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当代文学译家访谈录》： 把译者从书斋里面“请”出来
转自：嘉兴日报
在近代中国的思想演进史上，文学翻译家是文学译介的重要主体。其中，以鲁迅、朱生豪、夏衍、郑振铎、茅盾、徐志摩、戴望舒为代表的浙派文学翻译家所引领的一系列文学译介活动，使浙江成为思想碰撞、文明互鉴、中外文化交流的先锋阵地，奠定了浙江文学翻译的优良传统。
近50年来，浙派翻译家在继承前辈翻译家精神的基础上，以巨大的翻译热忱与高超的翻译水平，孜孜以求，源源不断地向国内文学界、知识界与思想界输送高质量的外国文学译作菁华，架设起了中国人与外国人相遇相知的文化桥梁，其成果形成了一幅中外文化与文明交流互鉴的壮美画卷。
日前在杭州首发的《浙江当代文学译家访谈录》便收录了37位浙江当代文学翻译家的访谈录，他们中既有译著等身的翻译大家，也有现今翻译界的中流砥柱，还包括了富有潜力的青年译者，可以说凝聚了活跃在浙江译坛的老、中、青三代翻译家的智慧。
书的主编郭国良，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浙江省翻译协会会长。另外一位主编杜磊是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浙江省翻译协会副秘书长。
“亲眼”看到那因译溅起的浪花
译者，向译而生，从译而行。书的两位主编说，译者访谈肩负着向公众呈现最为真实的浙江翻译文化生态的重要使命。“对于身居幕后的译者来说，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是把他们从常坐的书斋里面‘请’出来的，是把他们从每日讲课的教室里面‘喊’出来的。通过访谈这样‘接地气’的方式，这些平时隐身难现的译家畅谈文学翻译的经验、体会与见解。”
在访谈中，书中的37位浙派翻译家以各自大大小小的译事为读者标示各自多姿多彩的人生译途，阅读这本书，除了获得学术启迪、实践经验，更能“亲眼”看到那因译溅起的浪花、掀起的波澜、打开的世界。
“不管什么样的工作，都有苦处和难处，搞翻译真的是苦，有时候一个对应的词找不到，是真的会哭出来的啊。”
“我在翻译实践中，努力做老实人，绝不偷巧，但凡原文里有的字句一定照译不误。感谢有心人将我的译文与原文对照研究。”
“但肯定的是，哪怕只有一句话，从午夜11点想到凌晨2点，只要我真能译舒服了，我就吹自己：牛、厉害、天才！哈哈！”
他们有的将终生奉献给了翻译事业，有的将翻译看作精神的享受和人生的乐趣，还有的尝试将翻译贯彻到他们跨领域的实践之中。
每一位受访翻译家始终共怀着对翻译事业的无限敬意
书中还有括几位嘉兴籍的翻译家。生前任浙江外国文学研究会会长、浙江大学外国语教授朱炯强是海宁人。因朱炯强教授生前因病无法接受采访，这本书的编者将嘉兴日报记者在2015年对他的采访全文收录书中。
朱炯强1933年出生，196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英文系。他是两届鲁迅文学奖的评委，桃李满天下；而他情有独钟作为兴趣的“翻译”工作，也为学术界和翻译界所称道。他翻译的美国作家福克纳的《公道》，被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收入其自编的《影响我的10部短篇小说》；而作为一个澳大利亚文学的译者，他被誉为“文学交流的友好使者”，受到澳大利亚总督的三次接见。在他身上我们看到老一辈译者研译不辍，以及淳朴、踏实和勤恳的学者本色。
青年翻译家陈以侃，1985年出生于嘉善，曾在上海交大和复旦学习英文，2012年至2015年在上海译文担任编辑，译有《海风中失落的血色馈赠》《毛姆短篇小说全集》等。陈以侃除了翻译，还享受写作的状态，出版过文学随笔集《在别人的句子里》。因为向往译者和作者的那种生活，他选择了翻译和写作。他说，翻译就像一条绵长的河流，河面上没有船只，没有人在游泳，甚至没有一段漂流的枯木，它就这样平缓地从他脑海中流过，“翻译就是在每一个词、每一个分句上去重现某种印象。”
从最初的翻译探索，到日久天长地与翻译为伴，这些翻译家或受亲友鼓舞，或被良师启迪。尽管在翻译之路上，他们有的遭遇了生老病死的考验，有的面临了不少质疑与挑战，但是每一位受访翻译家始终共怀着对翻译事业的无限敬意。
“有人说，你干吗那么累呀，在那里吭哧吭哧一字一句地打字。我的感觉却是，只有这样才能通过思维去挖掘原作的真实思想，要是借助了机器翻译，自己就会因为惰性而失智，变傻瓜了。”
“我想，即使是在机器翻译如此发达的今天，之所以还很少有人敢讲机器翻译可以完全取代人工翻译，也是因为机器目前还无法做到像人那样曲尽其妙地细抠精读。”
“我一直相信，中外间的文化鸿沟并非不可逾越，文化交流也并非水火难容。乍遇异质文化，读者难以接受，渐渐熟悉了就不再以为怪，在全球化时代，这一过程正在加速。”
优秀的翻译总能为我们提供一种异质文明的想象，推动我们认识不同文明与民族文化的差异，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今天，随着世界格局的不断变化与思想界的日新月异，翻译场域的语境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层面转变中，译学界也不断追问自身，重新思考翻译的本质、定位与责任。
《浙江当代文学译家访谈录》
郭国良杜磊主编
浙江大学出版社
■记者许金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