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有什么不同？这种文化差异对中华文明至关重要
转自：傅才武
万里长江孕育了长江文化，推动了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也成为世界大河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长江文化在五千年中华文明发展历程中是如何发挥作用的？长江文化和黄河文化有什么不同？请听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国家文化和旅游研究基地主任傅才武教授在“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上为大家分享“中华文化的大河底色”。
多年来，我们一直在探讨这样一个问题：黄河和长江到底哪一条河才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20多年前，学术界一致认为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因为最初的研究表明，中华民族轴心时代高度发达的文明是在黄河流域产生的，所以大家认为黄河才是滋养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最近20年来，对长江流域的考古发现证实，稻作文明于1万年前就已经在长江流域生成。原来，长江流域文明的生发并不比黄河文明晚多少。因此，到今天为止，学术界一致认为长江和黄河都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共同组成了中华文明的底色，而且，正是由于长江文明具有与黄河文明不同的文化形态，才构成了中华文明的多样性。今天，我主要和大家分享长江文明的起源、发展以及长江文明在中华文明的形成中所承担的重要角色。『长江是稻作文明的起源地』长江是稻作文明的起源地和生发之地，也是稻作文明发展的一大高峰。学术界关于稻作文明的起源地曾经有三说。一种说法是起源于中国的长江流域或珠江流域，一种说法是起源于东南亚，还有一种说法是起源于印度。在南亚印度河流域的一处古老遗址中，曾经发掘出距今约5000年的水稻化石。而随着近年来考古证据的增加，基本奠定了长江流域作为世界稻作文明起源地的地位。事实上，世界四大古文明都位于农耕文明的起源地。比如，古巴比伦、古埃及是麦作文明的起源地。小麦于公元前8000年前后起源于“新月沃地”（指西亚、北非地区两河流域及附近一些肥沃的土地）。而稻作文明则起源于中国长江流域以及古印度。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和中国都发源于大河流域，后世称之为大河文明。这些大河流域大多地处北纬20°到40°之间，光照充足，土壤肥沃，再加上河流的冲刷，地势平坦，适合农作物生长，独特的自然环境为人类农耕文明的产生创造了良好条件。在公元前4500年到公元前1500年，人类社会经历了一个主粮的定型阶段。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小麦和稻作农业分布在全世界各地，纷纷成为当地人们的主粮。那么，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分布状态呢？全球约81亿的人口中，50%的人是以大米为主粮，40%以小麦为主粮，还有10%的人以杂粮为主。也就是说，稻作农业和麦作农业建构了人类社会基础的物质条件和经济生活方式，人类的文明正是建立在农耕文明的基础上的。根据最新的考古发现，我国距今8000年以上的水稻农业遗址共有16处，其中14处遗址位于长江流域。比如，在湖南澧县的城头山遗址发现了1万年前的谷物遗存，还发现了古老的稻田。稻田的发现，证明当时已经实现了从野生稻向驯化稻的转化。因此，考古学家称城头山为“城池之母，稻作之源”。学术界公认，长江流域是稻作文明的核心起源地。那么，稻作文明是如何影响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呢？水稻驯化及稻作农业为华夏民族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和文化基础，也是长江流域为人类做出的开创性贡献。在距今5000年前后，粳稻传入印度，与当地野生稻杂交后，形成了籼稻。水稻也是形成东亚文化圈的物质和经济基础。水稻于公元前1000年的前半叶传入朝鲜，公元前4—前3世纪传入日本，由此产生了日本的弥生文化。弥生文化是什么？弥生文化之前的绳纹文化是一种渔猎文化，属于原始社会；弥生文化则是一种农耕文化。把日本从原始的渔猎社会带入农耕社会，正是稻作文明的巨大贡献。当今世界，水稻是世界上栽培面积最广（15500万公顷）、产量最高、养育人口最多的粮食之一。追溯其源头，1万年前中华先民把野生稻驯化培养成水稻，是一次人类社会的“农业革命”，从而实现了人类文明的一大飞跃，《第三次浪潮》的作者、著名社会思想家托夫勒称之为人类社会的“第一次浪潮”。『稻作文明如何影响中华文明』接下来，我们来说说中华文明的发展与稻作文明之间的关系。首先，水稻的经济性特征支撑了华夏民族大规模的人口繁衍，维持了中华文化的持续性。中华民族有五个突出的特性，即延续性、创新性、包容性、和平性、开放性。其首要的特性就是延续性。在古代，部族社会的人口繁衍是这个部族发展的最根本条件。让我们来看看中国的人口增长过程。从夏到春秋时期，中华大地上有1000万—1300万人口。当时的人以粟、黍为主食。到战国晚期，因为小麦逐步在黄河流域普及，使人口增长到3000万。到西汉，人口进一步达到5900万。到南宋时，随着长江流域水稻供养能力的提高，全国人口达到了近1亿。经过元末和明末的战争，人口有所下降，但到了清代，人口又不断恢复。清乾隆初年，人口达到1亿，至乾隆末年时达到3亿，鸦片战争前夕全国人口跃上4亿。人口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包括大江南北番薯的广泛引种和推广普及、江南水稻的单产提高、南方的稻作发展出一年两熟等等。这里要提到一个专业名词，即农作物的经济系数。什么叫经济系数？就是指植物合成的全部有机物质被用于孕育种子的比例。经济系数越高，这个农作物的产量就越高。比如，水稻的经济系数是0.5，大豆是0.5，小麦是0.35，玉米是0.35，粟米只有0.2。因为粟米的经济系数不高，产量不高，因此支撑不了大规模的人口繁衍。正是由于长江流域的开发，使水稻的产量逐年增长，弥补了黄河流域粟、黍和小麦对人口承载力的不足，支撑了中国社会人口的不断繁衍和发展。但是，要把长江流域的粮食运到黄河流域，需要开凿一条连通南北的大运河。因此，隋唐开通的大运河，贯通了长江和黄河两大水系，成为沟通南北的经济大动脉。元朝定都北京，开启了京杭大运河时代。绵延千年的运河，不仅改变了古代中国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让大半个中国沐浴在大运河的滋养中，也深刻影响了中古时期中国的文化结构。
其次，稻作经济所具有的社会组织属性造就了中国典型的农耕文明形态。这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影响。
第一个影响是形成了满天星斗的居住模式和多样的文化形态。我是湖北人，我小时候居住的那个小村子就是抱团而居。为什么？抱聚而居要，可以充分利用水利资源。水稻的种植受地形、降水、光热等自然环境约束，需要丰富的水资源以及可以聚集水源的地形，还需要集体作业开展水利设施建设。这样的居住和生产模式导致了长江流域的古代文化犹如满天星斗，分散但各放异彩，形成了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
西方有些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治水社会，也就是围绕水利的治理而组织起来的社会。著名学者杜赞奇是一位印裔美国人，他写了一本书叫《文化、权力和国家》，其中就写到民国时期中国人是如何通过修建水利来组织生产、建设农村社会以及建立信仰体系的。
第二个影响是农业经济的发达支撑了农耕地区稳定的社会系统。因为农业从播种、田间管理到收割、耕种，要经过一年周而复始的循环。逐水草而居的渔猎经验，基本不足以支撑这个农业系统，所以，农业经济使人们稳定地安居下来。而定居农业这个稳定的系统，才最终形成了一个稳定的社会。
第三个影响是构筑了田园牧歌式的精神世界。经济生产活动借助于艺术的、文学的、宗教的通道转变为华夏族群的审美范式，从而构建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世界。有人问：为什么故乡的小河会成为个人最深刻的记忆？就是因为这种家乡的印记转变成了精神世界里的一种归属感。
稻米在中国文化体系中具有特殊的符号意义。例如，汉字中有上百个字以“米”为偏旁。唐代诗人孟浩然有一首脍炙人口的田园诗叫作《过故人庄》：“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正是代表了农耕人心中理想的精神家园。
『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有什么不同』
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首先是发展时序上存在差异。黄河流域从夏、商、周、秦、汉一直到唐，文明发展都领先于长江流域，至北宋以前，中国的文化经济重心都是在黄河流域。应该说，奠定中华民族底色的轴心文明，首先是在黄河流域生发的。
唐代以后，中国人口逐渐向南迁徙到了长江流域。我们看一下北方和南方人口之比：西汉时期是3∶1，东汉时期是7∶5，北宋后期是4∶5，至明后期是2∶3。长江文明在后来的发展中奋起直追，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逐渐转移到南方。
为什么长江流域的开发会晚于黄河流域？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原因是西汉以后，随着铁器的普及，大面积开发长江流域成为可能。因为黄河流域是沙土，使用木石器和青铜器就足以开垦，而长江流域大量是黏性土壤，非坚硬的铁器不足以开垦。所以，长江流域的开发相对要晚于黄河流域。
其次是审美特点和文化形态上存在差异。梁启超先生有个很好的总结：“长城饮马，河梁携手，北人之气概也；江南草长，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怀也。散文之长江大河，多一泻千里者，北人为优；骈文之镂云刻月，善移我情者，南人为优。”北人的气概是金戈铁马，南人的情怀则是小桥流水人家。中国文化在风格和流派上截然分为南北两大流派。
学者张正明先生总结了长江文明和黄河文明的不同特点。他说，从物质文化来讲是南稻北粟、南丝北皮、南釜北鬲、南舟北车。从代表性的始祖来讲，是南炎北黄。从象征性的灵物来讲，是南凤北龙。从学术的流派来讲，是南道北儒。从艺术的表率来讲，是南《骚》北《诗》。从艺术的风格来讲，是南奇北正。
那么，黄河文明和长江文明、中国北方和南方之间为什么会形成这些差异呢？美国弗吉尼亚大学联合北京师范大学曾经做过一项研究，在中国的北方和南方分别对2000人进行问卷调查，并根据问卷调查的结果写成了研究论文《水稻与小麦耕作对比视角下中国人群普遍心理差异解释》。
该论文的结论是：中国北方麦作地区的居民有较强的分析思维能力，更擅长在商界表现自我，富有创意，有更多的专利发明。而南方稻作地区的居民整体思维比较强，更具有合作精神，善于形成商业合作组织。
其中的原因主要是，南方的水稻生产需要长期稳定的水源供给和精耕细作，需要建立经济合作制度，其社会文化是高度集体化的互惠形式，其社会规则和道德价值观更倡导合作。而北方小麦的种植不需要复杂的灌溉系统，无须与他人结成合作关系，努力提升个体生产率是最优策略。所以，小麦产区的农民在创新能力和个人主义的表现上要强于南方稻作区的农民。
总之，正是基于地理环境和经济生产方式的不同，形成了南北地区的人们在社会组织形式和思想观念上的不同。
『文化差异造就中华文明的内在动力』
“江河互济”是中华文明区别于其他古文明的明显标识。英国学者乔·韦尔斯说：“中国的文明有南北两个渊源，公元前2000年见于史册的中国文明乃是南北文化之间长期冲突、混合、交流的结果。”正是因为拥有黄河和长江，并且存在南北（长江、黄河）文化的差异性和竞争性，才使中华文化因南北文化流通互鉴而形成生生不息的内在动力。
在每个国家或每个民族的文明发展进程中，都会遭遇内卷化的问题。什么叫内卷化？用简单的词语归纳，就是“没有发展的增长”。只有量的增长，而没有质的变化。
美国历史学家卡罗尔·奎格利写过一本书叫《文明的演变》，他通过对世界古代文化的考察后发现，文明的发展过程大致会经历7个阶段，即融合、酝酿、扩张、冲突、普遍帝国、衰落和入侵。
挪威学者拉斯·特维德在此基础上，又把文明的发展浓缩成五个阶段：创新性融合、大规模扩张、内部冲突、繁荣和崩溃。他认为，当一个文明处于创新性融合和扩张阶段时，它就是处于上升期的文明；而当一个文明处于崩溃阶段时，它很容易被另一个文明所取代。
他举了一个例子。1419年至1421年，西班牙殖民者科尔斯特带了508个士兵、16匹战马、32个弓箭手、13个火枪兵、14门小炮，还有200个印第安人，就征服了拥有300万人口和20万军队的阿兹特克帝国。因为那个时候，西班牙正处于帝国的上升阶段，而阿兹特克帝国在高度繁荣之后进入衰落，它虽然人口众多，但是生产工具仍是石头和少量的青铜工具，还没有掌握冶炼技术。这就是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遭遇的内卷化陷阱。
而中华文明非常幸运，我们没有经历因文明内卷而导致的衰落，从而避免了古埃及、古巴比伦和古印度等文明古国所遭遇的文明发展中辍的命运。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由西向东两条平行的河流——黄河与长江，构成了我国超过300万平方公里的战略回旋空间（古巴比伦的两河流域仅有数十万平方公里）。这种独特的地理格局构成了中华文明五千年流变的动态性特征，建构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内在张力，从而避免了文明因趋同化而陷入板结停滞的内卷化陷阱。它不仅使中华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形成南北互动互补的局面，也使得中华民族在面临各种挑战时，能够不断开创新局面，为中华民族之复兴赢得巨大的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