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获》“青年作家小说专辑”
编者按：《收获》2024年第4期以“青年作家小说专辑”为专题，刊登了《鹃漪》《吃黄昏》《夹竹桃有毒》《爆破游戏》《猎人之死》《拘鼠术》《七伤拳》和《工作狂博物馆》等八篇作品，引发了一定关注。由上海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上海大学当代文学研究中心主办，上海大学文学院讲师王玮旭主持的“此刻·上海大学当代文学读书小组”，目前有14名中文系研究生、本科生成员，他们在近日就《收获》“青年作家小说专辑”进行了集中讨论，上海文艺将分三期呈现这些年轻的声音。
王玮旭：近年国内文学期刊给予青年作家越来越多的重视。对同学们来说，青年作家的小说可能也更为切近，能够呈现一代青年看待世界的新方式。这段时间大家读了今年第四期《收获》“青年作家小说专辑”，希望我们作为同代人读者，能够通过阅读和讨论的方式来参与到当代生活意义的塑造中来。我们先来讨论丁颜的《夹竹桃有毒》和傅悬的《吃黄昏》。
生活如何过得“正确”？
张烨：这一期“青年作家小说专辑”中，如果有一个核心的关键词的话，我觉得是“位置”。这辑小说中的诸多人物，他们对自己周遭世界怀持着巨大的焦虑感——怎么恰切、合适地在日常生活表达自己的情感，对外界做出回应？我认为这一些都源于他们对自己所处“位置”的迷茫和不安所造成的。在这辑小说中，我们能看到异国他乡、宗教信仰、民族文化、重组家庭甚至是带有强烈不确定性的回忆，都表征着对自身所处“位置”的焦虑不安，不知道该对周遭世界的变化作何反应，因为“无能”而陷入巨大的精神危机之中。这也许跟我们今天热衷谈的“内耗”有关。
《收获》2024年第4期封面。本文图片均来自于收获公众号。
《吃黄昏》里，美琪作为女性、女儿、妻子和海外移民的多重身份的缠绕，她面对丈夫时，不仅是妻子，而且还必须罗望定义下的“好妻子”。美琪在她过往“好学生”生涯中寻找关于“好”的定义与经验，所以我们能看到她把每天做好一顿饭，视作是一场场考试。如果我们曾经当过“好学生”，我想都能知道考试的恐怖，体验过那种请假一天就跟不上学习进度的焦虑。但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如果这个“好”仅仅是“好学生”那美琪说不定在焦虑中还能找到一丝熟悉的安稳。在我们熟悉的文化环境里，一个好丈夫、好妻子、好儿女，起码有着一些基本的认同。但美琪所处的异国语境中的“好”变得十分困难，她需要重新去探索。美琪无法走出家庭，她所面临的可能不仅是家庭主妇的困境，更多的问题是多重身份的混杂，让她无法定位自己在世界上的行动和情感表达。
任星潼：如小说中多次暗示的那样，家庭主妇与高中学生两种身份之间的某种隐性成长链，不断压抑美琪对自我的召唤，并使她日复一日的生活成为一种自虐式痛苦的积累过程。回家途中遭遇的大堵车使美琪遭遇晚餐危机，美琪想起高中时由于台风天气引起的联考危机。前者的解除是得到了丈夫推迟回家的消息，后者则因学校考试取消的消息让美琪感到“如蒙大赦”。显然，问题的解决都呈现出美琪自我能动性的缺位，以及对外部介入的高度依赖性。外界的“大赦”是偶然事件，那么美琪的自我也只能得到几近于无的表达，这一压抑的过程积累着痛苦。
值得注意的是，在堵车与联考的情景类比中，美琪“自我的声音”有一个由强减弱的过程。在许多年前台风天的路上，美琪对考试的质疑还充斥着她的头脑：“她恍若未闻，只是想，就算到了考场，这样又怎么考试？”而到了堵车的路上，就仅能麻木机械地重新计划。与其说是处理困局的状态由未成年人转变为成年人状态，不如说是母亲曾经的“厉声叱骂”内化为美琪的自我责备。
《收获》内页傅悬《吃黄昏》
陈芸静：两位同学提及“美琪特别像中国式学生”，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观察。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好学生”与中国何以现代的隐喻有关，鲁迅的私人故事可以变成民族国家的寓言。《吃黄昏》的故事让我联想到《伤逝》，同样是“吃”，子君每日的生活被“川流不息的吃饭”填满，美琪从变成主妇开始就被“晚餐吃什么”的问题缠绕。在涓生的自述中，自己的位置处于叭儿狗和油鸡之间，如同被子君饲养。但关于罗望，他在家庭中的位置被小说叙事巧妙地隐藏了，表面上，罗望担负着家里的经济来源，是饲养者，可实际上，他的身份维持依赖于“被饲养”的美琪。罗望在某一时刻的确流露出了感激，但他的感激没有包含“被饲养”的意识，更像是因为妻子完成了自己的家政“职责”。压制关系的隐蔽化、固定化可能与一种标准的诱惑有关——工业经济下的贵族水准和安逸风度。小说中有两次提到了“广告”的形塑能力：何一凡一家三口像高速路广告牌上的全家福，以及美琪回忆起广告中的话“每个人的生活应该像童话”。不只是美琪，罗望的内心活动暴露了他对家庭的看法是被形塑的。
性别、家庭与权力
张佳雯：性别问题是小说无法被忽视的问题，《吃黄昏》以极为细腻的笔触描写了以家庭劳动作为主要生活内容的家庭妇女，她们心灵上的敏感，以及在社会交往中无法获得尊严的问题。当家庭中的劳动不被视为一项严格并且需要经验的工作时，这种错位可能就存在于以美琪为代表的家庭妇女中。小说是否在新的历史背景下提供了对于这个问题的新的讨论？小说部分的涉及到了疫情，虽然文本并不强调这个背景的意义，但正是疫情的出现可能导致很多人没有办法像过去一样工作，他们不得不留在家里，不得不去直接操持衣食住行这类最基本的工作，家庭妇女的问题或者家务劳动有可能借此重新被认识。其次，《吃黄昏》中描写了与家庭妇女相对的“家庭妇男”，因为性别上的错位所以美琪在那一刻她认识到了自己所处在不平等的结构中。但是在对于这样的新型职业的描写上，文本还是会去强调何一凡毕业于哈佛，从事软件开发有所成就，虽然他认为家庭工作是精妙的工作，却连照顾孩子的安危都难以做到。如果引进了新的职业，并且这种新职业带有它本身产生的社会语境，那么小说很有可能在家庭劳动和性别问题上提供新的经验。
傅悬
刘依涵：王安忆有一篇小说《向西，向西，向南》同样以海外移民家庭为背景，其中女主人公家庭破碎后遇到一个饭店老板娘，由此重新开始自己的人生。这让我想到了《吃黄昏》里的超市老板娘，同样与女主人公同乡，同样有着并不顺心的丈夫，这两对相似的人物关系却有着不同的发展方向。《吃黄昏》里的美琪为何无法以老板娘为契机，去发生家庭之外的新的社会联系？《向西，向西，向南》里女主人公的新生事实上是在家庭完全破碎的基础上发生的，在全家移民的过程中，家庭分裂成个体。种种因素在《吃黄昏》中重新配置，社会精英、物质富庶、发达国家移民，最后组成了一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核心家庭。
在我看来，两篇小说中的“家庭”都丧失了一种整体性意义，无论是否存在事实层面上的家庭矛盾，“家庭”应有的生活价值，而非生存价值，都在社会经济变动和个人阶层跃升中沦落。在《吃黄昏》中，无论是美琪还是罗望，他们同时失去了对于家庭的信任感。
姚文嘉：依涵提到美琪本可以但却最终没有把握住走出家庭的契机，我在阅读时也同样关注到了这个问题。我认为性别议题当然是这篇小说的一个聚焦点，但在对性别议题的关注之下，同样隐藏着对于在家庭内外都无可避免的权力结构，尤其是家庭外部社会权力结构的关注。蔓薇与美琪同为女性，但就小说场景而言，她们在权力结构中所处的位置截然不同。小说这样形容蔓薇夫妇的关系：“对面蓝黑皮肤的女武神脚踩丈夫身体……而她的丈夫不再是神话里的湿婆，而是李奥纳多·迪卡普里奥，是身穿白色POLO衫和深卡其沙滩裤，躺在游艇甲板上晒太阳的华尔街之狼。”蓝黑皮肤的女武神意指印度神话中的迦梨女神，直指来自印度的蔓薇，而她的“华尔街之狼”丈夫何一凡，则在权力关系中呈现出被踩在脚下的姿态。
总之，不仅是家庭内部，从整个社会的维度来看，美琪和罗望的破碎家庭实质是深深嵌入整个社会权力结构中的一环，而作者则将这一横截面放大，通过家庭困局映照出的或许是社会的困局。若论才华与交际能力，罗望与何凡又何尝不是在专业领域、异国社会深耕多年？即使美琪走出家庭内部的权力结构后，也同样要面对、进一步陷入家庭外部的社会权力结构，这可能是对于美琪与作者来说都有待进一步处理的难题。
《收获》内页丁颜《夹竹桃有毒》
文化冲突的“情感”解法
郭心薇：我想说说《夹竹桃有毒》。这篇小说涉及的话题非常丰富，民族、宗教、地域文化、家庭代际关系、女性主义等等，从情节来看小说内嵌了双重救赎结构。名字是自我身份认同的重要证明，弗米抛弃了次仁央宗这个名字，压抑自己作为藏民的记忆，企图融入新的民族、宗教、家庭环境。多个层面的交错使弗米一直处于尴尬的境地中，无论是儿童时期的阿敏还是成年后的阿敏都使弗米更直接地面对家族的诘难，弗米因此将阿敏视为“背叛者”。弗米的“母亲”似乎是缺席的，直到弗米遇到了邻家老太太——弗米社会意义上的母亲；回藏的旅途是弗米正视自己的开始，故乡是另一层意义上的母亲。在阿敏的视角中弗米重新确立了自我，“把多元聚在自己身上”，达到了和谐的状态。阿敏的救赎开始于理解作为母亲的弗米，看到母亲难言的内在痛苦，阿敏释然了，她从未停止找寻自我，而在母亲真正建立自我主体之后，阿敏“内心是那种前所未有的轻松”。
小说看似完成了双重救赎的使命，但作者对阿敏救赎完成后状态的描写显得格外吃力。阿敏被视为“背叛者”遭受的心理创伤是难以愈合的，正是这难以愈合的创伤使她迫切地想要得到救赎，也正是创伤的来源使阿敏将救赎的关键指向母亲，在这一过程中阿敏选择性遗忘了某些情绪“迫使”自己得到救赎。
陈雨昕：阿敏和弗米的和解很大程度上发生在两个人一起去西藏的过程中，最近比较火的电视剧《我的阿勒泰》也相似，似乎很多作品中人物的和解都是脱离日常的生活环境，到异域的生活场所进行对之前误会和矛盾冲突的和解。小说的主题很多，但是西藏部分体现得比较明显的是文化融合。阿敏在这段时间与母亲和解，除了知道母亲的过去、母亲有她的苦衷，更重要的是理解了母亲的二重身份。以前弗米觉得女孩子读这么多书没有用，但是回到西藏，她表达出的观念是马万里的重视教育的观念。在异域环境中，阿敏认为母亲和她是一个阵营的，让阿敏对母亲有了认同感，也有了和解的可能。
丁颜
王佳颖：如果弗米不来自于西藏，而来自于中原，这个家庭是否会爆发那么大的矛盾？中原人觉得西藏人野蛮，北方人觉得南方人也野蛮，港澳人觉得内地人野蛮（很多时候反过来也会存在）……鄙视链是没有尽头的，也是没有固定方向的。祖父母觉得弗米野蛮，带不好孩子，弗米也觉得祖父母野蛮，见识短浅：“我是在桃花堆里长大的。倒是他们，把一个夹竹桃当桃花看好看，真正是什么都没见过。”祖父母对夹竹桃的态度似乎暗示着对弗米的态度，更确切地说是一个中原人对西藏媳妇/西藏文化的态度：异域带来的神秘感让人觉得神奇，他们是好看的、亮丽的，但他们同样是被曲解与被误解的。
恋爱让弗米从西藏走向中原，恋爱成了勾连两种文明与野蛮的途径，因为似乎只有在爱里人的文化属性才是平等的。所以似乎爱情这种一对一的关系成了解决地域歧视的一个方法（虽然在这个小说中解决的也不是很好）。在我们今天讨论的两个小说里，爱、性对于解决此类文化冲突问题都成为一个重要且似乎有效的元素。但故事中两个家庭的矛盾也已然告诉我们这并不太有效。两个故事中似乎作者都难以真正解决矛盾。
王玮旭：张烨所说的“位置”、芸静所说的“标准”、星潼所说的“被动性”，都着眼于《吃黄昏》所反映出的当代青年与社会“标准”的关系。“标准”本身出现了问题，而被动地“自我标准化”的思维或许也值得反思。佳雯、依涵、文嘉所讨论的性别、家庭和权力问题，揭示了《吃黄昏》性别和家庭的表层议题之下的社会整体性的权力装置，这正是它有价值的地方。心薇、雨昕、佳颖注意到《夹竹桃有毒》家庭冲突与文化冲突的内在逻辑关联，文化身份认同影响了家庭成员的情感关系，而反过来用从情感入手来解决问题，似乎又不能触及到根本。包括《吃黄昏》，两篇小说似乎都把“情感”作为解决问题的切入口，当作一把“万能钥匙”，但最后效果都不够好。总得看来，两篇小说都触及到了当代青年的精神困境，小说人物的解决方式给了我们参考，也给了我们更多反思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