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到了中国翻天覆地的变化”
本报记者钱佳音
“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一穷二白到如今的繁荣富强，这是一个非凡的旅程。”印度尼赫鲁大学中国与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中国问题学者狄伯杰日前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这样说。1991年在尼赫鲁大学完成本科及硕士学习后，狄伯杰来到北大历史系学习，之后见证了中国的迅速发展。狄伯杰向记者分享了他与中国结缘的故事，并强调三大全球倡议聚焦减贫等领域，都是以人为本的。
环球时报：您第一次接触中文是什么时候？为什么对研究中国感兴趣？
狄伯杰：现在回想起来，我第一次听到英文“中国”这个词，是我童年时在家乡喜马偕尔邦的民歌中听到的。我隐约记得，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中也提到中国。然而，这些都是对中国的“无意识认知”，当时并没有让我进一步了解中国。我第一次有意识地与中国“发生联系”是通过一本关于东亚历史的书，这本书是我在高中时从一所大学的图书馆借来的。那一次我不仅了解了中国文明，还看到了其对日本等国的影响。我对秦始皇、唐朝等有了初步的了解，对甲骨文以及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重大发现非常着迷。这就是中国吸引我的地方。
至于为什么我对研究中国感兴趣，我认为历史上的印度和中国都是文明古国，都对全球发展作出重大贡献。即使在今天，历史似乎也在重演——我们正在见证印度和中国的崛起。
环球时报：您翻译过许多中国古代名著。您认为这些书体现了中国文明的哪些方面？中印文化间存在什么共同点？
狄伯杰：我翻译过《四书》《中国古典诗词》《红楼梦》等作品，不过一些书还没有出版。我认为，由于印度和中国都是东方文明国家，两国的价值体系有相似之处，都重视道德、和谐、诚实、忠诚和孝道等。
环球时报：1991年的中国给您留下了怎样的印象？33年过去了，您认为中国的哪些变化让您最印象深刻？
狄伯杰：1991年第一次到中国时，北京几乎看不到摩天大楼，马路也不宽，外国进口商品很稀缺，只能在一些指定地方如友谊商店才能买到。
1996年和2001年我再次来到中国时，看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的公共设施如地铁、铁路、住房和排水系统前所未有地得到扩展和完善；大学校园里涌入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摩天大楼拔地而起，大型购物中心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外国品牌商品如今也在中国制造。城市里充满了外来务工人员，巨大的建设能力正在为未来打下基础。
自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工业化和现代化进一步加速。200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约为1.2万亿美元，到2021年这一数字就跃升至17.8万亿美元。在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国成了区域和全球的主要贸易伙伴，同时缩小了与美国在技术方面的差距。
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一穷二白到如今的繁荣富强，这是一个非凡的旅程。1949年，中国基本上是个农业国家，农业在经济中占据主要地位，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49.7元人民币，人均预期寿命仅为35岁左右。如今，超过66%的中国人口生活在城市里，中国的人均收入和预期寿命分别达到了1.3万美元上下和78岁左右。
环球时报：您如何看待中国的发展及其对国际社会的贡献，尤其是中国提出的三大全球倡议、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
狄伯杰：我认为这些倡议已成为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新支柱。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其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前者强调在相互尊重、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建立中国与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关系，后者主要针对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合作，旨在提高各个领域建设能力。
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已经被纳入人类命运共同体框架。这些倡议的一些明确目标包括聚焦减贫、粮食安全、绿色发展等，这些都是以人为本的。
环球时报：长期以来，您一直致力于促进中印学生之间的交流互鉴。您如何评价中印交流互鉴的重要性？
狄伯杰：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和重要邻国，中国对印度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印度）会有很多人对汉语和汉学感兴趣。我相信，如果越来越多的印度人了解汉语，他们就越能更好地了解中国。
这也将使印度学者能够有更多自己的对中国的认识，而不是依赖外部信源和观点。相互交流，特别是人文交流，是印中睦邻友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