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我在驻朝鲜大使馆遇到了彭德怀
转自：上观新闻
讲述人：赵基宇，90岁，中国驻朝鲜大使馆电台无线电话务员，1953年4月入朝
我是山西太原人，1948年4月报名参加了解放军，当时还不满15周岁。我小时候家里生活困难，因为养不起两个孩子，我的妹妹被送到了孤儿院。解放军来了以后，对我们老百姓非常和善，恰巧部队的无线电学校招生，我就报名了。学了一年发报后，我跟着部队南下广州、海南，再调到北京学习机务。
1953年3月，朝鲜的停战谈判正在进行中。有一天，上级突然通知我和另一位战友去朝鲜驻中国大使馆，大使馆里一位代办接待了我们，也传达了上级的新指令，让我们马上启程到中国驻朝鲜大使馆去当报务员。我记得很清楚，代办给了我们每人350元经费，让我们去添置一些新衣裳。因为在大使馆工作，不能穿有解放军标志的衣服。
1953年4月，我们到了平壤。当时我们的大使馆在平壤郊区的一座山里，附近的山头里还有苏联大使馆和朝鲜人民军总部。一路上隐蔽措施做得非常严格，白天绝对不允许车辆出入。因为这里虽然不是最前线，但是美军的飞机还是时不时飞来，发现有动静就投下炸弹。防空警报一响，我们就往防空洞跑。最近的一次，一颗炸弹就在离我躲藏的防空洞3米远处爆炸。
当时志愿军谈判代表团驻地在开城，他们每天把谈判的内容发往北京和朝鲜人民军总部。我和另外一位报务员每天轮流值班，有时电报凌晨一两点才到，也得马上工作。我之前在部队发报，单篇篇幅都不长，一般在一两百字左右，但是代表团发来的经常有四五千字。我记得很清楚，一页纸是100个字，我打完一页纸要5分钟，连续工作四五个小时才能完成。
在当时，大使馆承担着重要的联络任务，经常有两国领导干部到大使馆来。有一次，一位穿着呢子大衣的中年男子走了进来，我正在值班，连忙上前问他是谁，有什么事情。他说，我是彭德怀，有事要联络志愿军司令部。那时候我们的电话线和电报线是同一条，我一听，赶紧把电话线接好，彭总就给志司打电话了。
在朝鲜期间，我亲眼目睹了战争给这个国家造成的严重破坏。当时的平壤城内几乎看不到完好的建筑，都毁在敌人的空袭中，没有房子，没有商店，朝鲜人民都住在地下的掩体中。为了躲避空袭，我们执行了最严格的防空命令，就待在大使馆里，除非是为了进防空洞，否则一般不出门。
就这样到了1953年7月27日，正式签署停战协定这一天。我们事先已经知道了这个消息，但还是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当时钟走过22时，停战协定正式生效，我和战友第一次拉开了房间里的窗帘，眺望窗外的景色。是的，在我到朝鲜的这3个月里，房间里始终拉着两层窗帘，一层黑色，一层红色，确保即使在夜晚，也不会有一丝光亮漏出去。在停战前，除了工作和休息，我们几乎没有娱乐活动。停战后，我们有时会在室外打打篮球，冬天到了，还在冻起来的湖面上滑冰。
1955年初，我结束在大使馆的工作，回到了北京。虽然当时外交部的待遇要稍好于部队，但是经过抗美援朝这一战，让我认识到部队建设还存在不足，于是我选择回到部队，并且去了刚刚组建、实力还比较薄弱的海军，先学习通信技术，再学习雷达，一直干到退休。
栏目主编：张骏题图来源：王闲乐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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