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史，也是心灵史
□谢冕
刘登翰记得，我是在北大首先迎接他的人。1956年，一个秋阳灿烂的日子，刘登翰来北大报到。我在中文系新生的名册中寻找那个名叫刘登翰的人——因为我知道，他是一名记者，热爱文学，而且写诗。登翰来自厦门，我们是大同乡，又有共同的爱好，见面自是欣喜。虽然不是同一年级，但因为志趣相近，交往日深，渐成知交。
北大期间，我们一起进了北大诗社，在《红楼》又成了文友。后来六人集体写《新诗发展概况》，又在和平里《诗刊》为我们借来的中国作协宿舍“并肩战斗”了一个寒假。这些经历，更为我们的了解和深知奠定了基础。十年动乱的岁月，我们不愿回首。知道在各自的经历中都有难言之痛。所幸苍天怜我，劫后重逢，在各自不同的场合，我们又为中国新诗的复兴和进步，一起呼吁。我们不仅是学术上的同道，更是心灵上的挚友。
登翰近期完成了他的家族史的写作。他以单篇散文组合的方式，把一个华侨家庭和家族的历史，做成了一本大书。登翰文笔清丽，记叙简洁，加上他长于记忆，又做了扎实的案头工作，检索相关文史资料，从一个家庭的兴衰聚散，到一支族系的迁徙繁衍，他都有客观而翔实的叙说。因为涉及其中成员的涉洋“过番”，亲人们在远离祖邦的异国他乡，艰难创业，筚路蓝缕，山海空茫，在他的笔下均有着广阔而充分地展开。这些人们其间的步履维艰，行踪漂泊，歧路荆棘，每一字都是汗水和泪水浸染而成。我阅读这些文字，从广阔的空间领悟到他们的迷惘和渺茫，又从叙述之细微处得到感同身受的酸楚与疼痛。
漂泊四海的福建人，为了谋生，把妻儿留在家乡，只身在海外奋斗吃苦，留下父母妻儿守着空房，造成了无数的家族悲剧。登翰书中展现的，仅是福建万千家庭中的一个“侧影”，但却也是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家庭悲剧的书写。
登翰是一个内心非常强大的人。他能够独立承受巨大的生存压力，包括歧视、伤害，甚至包括屈辱。他没有为这不公的遭遇向人倾诉。他对这种不公的“视若无睹”，足以证实他内心的坚定和自信，他的承受与内敛的能力足以抵抗来自外界癫狂的暴戾！作为出身华侨家族的登翰，他的心灵所受的创伤是不可言说的。但是他们都是真正的和真实的爱国者。
登翰书中写的，以及他有意略去而不曾写的，其实就是一部真诚的爱国青年（直至如今的暮年）战胜磨难的心灵史。登翰写出了一本家史，一本宗族史，就他个人而言，我以为他是写出了一部心灵史。他把内心的复杂和悲凉放置于人们觉察不到的暗处，而把明亮的色彩，以及内心的坚定与热爱展开在我们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