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伊娄河开凿畅通对润州发展的积极影响
□乔长富
今天，对于京杭大运河历史的研究，是一个人们相当关注的问题。不过论者看来对大运河历史上唐代润州刺史齐澣开凿伊娄河（一名“瓜洲新河”）一事似乎不大注意。然而此事对于唐代润州、扬州以至大运河与唐王朝发展的历史来说，却是具有重要意义。为此，这篇小文拟先针对题目所示，说点个人看法。
伊娄河开掘大大提升了润州的地位
其一，伊娄河开掘以后，虽然在唐代宗时改属扬州，但它与润州仍然有着密切联系，它的开掘和畅通，随着中唐以来政治形势的变化，唐朝廷对东南漕路倚重程度的加强，因而对于“东南漕路最重者”和“咽喉处”的润州地位的提升，产生了重要的积极的影响。
伊娄河开掘以前，润州是润州刺史、江南东道采访处置使治地。伊娄河开掘以后，天宝元年（742）润州称丹阳郡，成为丹阳太守兼防御使治地。天宝十四载安史之乱爆发。至德元年（756）十二月，永王李璘擅自引兵东下，其部下攻占广陵（扬州），丹徒（即丹阳郡）太守阎敬之带兵与李璘部下交战于伊娄埭。至德二载，朝廷任命韦陟为润州刺史兼江南东道节度使讨伐李璘。此事，显示润州行政和军事地位的提升。这一提升，固然与形势变化有关，但从阎敬之与李璘部下交战于伊娄埭一事可以看出，由于伊娄河的开掘，润州的军事地位更加重要，因而在军事地位提升的同时，行政地位也随之提升，从而显示出伊娄河的开掘和畅通，在唐代社会政治和军事形势的变化影响之下，对于润州行政和军事地位提升所产生的“正能量”。
唐代宗时，伊娄河划归扬州，成为江北运河的一部分。虽然如此，它作为“江南粮运入河（按：指江北运河）之口”（《乾隆府厅州县图志》），在唐代，它对于润州仍有重要的关系。例如，唐德宗即位后不久，魏博节度使田悦、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等相继叛乱，朝廷将曾任户部侍郎、判度支及建中二年（781）任苏州刺史、浙江东西道观察使的韩滉任命为润州刺史，兼浙江东西道观察使，并且使浙江东西道观察使治地由苏州移至润州；不久，加韩滉为镇海节度使，从而使润州成为镇海节度使治地；后来又加韩滉为度支诸道盐铁转运等使，从而使润州成为诸道盐铁转运等使治地。
这些情况表明，润州在行政、军事和经济等方面的地位，都得到了显著提升，标志着润州的发展。而韩滉之所以获得如此任命，从《旧唐书·韩滉传》的记载看，其中重要原因，就是韩滉曾为判度支，善于治理，会抓经济，积极供奉朝廷，“江南、两浙转输粟帛，府无虚月”。韩滉之所以能够如此，重要原因，就是由于他掌握了东南漕运的“咽喉”之地润州，而伊娄河的畅通，使江南运河与江北运河之间畅通无阻，在客观上也有助于润州在行政、经济和军事方面地位的提升。相反，如果伊娄河不畅通无阻，势必要影响到韩滉顺利地通过江北运河向朝廷输送钱帛、粮食等，从而影响到润州地位的提升。
伊娄河开掘后，蒜山渡、金山声名渐著
伊娄河的开掘和畅通，对于“因水而兴”的唐代润州城市的发展和繁荣，文化的丰富和彰显，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是多方面的，远非这篇小文所能缕述。这里，仅以蒜山渡的发展和金山的声名渐著为例，管中窥豹，以见一斑。
蒜山渡“夺冠”。今天的西津渡，在唐代称蒜山渡或蒜山津。蒜山渡的名称，从《全唐文》所录看，最早见于李德裕在唐敬宗时所作《王智兴度僧尼状》；蒜山津的名称，较早见于许浑所作《登蒜山津观发军》诗。清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认为西津渡“古谓之西渚”。其实，“西渚”是指京口西边江边的小块陆地，西津渡则是指蒜山下的渡口，二者从地域看当有联系，但二者所指不同，不是一回事。
蒜山渡在中唐以前虽已存在，但并非京口的主要渡口。其原因，当是由于伊娄河开掘以前，从扬子津至京口或由京口至扬子津，要绕瓜步沙渡江，蒜山渡偏离主要航道，所以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是在伊娄河开掘以后，由瓜洲渡江，主航道西移。李德裕在《王智兴度僧尼状》中说，每天有一百多人经蒜山渡渡江北上；许浑的《登蒜山津观发军》则显示蒜山津已具有相当大的规模。特别是，张祜《题金陵渡》诗明明是咏蒜山渡，却用了唐代润州的别名“金陵”称之为“金陵渡”。
这些情况表明，蒜山渡当时已取代甘露渡和京口渡，成为京口的主要渡口。之所以会如此，主要原因，当是由于伊娄河开掘和畅通之后，从京口到瓜洲的主航道已逐渐西移到距离瓜洲最近的蒜山渡与瓜洲之间。由此可见，伊娄河的开掘和畅通，对润州交通的影响。这种影响，当然会涉及对城市发展等方面的影响。而《题金陵渡》一诗，则成为西津渡的千古绝唱和古代镇江咏西津渡的名篇，在唐人咏写西津渡的诗中也是名篇佳作，对于提升西津渡的知名度，丰富和彰显古代西津渡以至镇江的历史文化内涵也有重要意义。
“金山名日新”。据唐李吉甫编成于元和八年（813）前的《元和郡县图志·润州》所载，“氐父山……今土俗亦谓之金山”。又据《旧唐书·韩滉传》载，唐德宗建中四年（783），润州刺史韩滉曾“以兵三千人临金山”。这两则记载显示，至少到唐德宗时，已有金山之名。而如果按照宋僧赞宁在宋太宗端拱元年（988）所上《大宋高僧传》之《唐扬州华林寺灵坦传》说大历八年（773）后灵坦曾“止润州江中金山”，则唐代宗时已有金山之名。据《嘉定镇江志》，《润州类集》称：“南唐僧应之《头陀岩记》云：‘贞元二十一年，因李锜奏，易名金山。’”
这些记载表明，金山之得名，当不晚于唐代宗大历时期，至唐德宗时已正式称“金山”。因此，有记载说金山是因晚唐宰相裴休之子法海（金山第二代祖师）在山中发现黄金而得名，这种说法显然不能成立。
对于金山，五代孙鲂《题金山寺》说：“万古波心寺，金山名日新。”这两句指出了金山历史悠久，风景特异，金山名声日新月异，越来越大。不过，在中唐以前，金山并不闻名于世，它只是江中一座小岛。《隋书·地理志》所记润州名山只有北固山和蒜山，没有金山或氐父山，初唐和盛唐诗人中也不见有咏写金山的诗篇。直到进入中唐，金山才逐渐知名于世，才有了“金山”的名称。中唐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图志》才提到了“氐父山”即金山，表明其时金山才成为润州名山。从《全唐诗》所录诗篇看，从中唐窦庠《金山》等开始，才有了题咏金山的诗篇，其后则有李绅的《忆万岁楼望金山》，晚唐则有张祜的《题润州金山寺》、韩垂的《题金山》等名篇佳作，表明金山的名声越来越大。
今天看来，金山之所以在中唐以后逐渐知名于世，客观原因当是在伊娄河开掘和畅通以后，它正好处于瓜洲至京口的主航道之间，作为本来远离主航道并不起眼的“江中浮玉”，在进入主航道之后，自然会吸引来往行人的注意力，吸引游人的到来，同时也会引起它自身的变化发展，从而由本来并不怎么出名的小岛逐渐成为著名的自具特色的“江中浮玉”，彰显和丰富其文化内涵。
从这点看来，伊娄河的开凿和畅通，在客观上对金山的闻名和发展，所产生的积极的影响和作用是不能被忽视的。相比之下，与金山同为“江中浮玉”的焦山，在唐代除了个别人之外，几乎未见其他诗人咏及，更不见名篇佳作。之所以如此，重要或主要原因，当是由于焦山在伊娄河开掘和畅通前后，始终偏离扬州与润州间的江中主要航道，因而“养在深闺人未识”。由此亦可见伊娄河之开掘畅通，对于润州的积极影响。
蒜山渡的兴起和金山的声名渐著，显示出唐代伊娄河开掘以后，润州城市重心由北固山一带开始向西发展的趋向，从中可见伊娄河开掘以后，京口漕路西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