滕泰：如何客观看待今年的经济工作目标，货币和财政政策会如何演化？
文丨滕泰（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
怎么看今年的经济工作目标，能不能实现？关键是其导向性作用，更重要的是从这些导向作用看到政策转变的方向，不能刻板地教条式理解。
首先，2024年GDP增速达到5%以上有挑战，但全年实现4.5%以上的概率很大。为什么要确定为5%左右呢？20年前我们的GDP增长速度经常达到两位数，增速低的年份也达到百分之九、百分之八点几，那为什么几乎每年都把8%当作经济增长目标呢？因为8%意味着较高的增长水平，具有一定的导向作用，并非预测，超过了也不是预测不准确，甚至个别年份里面还包含着防止经济过热的含义。
今年经济增速能不能达到5%？挑战很大，大部分国际机构预测中国2024年经济增速可能低于5%，在这种情况下4.6%、4.7%也是可以接受的，为什么不把经济增长目标定在4.5%以上并确保完成呢？因为如果直接把4.5%作为经济增长目标可能会造成一种悲观预期，所以即便全年很可能是百分之四点几，也要制定5%左右的目标，形成一种正确的导向和良好预期，各方面齐心协力，争取“奋力一跳”实现目标。而为了这个增长目标，在财政政策连续多年扩张、总量受限的情景下，可以推测今年的货币政策宽松力度要超出往年。
第二个经济总量目标是物价水平，有的人很意外为什么物价水平定在3%？在2023年的全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增速只有0.2%，甚至有几个月是负增长的背景下，怎么可能2024年CPI会是3%呢？按照经济学的一般定义，如果连续若干个月CPI的增速低于1%，或者出现负增长，就是经典意义上的通货紧缩。显然，中国经济2024年面临着总需求不足、供给过剩的挑战，以及防止陷入通货紧缩的艰巨任务——3%的消费者物价指数目标，包含了防止通货紧缩的政策内涵在里面。
事实上，在过去二十多年里，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一直在把3%的消费者物价指数作为一个“红色警戒线”——一旦CPI向上突破3%，宏观决策部门就会高度警惕，把防通货膨胀作为宏观调控的重点。那么，如今我们又把3%的CPI当成物价目标，这在当前CPI仍然在零上下波动的情况下显然是不现实的，事实上今年的CPI价水平能回到1%以上就很不错了，不可能达到3%。在这样的情况下也把3%确定为物价目标，意思就是说，要坚决防止像当时日本那样陷入长期通货紧缩的被动局面，甚至温和的物价上涨才意味着消费活跃、生产活跃、投资活跃。也就是说推动物价水平的适度上涨才是我们今年的工作目标，在物价上要从以前的防通胀思维转向防止通货紧缩。
第三个非常重要的经济的目标就是调查失业率5.5%。2023年我们的全社会的调查失业率是5.2%，2024年把调查失业率目标定在5.5%左右，说明就业压力很大，尤其是年轻人有非常大的就业挑战。2024年经济增速会低于2023年，而就业机会跟经济增长是正相关的，每一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都对应着几百万就业机会，在经济增长回落的情况下，今年有1200多万的大学毕业生，这个就业压力很大。对比2023年美国的调查失业率只有3.6%，中国经济未来如何创造更多的就业呢？从宏观上来看，显然不能靠农业，也不能靠工业，因为农业不但创造不了更多就业，还会释放出更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工业在自动化技术不断应用的背景下，也会释放出更多的工业剩余劳动力，只有通过大力发展服务业才能够创造更多的新增就业机会。从2023年的情况看，服务业增速5.8%，高于整体经济增速。如果这一趋势能够持续，对实现就业目标是有好处的。
在这样的经济背景和目标下，如何看待2024年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变化呢？
很多人的把财政政策的关注重点放在于多少赤字或者多少万亿专项债，我认为重要的不是财政支出总量，而是支出结构和方向。首先经历过多年扩张之后，财政赤字、地方债务已经没有更大的扩张空间，而且在经历过多年高投资后，中国财政资金在投资方面边际效益正在递减，全国财政资金的投资乘数已经小于1——在这种情况下，财政资金搞越多投资，尤其是低效和无效投资，对社会资源的浪费就越严重，就会挤占更多的消费。所以这次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防止低效投资和无效投资”、要搞“有效益的投资”，这一点转变是非常难得的。这种情况下，关注积极的财政政策应该看什么呢？看内涵，也就是财政支出结构、方向和效率。除了检查财政投资是否真的有效益，尤其要关注如何从以前的扩大投资转向增加居民收入以扩大消费。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要提高居民医保、提高养老保险，其实还可以尝试发现金补贴、发消费券等来增加居民收入，扩大消费。总之，从扩大投资转向增加居民收入和社会保障、扩大消费才是提高财政政策有效性的关键。
对中国的货币政策而言，所面临的转型跟财政政策正好相反——如何从结构性的货币政策回归总量政策的“本来面目”？面临着经济增增速下滑、失业率升高、通货紧缩挑战，甚至还有资本市场低迷、房地产风险亟待化解、出口增速回落等新情况新背景，中国的货币政策应该继续全面大幅降息并且执行更宽松的量化政策，而不是停留在防通胀、防地产泡沫、防股市泡沫、防汇率贬值等过去式思维中。只要货币政策总量上能够更宽松，从追求所谓结构性政策目标转向全面宽松，把微观和结构交给市场，就会对实现2024年的各项经济目标起到积极作用。
目前来看，央行资产负债表已经有明显的扩张动作，再结合有关中长期国债和三个月shibor利率下行，M1增速有所提高的情况，以及财政政策扩张、发行长期国债与货币政策配合来看，我们应该对2024年各项经济指标更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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