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物议｜全球和中国经济现状及趋势分析
来源：蒙格斯报告
中国企业要实现转型升级，要国际化，需要在更高水平进行“二次开放”。开放不仅是在贸易领域，而是要在制度、规范、标准上建立新的国际联系。在此过程中，中国更要注重“引智”、“借智”，推动“二次创新”，而不仅仅是“引资”。
来源：上海高金金融研究院，2024年9月，日本大学经济学院终身教授、日本经济技术国际推进协会（JETIA）理事长李克博士在上海高金金融研究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发表了题为“全球和中国经济现状及趋势分析”的演讲。
作者：李克
图源：千图
全球经济现状
中国目前所处的环境是怎样的？中国经济的现状如何？一些国际主要经济体可以作为参照。
2000年以后的日本经济
中国的主流媒体总是用“失落的三十年”、“衰退的三十年”来形容日本的经济情况。但事实上，和人们从媒体上得到的信息非常不一样，日本经济正在向好发展。近期，日本东证指数已经连创几次历史新高。日本的各类资产价格也在暴涨。这其中发生了什么？
我十多年前在国际的著名期刊金融时报上提出的观点是，从上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正在发生的转型和调整可以定义为“第三次明治维新”。
我们知道，历史上第一次明治维新发生在1868年，从此日本走向了近现代化的道路。第二次“明治维新”发生在日本二战战败以后，以美国主导推动的日本和平宪法为代表，之后日本经济实现了再次腾飞。国际上将当时日本的经济发展模式以及之后的一些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统称为“东亚模式”。
作为“东亚模式”的初创国日本，我们今天耳熟能详的一些概念，比如产业战略（industrialstrategies）、产业政策（industrialpolicies）都是日本的原创和最早实践的；出口导向型经济、雁行发展理论等，也来自于日本的经济发展实践。“东亚模式”中的一个重要特征可以概括为“政府引导型发展模式”（State-LedModel）。
但是在2000年以后，日本的官方文件中就已经基本上看不到这些概念了。
1990年代初日本经济泡沫破裂后，日本社会开始对曾令他们骄傲的发展模式进行了深刻反思。他们开始重新调整认识，建立跟西方，或者说国际上主流的做法、观念的新型合作关系，尝试着从“政府引导型发展模式”逐渐向“市场引导型发展模式”（Market-LedModel）转换。在东亚文化和历史传统的背景下，这样的制度和体系转换是很不容易的，甚至可以说是带有一定革命性的。到今天，这一转换过程已经进行了30年，目前还在继续。
为什么大量国际资金会在当下重新流向日本？简单来说，以股市为例，国际市场的投资人发现，在经过过去三十年日本政府和社会的转型后，他们能够看懂日本上市公司的股票价值以及日本股市的估值体系了。再从企业运营来说，一般认为，企业运营的最高宗旨是利润最大化。谁来监督企业是否贯彻了这一宗旨？是股东。对美国和欧洲人来说，股东利益是排第一位的。不过很长时间里，日本的企业曾经不是这样，很多日本企业是把员工利益放在第一位的，经常很多年都不分红，哪怕企业盈余了大量现金，也不分红。
比如说QE政策，即量化宽松的这套做法，其实也是从日本最先开始实施的。从1990年代初开始，日本政府通过货币政策将大量资金投入市场，期待增加企业的投资愿望和市场的流动性。但是企业拿到便宜的资金，仍然不愿意投资，因为他们对未来的预期比较负面。这种负面预期扭曲了他们的投资行为。加之日本企业曾经太过强调员工利益，对股东、对投资人来说也就造成了更大的不公。但从十多年前安倍经济学开始推行后，情况出现了很大的变化。现在的国际投资人，感觉能够看懂日本公司了，也可以预测他们的投资能够带来怎样的回报了。依托这样的判断，从大约十年前开始，国际投资人认可了日本企业处于一个估值洼地，之后大量外资逐步进来。2020年前后，美国的投资家巴菲特开始投资日本五大商社（三井商社、三菱商社、伊藤忠商社、住友商社、丸红商社），成为一个标志性事件。之后，更多的欧美基金跟进了对日本的投资。
正是因为过去三十年，日本的体制和制度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以我把它总结为“第三次明治维新”。
俄乌战争对全球经贸带来的影响
俄乌战争不是简单的领土之战，其背后也是两种意识形态的冲突。战争所带来的，也不是简单的局部战争冲突，而将会对全球未来经贸格局产生根本性影响，简单来说，将会从199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的发展中蜕变为“半球化”或者是“慢全球化”。
近期，大家可能听过一些新的词汇，比如“价值观贸易Common-ValueTrade”、“友邻贸易”、“贸易脱钩”等。贸易就是贸易，为什么现在会出现“价值观贸易”？其实战争只是各方势力在经济矛盾、政治矛盾极端化后的表现，背后的深层次冲突已经至少持续了20多年。自从WTO体系建立之后，全球化在推动整体财富增长的同时，也产生了不同国家、各个社会群体的收入差距加大以及分配不公，社会动荡加剧。包括今天的美国，和2000年前后相比，社会的撕裂，政党之间意识形态斗争的激烈程度，都严重了很多。
对俄乌战争，作为企业家，我们不用更多地争论正义性和站队，而是应该更多地关注它背后代表着什么变化，它对未来世界经贸格局会发生什么影响，这对企业的决策和未来发展会更有意义。
美国大选与中美关系
美国大选在即。很遗憾，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美国两党的态度空前一致。以前，我们通常会判断，美国对华策略会随着不同党别的总统的更替而发生变化；不过现在的情况，无论是特朗普当选，还是哈里斯当选，我们对美国的对华态度的改善，都不能抱有太大期待。
未来几年的中美关系，在政府层面，如果可以管控分歧，不激化矛盾，不要擦枪走火，就是比较好的状态。中美关系的大趋势在未来几年不太可能有重大改善，不太可能重新进入“蜜月期”。但不是说，在这样的中美大环境下，中国企业家将无所作为，其实我们还是有很多结构性机会的。
近期，我也很明确的在一些相关会议上提出：在国际大环境较差的情况下，中国要坚持对外开放不动摇，坚持国际多边体制不动摇，坚持经济改革不动摇。不仅如此，还要通过推动“二次开放”，进行更深层次的制度和机制改革和完善，更深刻地介入到国际多边体系中去，积极参与各类全球治理活动。当然，技术的引进和模仿是相对容易的，但是制度的改变和调整还是比较困难的，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战略定力。
日本的长寿企业与“隐形冠军”
目前的中国经济是否进入了下行通道，对这个趋势的分析和判断引起了很多的关注和讨论。作为中国这样的大型经济体，趋势调整并不容易。不过，即使在经济下行的过程中，作为优秀的企业和企业家，我们仍然可以赢得“结构性机会”，也就是需要我们把握变化中的市场环境和趋势，做出对应的改变和安排。
“安倍经济学”
上世纪90年代后，从GDP增长的角度来看，日本长期处于低迷状态，这种状态一直维持到2010年前后。如果我们再次反观日本曾经走过的道路，可能会对今天的中国经济状态的判断得到一些启发。
“安倍经济学”的核心是什么？我刚刚讲的“第三次明治维新”就是其核心的改革方向，也就是它当中提到的结构性调整。事实上，过去的三十年中日本并不缺资金，日本企业和民间有大量资金。同时在全球债务市场上，日本长期以来是最大的债权国。
所以日本的核心问题不在于缺资金，而是在于人们缺信心。过去的日本政府的经济治理思维长期受“凯恩斯主义”影响——经济不好，政府就试图用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出口）来拉动。但在当时的环境下，政府的积极拉动政策也不足以改善大家对经济前景的正面判断。据此，安倍内阁的第一个措施就是一个非常具体的货币政策的量化指标：通货膨胀率必须达到2%，不到2%，量化宽松政策就不停止。这个思路后来也被美联储借鉴。当然，由于国情的不同，美国盯住的量化指标是失业率，只要失业率高于3%，量化宽松措施就不停。对量化指标的坚持，给了市场明确的量化信息，为企业决策提供了清晰的指引。
第二个措施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这也是经济下行时期，中国政府经常做出的决策——私人部门消费疲软，政府部门利用公共投资来拉动有效需求。当时，日本政府大量兴建公共工程，包括下一代新干线的建设。
第三方面的改革是最难的——日本经济的结构性调整和转型。只有深层次的制度转型升级，才能带来经济长期增长的新动力。在这里，我们特别要明确一个概念，也是我们经常认识上容易犯的错误，即经济调控政策的三驾马车，出口、投资、消费，应对的是什么问题？经济有中长周期问题，有短周期问题。在短周期经济下行时，三驾马车是有效果的。但解决中长期的问题，靠的是什么力量？事实上，只有依靠科技创新、制度创新、企业家精神、市场环境改善以及生产要素效率的提升等，这些力量才是解决中长期问题的根本。
比如说，日本现在也开始做高科技园区，搞经济特区，由政府出面推动高科技投资，比如半导体、新能源电池、机器人等。台积电到熊本建厂，日本政府提供的补贴占其总投资的50%，支持力度极大。因为日本政府认为，半导体将是未来经济发展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性的新兴产业。日本政府的这些做法在过去都是很难想象的。
百年长寿企业的特征与传承
接下来谈一个很多中国企业感兴趣的问题——为什么日本企业有那么多百年老店？
日本超过100岁的企业有37000多家，超过200岁的有1000多家。而中国企业的平均寿命是4年左右。这里的问题不在企业家，更多是在市场和制度环境上，只有建设更好的营商环境，才能支持企业长期的健康成长和发展。
日本企业为什么长寿？
我大致总结了几点：一是对企业经营的信仰。日本企业会把祖上传下的企业经营的信条，作为自己的信仰。在美国，如果家族中的后代没有能力，就会通过比如家族信托或基金会，从外部引入职业经理人来经营企业。但日本的企业就是一代代向下继承。中国一般强调长子继承制，但是日本不是，而是找能干的儿子，而且是让孩子从企业的基层做起。丰田章男就是从车间工人一步步走上来的。日本企业的代际传承，不仅仅是传授经营企业的“术”，他们更强调企业信仰、理念和文化的传承，这点特别重要。职业精神、匠人精神、谦卑的态度、利他精神、商业道德，这些信仰、理念和文化都是需要长时间传承的。
日本万元纸钞上的人物形象是涩泽荣一，他是公认的日本现代企业和商业界的领袖级人物。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一个优秀的商人，一定是一手拿着算盘，一手拿着《论语》”。而且，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的观点，具备利他精神，是日本企业家中的普遍认知。其实中国传统文化当中也有这样的精神，只是后来环境的变化，可能冲淡了这种利他精神、商业道德。
二是政府在保护中小企业方面有完善的法律。中小企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撑，在解决就业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和税收问题上做出了很大贡献。日本政府认为，中小企业首先是国民经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它们友属于相对“弱势”的群体，所以应该给予政策上的倾斜和法律上的保护。日本是发达国家中较早对中小企业立法的国家，1963年日本政府颁布的《中小企业基本法》，成为推动日本中小企业发展的纲领性法规。
我们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和保护，也借鉴过日本的做法，但是很多方面做的还不够。借鉴日本过去的经历，可以帮助我们少走一些弯路。
日本“隐形冠军”企业的特点
世界上两个国家被认为是工业强国，一是日本，一是德国。他们的不同在于，德国是装备生产强国，日本是产品生产强国。
日本有非常丰富的产业链。比如丰田，有30000多家企业给它做配套。在这个“下包制”的分工体系中，出现了大量世界顶尖的中小企业，也就是“隐形冠军”，这些企业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现在经常说的“卡脖子”，缺的就是这些核心技术、工艺和设备。如果我们能够依托别人已有的先进成熟技术，进行“二次创新”，加入自己的中国元素，重新集成，也是很好的产业发展思路，比如我们的高铁和核电。如果只想要和国外的大型跨国企业建立关系，可能性会越来越局限和困难，因为他们在全球有自己的发展战略和布局。但是，如果我们想和日本的中小企业合作，还是很有希望的，特别是他们掌握了大量专利，拥有很多顶尖技术，能够给中国企业带来很多直接和具体的帮助，实现互利共赢。
另外，日本大企业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也很大。比如丰田的供应商，加入“丰和会”后，丰田会对一、二级供应商的发展提供很多帮助。丰田每隔几年就要出新车型，供应商也要随之生产新的配件，因此供应商在研发投入上压力很大，这个时候丰田会给与他们很大支持。所以，当我们看到丰田可以做到“八小时库存”时，这只是结果，它背后是有一套制度和体系做支撑的。
日本中小企业家特别强调“精益求精”、“匠人气质”和“职人精神”。另外，这些企业也不想做大，不想上市，他们更强调“精”。他们的企业家更像是工程师，追求技术上达到国际一流。
日本中小企业家非常在乎将技术做到顶尖；中国企业家非常善于资源整合、资本运作和开拓国内外市场网络。如果刨除历史和政治因素，中日企业可以建立很好的搭配，有很大的合作空间。日本中小企业可以作为中国企业“二次创新”的抓手之一。
中国企业如何寻找结构性机会
事实上，从2018年开始，中国经济已经开始出现问题，许多企业家也遇到了困难。我当时的判断是：未来十年的情况都不乐观，很大概率会更加困难。当然我也不是未卜先知，更不会预测到2019年之后会有三年多的疫情，我的判断是从经济大周期理论做出的推演。2018年底，大家对我的分析还是将信将疑的；很可惜，现在大家已经切身感受到了，包括房地产市场、债券市场、实体经济等一系列的负面连锁反应已经出现了。
如果现在让我对未来五到十年做出预判，经济形势依然不乐观，有些产业和时间点会有恶化的情况。
但是，大家也不要过于悲观失望。经济下行的时候，一样会有“结构性机会”。事实上，从2000年初开始，我就不断地提出和谈论“转型升级”的重要性，希望引起大家的重视。一个经济体想要实现中长期的持续发展，绝不能靠“三驾马车”来解决问题。一定是靠科技创新、制度创新、企业家精神和市场环境改善的力量，这才是最根本的推动力。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发展四阶段
历史地看，对近四十年的中国经济发展脉络，有很多不同的表述。我自己梳理了一下，大概包含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是产品要素的不断商品化、市场化的时期。第二阶段，上世纪90年代，是市场化要素不断追加的时期。第三阶段，2000年后，是产品和生产要素价格不断国际化带来的快速增长时期，最典型的事件就是中国2001年加入WTO。现在，我们到了第四阶段，未来的经济转型升级如果没有不能实现强势的突破，是很容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
当然，“中等收入陷阱”这个词也是有争议，不过它要表达的基本意思是：如果保障经济中长期发展的制度环境和机制体系建设跟不上，一个经济体在经历阶段性增长以后，还会滑落下来，甚至进入长期的经济低迷状态中，比如缅甸、菲律宾、阿根廷等国的经历。
现阶段我们需要思考的不是短期经济衰退的问题，而是要在更深层次上寻找问题的解决出路。从我们过去的经验来看，如果我们内部十分纠结和困扰的时候，还是可以考虑通过借助外力来改变和寻求出路的。
比如2001年前后，朱镕基总理为了推动中国尽快加入WTO，也是对内顶着很大的压力，对外做出了很多承诺。短期来看，也许对中国国内的很多部门、利益群体带来了负面冲击。但从长期看，加入WTO对中国经济近20年的快速发展和市场化改革功不可没。也是从2001年起，世界500强企业开始大规模进入中国，因为我们加入了WTO，就意味着中国承诺将在国际规则下做事，这为外资企业提供了充分的信心。
现在我说的“二次开放”，是要在更深的层面上吸收、接纳一些国际规则，甚至是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同时，我们也要通过改革推动更深层次的制度调整和完善，更深刻地介入到国际多边体系中去，积极参与各类全球治理活动。当然，技术的引进和模仿是相对容易的，但是制度的改变和调整还是比较困难的，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战略定力。
几个产生误导的观念
对中国企业来说，有几个误导性的概念我想特别强调一下。
首先，我认为“做大做强”的提法对中国企业带来的伤害很大。“做大”不等于“做强”，就像GDP，它只能衡量规模，不能反映经济的软实力和核心竞争力。相反，“做大”还可能带来更大风险。很多中国企业在行业领域内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但没有定价权。比如富士康，利润很薄，虽然它产能非常大，但是产能大意味着它在世界范围内的潜在大客户的数量极少，比如苹果公司。而且，苹果还在培养很多其它的供应商。一旦苹果把订单砍掉一半,富士康就会遇到困难。所以，苹果靠什么来控制那么多供应商？就是让它们做大，做得越大，产能越大，越好控制。所以，千万要对“大”和“强”的关系有正确的认识。
第二个认知误区，就是“薄利多销”。企业要长期成长，一定要关注研发，就需要长期持续的资金投入。如果陷入同质化竞争，“薄利多销”，内卷，企业怎么可能有中长期发展。举例来说，因为中国对世界有“碳达峰、碳中和”的承诺，光伏产业其实是很有潜力和未来的行业，可是现在我们的光伏产业已经是全行业亏损。与此同时，我们希望让光伏进入CBD大楼，进入可穿戴领域，进入绿色建筑，进入分布式发电场景，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光伏产业技术条件不成熟，代际技术发展缓慢，影响了它应用的领域和程度，陷入同质化竞争和内卷，但是国外技术发展已经能够应用到这些新兴领域。比如日本，他们研发的太阳膜，不但重量轻，而且光电转化率很高，可以直接铺设进摩天大楼和其它应用场景，同时价格也已经大幅下调。
所以说，企业做产品一定要注重创新、“差异化”，以及要做好“代际更替”的研发准备。从“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对比我们今天的光伏发电量，未来二十年至少还要增加5-10倍的发电规模。现在光伏产业很“卷”，并不是因为产业本身不行，而是技术同质化，没有创新、差异化和代际更替。
另外，还有一个误导性的概念叫“风口”。按照当今的国际学术研究成果，并没有“风口”一说，就像是没有所谓“朝阳产业”和“夕阳产业”一样。企业如果以长期经营为目标，就要坚持研发和差异化，坚持创新，坚持企业经营文化和利他主义的精神等。企业如果总是在主动寻找各种风口，迟早会出大问题。比如这几年所谓的“风口”，光伏是一轮、风电是一轮，半导体是一轮，新能源车又是一轮。根据根据国际能源署发布的《2023年全球电动汽车展望》测算，2030年全球新能源汽车需求量将达4500万辆，而我们的电动车已经规划了年产3000万辆的产能，接下来不少电动车企业会被淘汰，造成大量资源浪费。所以说，作为优秀的企业家，千万不要被“风口”的概念模糊了双眼，正如产业其实没有“朝阳产业”和“夕阳产业”之分一样，关键在于如何坚持创新和“二次创新”，坚持研发和差异化，而不是到处换行业，找风口。
技术的“二次创新”和“原创”同样重要
我不认为技术创新只有“原创”才是好的，“二次创新”同样重要。比如，中国的高铁、中国的核电技术都不是原创于中国，但是加入了中国元素、“二次创新”和产业集成以后，我们至少成为了一支在国际市场上非常重要的力量。
特别要强调的是，做研发不是做科研。比如上海交大在国际上的很多科研领域内鼎鼎大名，和国际一流大学的科研力量齐平，每年都有丰硕的科研成果。但是要实现这些科研成果的产业化和市场化，还有非常漫长的道路要走。当中有很多关键步骤和鸿沟需要通过，否则依然是实验室里的成果。就像我们的很多大学老师下海创业，想要转化科技成果，大多数都没有成功，为什么？因为大学老师可以做好科研，但未必是一个优秀的企业家和商人。为什么在硅谷的成功概率要高一些？除了硅谷有VC风险投资的专业团队帮衬之外，还有他们特定的利于创新的制度环境和机制安排。从科研成果到产业化，再到商业化，专业的风投团队、制度环境和机制安排都扮演着非常关键的角色和纽带，否则无法成功。
还有一个相关的重要因素，那就是：要搞科技创新还需要一个自由交流的思想市场。人们如果长期受到规训和禁锢，是无法实现技术上的创新和突破。
与此同时，技术革命带来的不是简单的技术变化，而且是会改变经济商业模式和社会形态的，其带来的变革是全方位、深层次的。几年前我写过一本专著，《第四次产业革命》，就是探讨相关话题的。第四次产业革命，绝不仅仅是科技的改变和进步，它会同时改变经济商业模式和社会形态。比如说，未来你可能会发现公司名称和品牌变得没有太多意义了，而成为了不同领域和层级的生产加工中心（ProductionUnit）了，因为越来越多的客户都开始定制化了。消费者想要什么，可以通过智能平台，利用云端的模块化技术，以非常低廉的定制费用完成设计，再由不同的生产加工中心完成其定制化的产品。届时，企业将逐步退入幕后，而只是完成接单、定制产品、物流和客服的工作。
举例来说，特斯拉目前的市值大约为7000亿美元。在近期的特斯拉股东会议上，一位知名投资顾问预判说，特斯拉在未来5-10年中，市值将上升至8万亿美元，因为他们做了Robotaxi。具体来说，我们现在买车，车是消耗品，但特斯拉未来把车变成了生产资料。例如我开特斯拉ModelY到上海机场，之后要去外地出差几天。到机场以后我不用找地方停车，而是通过FSD自动驾驶系统，让我的车成为出租车，自己出去帮我挣钱，自己找地方充电。几天后再来机场接我。这完全颠覆了过去对车辆和出行的概念。
同时，特斯拉还有另一个非常重磅的产品，2025年要开始推出了，就是人形机器人，它会进一步在未来推高特斯拉的市值到20万亿美元以上。根据马斯克的预估，今后我们每个人平均会需要两个人形机器人，一个在单位帮我们上班，另一个在家做家务。所以特斯拉这样的企业，背后是用重大的科技创新和突破在做支撑，它不光改变技术，还改变商业模式、生产模式和社会生活方式。
“世界工厂”的转型升级
淡化“国别”概念
全球供应链在新冠疫情后大调整的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了，很难阻挡和逆转。这不仅仅是源于中美之间的分歧和竞争，也是因为疫情确实给西方国家带来很大冲击。比如，疫情前欧美很多医药公司把工厂建在中国，疫情发生后，美国买不到口罩和呼吸机，欧洲和日本后来也买不到。究其原因，疫情当然是让物流出了问题；同时，中国也因为自身需要，对相关产品的出口做了限制。所以，疫情后欧美国家普遍提出了产业链和供应链要实现“China+1”或者“China+N”。
面对这种局面，我们不能仅仅是抱怨，而是应该从更理性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事实上，近些年来的国际市场环境一直在变化，优秀的企业应该可以在不同环境下做出相应的应对，同时把握住结构性机会。
我的建议是：目前中国企业要学会“换马甲”。因为从国际经济的角度来说，企业家是有国籍的，应该有家国情怀，这非常值得赞赏的；但是优秀的企业应该是没有国籍的，也就是成为MNC（MultiNationalCompany，多国公司），MNC就是面向世界、服务于世界的。提高我们的格局和境界之后，我们可以非常坦然地以MNC的新角色出现在世界市场上，这将有利于中国企业在更高层面上重新进入国际供应链和产业链体系，也更容易扎根于目标国家和国际市场，建立更顺畅的交流沟通渠道和模式，不需要总是过多强调中国企业的身份。比如，国外的企业现在特别强调社会责任（CSR）的概念，也是因为从中长期来说，它有利于相关企业融入所在国的市场。而这些企业并不都是本国企业，很多都是跨国的MNC。
如果中国企业要出海，还要注意一点，出海投资一定要争取对企业主业有直接帮助，要打通一些重要产业的上下游通道，尤其是要在“卡脖子”技术、“硬核科技”方面建立国际合作，而不是仅仅去买资产和物件。这也可以成为一种“二次创新”的方式，即通过海外投资实现。中国企业在开拓国际市场方面，要有更多的国际化的视野和高度，要有更强的目的性和适用性；而不是像前几年的有的中国企业那样，去买球队，买宾馆酒店，买娱乐设施等，这对中国产业的转型升级没有带来多少帮助。
目前，中国的地方政府又开始推进去海外的招商引资工作。不过，今天的着眼点更多的不应该仅仅是想引入外资，而应该花费更多的精力去引入“外智”，设法解决“卡脖子”的技术瓶颈问题。而且，工作场所的地域性已经逐步被现代通讯技术突破，海外专家一样可以通过智能通讯工具与公司保持远程工作联系，我们也可以尝试着在海外建立研发基地等。
从“产业网络”的角度思考企业经营战略
“产业集群”（IndustrialCluster）这个概念是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波特（MichaelE.Porter）提出的，在今天的中国依然很有影响力。他提出这个概念和相关理论的背景是上世纪70年代，依托两个重要案例研究：一个是日本关中地区的汽车产业集群，二是意大利南部的玻璃产业集群。从这两个现实案例当中，他发现如果企业的上下游企业能在一个短距离的范围内聚集，不但可以降低各类交易成本，还能产生正向的溢出效应，特别是在研发、创新、集成和市场开拓等方面。依托这类想法，特别是在2000年以后，中国各地的地方政府推动建立了各种产业集群。
不过到了现在，“产业集群”的概念已经不太适用了。通过近十多年来的研究和论文发表，我们提出应该用“产业网络”（IndustrialNetwork）思想来代替“产业集群”。举例来说，目前的一个营商环境的重大变化是，曾经成本较高的通讯、交易和物流费用现在已经大幅度降低；有了互联网，跨国通讯费用基本可以忽略不计。所以，并不是大家扎堆在一起，就能够把东西做到国际顶尖。而是要考虑如何成为一个产业网络的核心（Hub）。比如苹果，它基本上不生产自己的商品，但是他们在整个产业上下游中是核心地位，可以实现对整个产业链的掌控。
再比如，“空中联盟SkylineAlliance”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以后，空中联盟事业发展很快，为什么？因为“9.11”对全球航空工业带来了巨大冲击，航空公司大面积亏损。即使它们砍掉了很多航线，结果发现由于航线覆盖面不够，客户流失的更快。于是，各国航空公司就积极主动地建立了联盟，相互合作降低成本，同时留住客户资源。这个时候，航空公司变得不再重要，而成为核心机场的地位在全球航空市场中变得越来越重要，也就是航空网络的“核心”。即使是美国，也只能保留十几个核心机场，能不能选中你，就变得非常重要，对当地的经济、贸易影响都非常大。再比如，当时的首尔机场和东京机场也发生了激烈的竞争，都希望成为该区域的核心机场，这些都是在“9.11”后发生的新变化。
综上，我想特别提示大家，产业集群已经不太符合当下的产业和市场环境了，我们在做决策的时候，更要思考如何成为一个网络的核心。
企业要想成为产业的网络核心，必须要在特定方面和领域中建立比较优势，可以是品牌，也可以是技术研发，也可以是市场网络等。否则，企业就会陷入“低端”的陷阱里走不出来。而且，不要寄希望于可以从产业“低端”出发，随着资源的积累，就会自然而然地能够走向“高端”迈进，不存在这样自然而然的过程。“高端”是创新和突破出来的，不是从“低端”中演化过来的。企业走“低端”路线和“中高端”路线的运行模式完全不同，学习的路径也不一样，利用的工具也不一样，没有可比性。
对外国际合作的新模式
目前，在我们的对外国际合作工作中，中国企业要特别注意与外国企业建立互信和相互尊重，无论对方企业的规模大小和市值多少。
比如，曾经有一家中国企业，想要与日本企业合作，得到其产品和专利技术在中国的独家授权。中国企业的开价很高，但日本企业拒绝了。难道日本企业不缺钱吗？有生意不做吗？还是对我们歧视？后来了解到的结果是，日企的领导觉得中方的老板和高管非常傲慢，不愿意去沟通了解日方人员的未来诉求，所以他们觉得未来很难和中方实现长期的战略合作。其实，有不少类似的日本企业家，他们就像工程师一样，如果认为对方不尊重他们，也不试图去理解他们的技术和未来中长期规划，他们宁肯选择放弃。所以，今天当我们试图建立和海外企业的合作关系时，要特别注意建立互信关系和相互尊重。我们需要了解和尊重他们的真正需要是什么？未来的诉求又是什么？这样才有机会建立长期的战略合作关系。
特别是，我们的中国企业还是有很强大的内生比较优势的。所以在我们试图走出海外时，要想清楚我们到底需要的是什么？是技术、品牌、国际产业资源，还是规避贸易壁垒、行业壁垒？我们的企业对外合作的时候，经常容易想到的是“并购M&A”。但遗憾的是，国际上并购案例的成功率是非常低的。双方合作时间能够维持20年以上的，只有10%不到。所以，不要一谈到“走出去”，就只是想着到海外去买几家企业，这不是上策。所以说，中国企业应该考虑的是如何建立和介入新的国际合作模式，如何介入到国际中高端的产业资源和网络中去。这些都是未来中美、中日企业合作的新模式。
中国政府的招商引资工作也应该考虑如何通过对接股权合作、以技术换市场等方式，推动新型国际合作模式。未来我们的对外开放需要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开放不仅仅是在投资贸易领域，更重要的是要在制度、规则、标准上建立新的国际联系，实现“二次开放”。特别是在国际大环境较差的情况下，中国更要坚持对外开放不动摇，我们也要通过改革推动更深层次的制度调整和完善，更深刻地介入到国际多边体系中去，积极参与各类全球治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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