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雅君谈《去家访》:劳动对成长的价值被强烈低估了
考上二本甚至专科,在某些地方是“全村人的骄傲”,和考上名校一样,要付出举家之力才能实现。学者黄灯通过一次次在不同省份实地探访,在新书《去家访》里呈现出乡村教育的匮乏,以及底层家庭为之付出的艰辛和代价。
《去家访》里呈现的乡村教育场景,同样令90后青年学者、香港大学教育学博士郑雅君感慨。在复旦大学社会学系读硕士时,郑雅君就注意到一个显而易见但却无人研究的现象:社会出身弱势的学生,即便通过加倍努力进入最好的大学,毕业时劣势依然明显。通过对北京、上海两所名牌大学毕业班62名学生的深度跟踪访谈,郑雅君写成《金榜题名之后:大学生出路分化之谜》。这本书一经出版就引发无数关注,一年内再版8次,众多学子主动联系郑雅君,向她倾吐成长中的隐秘困境,她也得以了解更多底层家庭的学生在阶层跨越之路上的坎坷。
郑雅君的研究方向是文化社会学视角下的教育公平与学生发展,之前就关注黄灯的非虚构写作。读完《去家访》后她接受了第一财经专访,从教育学和社会学角度,谈了自己的感想。
首先是一个人,才是一个学生
第一财经:《金榜题名之后:名校大学生的出路分化》一书出版后,你在接受采访时说的一句话令我印象很深,你说,那些出身弱势家庭的访谈者“真的是吃尽了苦头,才能来到这里(名校)”。如黄灯所言,二本在“高校鄙视链”中是底端,但读了《去家访》我发现,对农村地区的孩子来说,他们考二本甚至大专都那么难,同样要靠整个家庭用尽力量“托举”才能实现,这让我非常震撼。大家都知道名校分数高、录取人数少,容易对“寒门贵子”产生共情。底层家庭子女考上二本的艰难,在公共层面好像是被忽视了。
郑雅君:我同意。虽然《金榜题名之后》是研究名校大学生,但这几年因为我先生工作和做研究的缘故,我也接触了不少二本学生,我们收集他们的自传时发现,他们的成长背景和《去家访》里的学生相似,考上二本、专科对他们的家庭、家族乃至村子来说,已经是最好的结果,是骄傲,升腾起很多希望。他们教育经历当中的困难,很大程度上是被忽略、被遮蔽的,因为我们的教育制度是高度选拔性的,有种英雄不问来处的感觉,重要的是你到底来没来,不会有人关心你经历了什么才来到这里。
《金榜题名之后:名校大学生的出路分化》
郑雅君著
上海三联书店2023年1月
从我本人来说,一直关心教育均衡问题,知道二本学生的情况,所以看书里讲他们的教育之路有多么陡峭和艰险,也很感动,但更让我非常震撼的是,黄灯老师真的是把自己放得很平,把自己真的融入了她的学生的生命脉络,这种阅读感受在书里随处可见。从很多细节可以看出,她没有以研究中很常见的研究者的他者视角,或者以某种高高在上的、俯视众生的身份出现,而是真正走出师生关系序列,走进学生家里,和他们心意相通,以绝对的诚恳来做这样一件事情,这也让我非常佩服,非常受教育。
第一财经:确实,很多关于大学生的访谈和社会学调查基本都集中在大学生本人,像黄灯一样回到他们生命的原点、深入家庭的调查和访谈很少。从社会学研究来说,这种形式的访谈好处是什么?对你的研究又有什么启发?
郑雅君:好处当然很明显了,就是能够从一个人的角度来理解他们,而不是从学生这样单一的社会角色去理解,因为他们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一个学生。回到成长现场才能够理解他们在学校的状态,或者说在学校中的一些选择为什么是这样,他们的力量又从哪里来。
这种研究方法给我很多启发,我觉得研究者都应该看一看《去家访》,然后会知道,你非常单一的信息来源,或者说非常局限的视角,甚至可能连人都没见到,在只有数据的情况下得到的知识和结论,会有多少偏颇和局限。
《金榜题名之后》出版后,我收到很多读者反馈,也很感动。今后,我不仅是做理论建构工作,而是要去做一些像黄灯老师这样更加切实的实践。比如阶层向上流动时,需要有些机制去支持、缓解低阶层的人在文化差异上的伤痛和挣扎,接下来我会做更多这种应用性的研究。
另外,我还在做县中研究。今年元旦前夕,我带着小伙伴们一起回到了甘肃老家的一所高中做了前期调研,我也是非常震撼,调研结束后就发心,等我从美国访学回来,明年要回到那所高中做半年田野调查。看了《去家访》,我更加坚定和确定了很多设想。
《去家访:我的二本学生2》
黄灯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24年2月
第一学历歧视合法性从哪里来
第一财经:你在《金榜题名之后》里也访谈了很多人,和他们做了很坦诚而深入的交流,看《去家访》的时候会不会想,要是当时也能去他们家里看看,最后的呈现会更好?
郑雅君:这两天我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其实当时我的访谈也很长,也有很多类似《去家访》里的故事,但最后写作时,省掉了非常多个案的驳杂的生命经历。因为社会学研究追求发现规律,有理论贡献、概念上的进展,我没有办法同时呈现很多个案,不得不做一些剪裁,这也是一种权衡。
《去家访》是非虚构写作,里面分析性的东西比较少,不做很多所谓的归纳,也没有揭示什么规律,论证什么理论,就是讲述,这是社会科学研究和非虚构写作在文体和工作方式上的区别。黄灯老师要发表议论的时候,通常会以破折号开头,比如正敏和她聊着天,突然找出高三时用过的200多支中性笔,全部倒出来时她被震撼了,就用破折号开头写了一句:“如果不抵达现场,这些淹没的场景,正敏永远不会提及的细节,将遮蔽在我的时间之外。”寥寥几句议论,我已经收到了她想要传递的信息。从这个角度说,黄灯老师也是相当谦卑的研究者,非常克制。
第一财经:这两年经济形势不好,大学生工作难找,用人单位更把第一学历作为就职筛选的重要标准,第一学历歧视现象也引起很多关注。结合《去家访》中呈现出的落后地区乡村教育薄弱,还有你做的研究,你认为强调“第一学历”是否带有精英的傲慢,因为只看结果不看原因,会忽视很多结构性问题?
郑雅君:对第一学历歧视,我的看法是,它是市场经济之下的一种省力办法,从堆积如山的候选人简历中,可以快速选出雇主想要的人,只是想省时间而已。当然这种行为多少也存在一点精英的傲慢,因为人类所谓的鄙视链是滔滔不绝的,总要给同类搭起某种边界,显得自己和别人不一样。
但是,如果你去问一个HR,名校和非名校的应聘者是不是就有黑白分明的能力分别?他要是说真话,会承认大部分情况下不见得,并不相信第一学历好的人就要比第一学历不那么好的人,在本质上能力强很多、聪明很多。HR用第一学历来筛选,对他来说,是一个程序上的合法性,让他以最短的时间把工作完成。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可以去做一个社会学研究。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很难苛责HR,更需要追问他们用第一学历筛选简历,大家也普遍接受的行为,合法性从哪里来?这才是更重要的。
消解优绩主义狂热的一剂良药
第一财经:确实,以前我也觉得,一本和二本分数差距很大,认同某些筛选。但是书里有个学生告诉黄灯,他那届县一中共有1600多名考生,后来只有20来人考上了本科,这背后其实是“县中塌陷”的生动体现,更别提里面讲到的乡镇初中教学,很多老师完全不负责任,这种情况下,学生怎么能考上好高中,进而进入好大学呢?由此展开,对于当下非常强调的“优绩主义”,我们是否也应该有所反省?
郑雅君: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去家访》带给整个社会的非常重要的精神资源,就是它让我们看到,在这样的环境同样可以长出好孩子,这些孩子身上有很多“优绩主义”定义下的“优秀孩子”不具备的优势,比如会劳动、有韧性,尤其是劳动带给他们的价值被强烈低估,因为nobodycares,觉得挖扇贝、织网这些是“脏活”,收入低也很正常。
特别是在城市里长大的人,已经很适应市场主导的生产与生活,社会分工非常细,商品经济也很发达,什么东西叫个外卖就可以送到。至于是谁给你送来的,外卖员经历了什么,即便他就在你的家门口,他对你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存在,在你饿的时候送来吃的,生病的时候送来药,但我们只关心送来的东西,不会去关心外卖员本身,甚至有人觉得他们本质上和无人机没什么区别。
这种情况下,人就很容易把别人工具化。比如有些高校导师要求报考他的学生,必须先保证读研的时候不能结婚生子。从老师的角度,可能是他的课题耽误不起,但那些导师也在非常单向度地看待学生,他们就像一台打印机,不能出岔子,必须处在良好的保质期。
跳出单一的视角,比如说去看看《去家访》里学生的故事,再想想这样的导师,是不是觉得有点搞笑?所以黄灯让我们看到,每一个人都是有来处的,背后可能有很多像修轮胎的、养猪的,很多这样奋斗不息的普通家庭的托举,才能站在一些地方。
这种访谈形式也补充了我非常久违的历史感,上一次让我在阅读中勾起了这样触动的,还是安超的《拉扯大的孩子:民间养育学的文化家谱》。只不过那本书集中在自己的家族,《去家访》的口径更宽,是不同地方的学生,写作也没有那么学理化,读起来很愉悦。
从这个角度说,《去家访》是消解优绩主义狂热的一剂良药。
《拉扯大的孩子:民间养育学的文化家谱》
安超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7月
应该重新认识“底层文化”
第一财经:刚才你说到劳动对人成长的影响,黄灯去家访的时间是2017~2022年,这也是“双减”政策出台前,整个社会对课外补习特别推崇,城市“鸡血家长”尤其疯狂的阶段。《去家访》中的受访家庭基本都处于社会底层,父母为了生计各种艰难打拼,没时间没精力更没钱参与“鸡娃”。但是他们的家庭展现了另一种“教育资源”,让孩子从小参与劳动或家庭小生意,知道生计的艰难,学会如何与社会打交道。因此这些学生展现出来的责任感、务实、朴实以及生命的韧性,才非常打动人。黄灯也重新思索了“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关系。作为教育学学者,你觉得这些非常传统的家庭教育,在当下是否还有值得借鉴的地方?
郑雅君:其实校外补习的风刮得很热,早就从城市辐射到了乡村,那些年农村学生也有在补习,他们的父母也会运用一些策略,提升小孩的成功概率,只不过因为访谈时孩子已经读大学了,可能就没谈这些。
所谓中产家庭教养里,先天缺失的就是书里讲到的自然教育,还有就是书里描写的传统仪式带来的礼俗文化规范、敬畏,等等,也在大面积缺失,因为城市中产家庭脱离了原来生长的社群,已经原子化了。
虽然中产阶层家庭有更多钱去报班、购买教育产品,但问题在于,一个好孩子到底是怎么被养育的?是不是有教育产品就够了?从直觉上我们都知道肯定是不够的,因为很多东西不是商品化后就能买到的,比如蛙声、田野里的嬉戏、传统大家庭互助的家风,等等。所以城市里很多小孩是悬浮的,因为他们没有接地,也不劳动,就容易对生活失去敬畏。
但是,像正敏那样的孩子,在很多家庭成员都拉胯的情况下,妈妈还能一个人把家庭维系起来,她知道妈妈多么难、多么伟大,这种孩子对生活和劳动就是敬畏的。城里的小孩基本不存在这种生活情况,再加上有些父母还会灌输类似“学习不好你就去扫大街”的观点,更滋生了他们对体力劳动的鄙视。
还有何健妈妈,她也是非常传统的女性,长嫂如母,很辛苦,对大家庭付出也很多。但她又蛮有获得感的,没想到在自己的生死关头,全家族的人都愿意用所有力量去救她,觉得一辈子没有白白付出。书里很多人像何健妈妈一样,还生活在传统的文化中,他们的人生,很多读者看了会有三分羡慕。
相比之下,城市家庭是从前现代社区传统中剥离出来的,脱开了传统的“胞衣”到处迁徙。从这个角度来说,就能理解中产阶层的焦虑了。乡村的人有土地可以守望,随时可以把自己接在一个更广的传统脉络当中,但城里的中产家乡回不去,只能硬着头皮往前,就通过“鸡娃”试图保持阶层不往下掉。
所以这也给我们一个启发,要切实考虑城乡纽带重新连接的议题。因为在我们的教育里,一直在体现身为城里人,或者说来到城市的幸运、赢了别人,乡村就是落后。但是你看了《去家访》,还会这样认为吗?会有很大的震动是吧?然后就会发现,中产进城之后的很多困扰和焦虑,就是因为丢掉了一些东西。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应该实践一种城乡融合的生活,尤其是如果你还有乡土的历史,应该把这一段历史抬起来,这样所谓城市中产的很多焦虑,可能就迎刃而解了,知道还有另外一片天地,不照城市套路教育孩子,最后孩子照样长得挺好。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不管小孩在什么样的家庭,都各有所得,生活以别样的姿态在教育他们。
第一财经:现在很多中产家庭都重视家庭文化优势,从这个角度说,是不是也让我们重新思考什么才是“文化资本”?
郑雅君:文化一词在西方语境中有两个含义,一是高雅的文化才叫文化,还有一个是所有人用的概念、符号、象征系统、语言、讲究、规范,等等,都叫文化。在中国传统典籍中,“文化”也是有高度精英的意味。
文化资本是社会学家布迪厄提出的,但他其实是说,相对来说低阶层没有学校教育要求的文化,如果把这些文化说成主导文化,低阶层才是没有文化的。
现在烂俗的所谓“文化资本”概念,是因为我们中国的文化传统,也隐含着低阶层就是没有文化这样一种假设,所以轻看他们。这是概念在翻译和使用中造成的错觉,进而形成相互鄙视。
但是通过实地走访,黄灯以非常细腻的笔触,给我们展示了另一部分人的文化是怎样真实存在,它的样貌是怎样,不是可以被轻易无视的。她编织出了非常具象的、有实感的一个个文化场景。包括在那些家长身上你会发现,并不是所谓的没有文化,他们在教养上就没有思路,特别是那些妈妈,我看了非常触动。
所以,我觉得是时候去重新思考、重新认识那些长期以来被视作底层人的文化,比如学者程猛就提出过“底层文化资本”,现在我完全理解他为什么会提出这样一个概念,他绝对不是说底层人没文化,也不是说应该向高阶层学之类,而是在诘问社会的评价,应该由什么样的人制定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