及日本、韩国，且与2015年相比有所下降，而下游优势较为突出。从具有代表性产品来看，上游矿产资源方面，除我国石墨矿具备比较优势外，我国和其他发达国家都不具备比较优势。中游电池部件方面，我国在一些产品上有较强的竞争力，例如正极材料钴酸锂（2.116）、负极材料人造石墨（2.579），但其他代表性产品的优势不够突出。我国对下游环节掌控力较强，储能系统（2.327）、电容电能储能器（1.270）、能源回收式电池模组测试系统（1.052）、动力电池（2.513）等产品均具有比较优势。
2.贸易竞争优势
由表5可见，我国集成电路产业下游贸易竞争优势指数高于中游、中游高于上游，特别是下游贸易竞争力指数在样本国家中最高，但2015年至2020年上游降幅较大，表明我国上游供给能力仍较弱。随着我国下游产品出口增加，对上游中间投入品的进口需求也相应提升，2020年上游大部分产品的净出口为负（贸易竞争优势指数小于0），尤其是光刻胶（-0.667）、光刻机（-0.837）、硅片抛光液/抛光垫（-0.752）的贸易竞争优势指数较低。而发达国家下游贸易竞争优势指数均小于0，但上游环节相较我国具有优势。
表5 代表性产业链各环节的贸易竞争优势指数
大容量电池行业，各样本国家的贸易竞争优势指数都小于0，大部分上游矿产资源都依赖于进口。相比2015年，2020年我国的下游贸易竞争优势指数从0.282增加到0.336，在样本国家中最高，但上游、中游分别从-0.525和0.174，下降至-0.530和0.118，表明随着我国下游产品出口增加，对上游和中游中间投入品的进口需求也相应提升。其中，锰矿（-0.996）、镍矿（-0.999）、钴矿（-0.983）等矿产资源，以及石油焦（-0.882）、镍钴锰酸锂（-0.437）、碳纤维（-0.448）等中间投入产品的净进口占比较大。
3.专利申请数量
近年来，我国集成电路产业的创新能力不断增强，至2020年多个领域专利申请数量已经超过美国、日本、韩国。需要强调的是，集成电路产业的创新研发是连续持久、高密度投入的过程，经过数十年的技术更迭，目前该行业的核心技术掌握在国外少数几个头部企业手中。为突破“卡脖子”困境，我国在集成电路研发领域投入较大，因此研发专利产出增长较快，但发达国家长期以来积累的存量优势仍然明显。以光刻胶为例，根据专利检索，日本在2000—2020年共申请了1387项专利，其中2010年前申请了916项，2011—2020年申请了471项。而我国在2000—2020年共申请了1748项专利，其中2010年前仅申请了397项，2011—2020年申请了1351项，大部分专利申请于近几年，专利的平均被引用量还比较低。
大容量电池行业的情况相对较好，我国大容量电池产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截至2020年大部分领域专利申请数量处于国际领先地位。从具体核心产品来看，2020年在碳纳米管、碳纤维等具体领域的优势不够明显。结合前文测算的主要供应地、进口依赖关系等来看，我国在大容量电池行业，对产业链各环节的创新、生产都已拥有不同程度的掌控力，创新与产业化对接较为紧密。
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对集成电路、大容量电池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水平进行了测度，研究发现：
（1）依赖程度方面，我国集成电路产业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非对称依赖关系。我国上游环节对发达国家高度依赖，而发达国家从我国中、下游的进口平均份额占比较高。发达国家对我国大容量电池产业的依赖程度明显高于我国对其依赖程度。
（2）可控韧性方面，我国集成电路产业上游、下游环节供给集中度要高于中游环节，且因发达国家对集成电路产业上游有较强的垄断优势，该领域存在被“卡脖子”风险。大容量电池各国供给集中度总体上呈现上游高于中游、中游高于下游的格局。我国上游、中游和下游供给集中度都低于日本、韩国等大容量电池产业强国，供应链韧性总体表现良好。
（3）自主能力方面，我国集成电路产业尽管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但发达国家长期积累的存量优势仍然明显。我国大容量电池产业链各环节的专利申请处于领先地位，部分代表性产品比较优势不够突出。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提高我国关键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水平具有重要启示：
一要提升产业能级，加紧补短锻长。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融合化为导向，全面提升产业基础能力，鼓励制造企业参与产品销售、市场拓展和品牌建设。利用数字技术赋能传统产业改造升级，通过优化质量控制、优化生产流程、提供个性化定制服务，降低国内优势领域的可替代性。
二要提高重点领域的国内产能备份和技术自主性。发挥我国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加快全体系、全产业链科技攻关和技术研发。集中力量发展具有跃升潜力的产品、设备和工艺，完善产学研创新体系，加快将研发端的专利增速优势转化为生产端的国际竞争优势。加强新技术赛道前瞻性布局，积极布局颠覆性技术路线，探索弯道超车的新路径。
三要加大对链主企业的扶持力度。鼓励链主企业提升主导产业链供应链整合的综合能力，以“链主”企业为核心，引导多样化、专业化的配套企业群融入产业链。提升企业从事正“外部性”活动的激励水平，增强共性技术研发的外溢效应。发挥“链主”企业头雁效应，引领供应链配套企业全球化布局。
四是降低产业链供应链路径依赖，积极拓展供应链渠道。进一步巩固对新兴经济体的关键产品供应国地位，优化全球生产网络布局，推进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投资，发展近岸化布局的备选区域，发挥海外仓库的调节器、缓冲器作用，推动进口多元化，强化关键原材料零部件供应安全保障。
五要建立完善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预警机制。形成供应链安全评估与风险预警长效机制，对因外交事件、技术封锁、金融危机、重大突发事件等因素引发的供应链安全问题进行战略部署，针对重点产业链开展压力测试，全面检验产业链供应链体系的稳健性。鼓励中国企业走出去，积极主导形成以我为主的供应链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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