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向春：《永乐大典》的上海故事
《永乐大典》是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类书，自其问世以来，就被皇家所珍视。屡经迁徙之后，在嘉靖时，为安全计，又被录副，现存的残本，都是这些嘉靖副本。一般的说法是，《永乐大典》的正本，在明清之际被毁。到了清雍正时，仅存的副本被从皇史宬转移到了翰林院中，在这里历经了数百年风雨后，大部散失。至今，全世界已知的《大典》，共有439册又几张零叶，较之于原本的11095册，缺失甚多。
《永乐大典》问世于南京，大部分时间都存贮在北京，自咸丰末年开始大量散失，至光绪三十年（1904），翰林院仅存64册。而这64册，便是现在国家图书馆所藏《大典》的基础。逊清期间，因《大典》属于皇家旧藏，故而很少进入公共流通领域。以此之故，上海与《大典》的故事，也便是从民初开始的。上海自开埠以来，华洋杂处，各地移民纷纷寓居于此，《大典》的故事，大都是与这些寓贤有关。
一、康有为万木草堂旧藏
自1914年起，康有为便寓居于上海的辛家花园（泰兴路新闸路口），他旧藏的《永乐大典》卷981就是购于此后。此册为二支韵，儿字册，共32页。是康氏1914年9月在上海购入的。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著录，注明“癸丑”，即1913年，该年傅氏似仅在京津两地活动。也就是说，在康有为购进之前，此册曾出现于京津一带，后来才到上海。封面有康有为手题：“南海康氏万木草堂寳藏。康有为题。孔子二千四百六十六年乙卯正月二十四日（1915年3月9日）。”卷端题：“是书藏北京翰林院，庚子之乱散出者，昔在巴黎见之。甲寅九月，以八十金购得一册，希世之宝也。”也就是说，此册是1914年10-11月闲，康有为所购。又封三有康氏手跋：“余既得《图书集成》，为清朝巨典之秘籍。明世以《永乐大典》为至巨，又抄本藏之中禁，非人间所得见。自经庚子之劫，又散在外国。余亟欲得之而苦其难难，不意竟落吾手。此虽重录，非永乐原本，然亦三百余年物，甚可宝爱。更生记。”此册现存哈佛大学。哈佛大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经由伯希和介绍从一位法国女士之手购入一册《大典》。哈佛共收藏三册《大典》，其中两册来源比较清楚，只有卷981一册来源不太清楚，因此，此次购买者应该就是卷981一册。据此还可以作进一步推断：此册原藏张元济之手，大概于1931年之前流出，入一位法国女士之手。后经伯希和介绍，哈佛大学以1000美元的价格购入。据1916年10月4日《张元济日记》：“另有宋本《名臣言行录》、《广韵》、《续文章正宗》三种、《永乐大典》四册，共一千七百六十三元。因价甚昂，然将来必长，有信问翰翁，应否归馆。”又1933年张元济覆陈乃乾函：“敝藏《永乐大典》四册（售贰千元）、宋刊《广韵》（售伍千元），今均有人正在谐价。尊处可出若干，敬祈示悉。如前途作罢，当奉归邺架。”1936年张元济致袁同礼函：“奉四月二日手教，谨诵悉。承询敝藏《永乐大典》四册，前岁以资用告竭，货于周君叔弢。其卷数及隶属何韵，均不复记忆，可就近一询便知。商馆藏二十一册无支均也。”根据这些信息，大致可以推断出，此册从康有为处流出之后，为张元济所藏。张元济大概在1931年前售出，但他误记为售与周叔弢。至于此册何时流出万木草堂？1916年张元济在日记中所言之四册中是否包括了这一册，则尚不能确定。总之，此册流传路径为：康有为——张元济——法国女士——哈佛。
二、张元济涉园旧藏
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张元济就出京至沪，先后任职南洋公学和商务印书馆，从此定居上海。张元济旧藏《永乐大典》，从目前所见材料来看，多为委托傅增湘代购所得。但张元济购书，往往与为商务购书交织在一起，很多书都是买来之后，先由商务择优选用，剩下者则留为涉园自藏。因此，张元济到底藏过几册《永乐大典》并不清楚。只是向来根据其后来与友人的通信中所提及者，认为他藏过四册。但显然，我们根据书上的藏印，现在至少可以确定五种。除上述万木草堂旧藏一册之外，张氏旧藏还有：1、卷485-486，一东韵，忠字册，1914年傅增湘代张元济购入，1933年售予周叔弢，1946年售予央图，1949年运台，现存台北汉学研究中心。2、卷849-851，二支韵，诗字册。1913年傅增湘经眼，后为张元济购藏。1934年5月东洋文库购自北京松筠阁。3、卷3579-3581，九真韵，村字册。1913年傅增湘经眼，1929年前归张元济，1933年售归周叔弢，1946年归央图，现藏台北汉学研究中心。4、卷7602-7603，十八阳韵，杭字册。1914年11月傅增湘代张元济购，约1933年售予周叔弢。1951年8月20日，由周叔弢捐国图。张元济旧藏的这些《永乐大典》，在他与傅增湘的通信中，都曾有所涉及。如1912年10月31日傅增湘致张元济函：“《永乐大典》已为留下（日内寄申）。闻授经新在京购数册，每册至一百廿五元，内中有钞《通鉴》《宋史》及《学》《庸》者，不知何以出如此重价也。”1912年12月6日函：“《永乐大典》遵交朱君寄上，前途固来索回矣。然前叶又非原装，究逊一筹，第内容较董购为佳耳。”1914年6月24日函：“外《永乐大典》三册，遵命购得。其价已向伯恒兄取用，共一百五十元。‘村’字一册似更佳，此外如有佳者，再为购一册，以足四册之数，但可遇不可求耳。”1914年9月22日函：“又见《永乐大典》一本，‘忠’字号（《忠经》《忠传》皆全），内附图数十叶（工笔划人物），真乃罕见之物。湘所见数十册矣，然有图者绝少。公如收入楼中，亦罕见之秘籍矣。《忠传》一书未见著录，亦无撰人名。第此册索价至一百元，不知公愿收否？近来此书通行价约五六十元，若特别者自须稍贵，希速示是幸。”1914年9月27日函：“又有《大典》一册，乃‘杭’字，皆记杭州宋时风俗物产，如《武林旧事》《西湖老人繁胜录》（此书不见[著录]，有十余叶），均佳。但亦索百元，购否？”1914年10月13日函：“《永乐大典》一册，价八十六元，已付之……《大典》‘杭’字册《西湖老人繁胜录》《都城纪胜》二种皆完全，而不见著录。书主视此甚重，与前册无殊，然湘观之则尤胜。刻下持去，闻暂不售，湘欲假一钞亦不可得。然鄙意其靳而不示人者，殆欲为居奇地耳，竢有机会当为谋之。”又该年12月27日函：“‘杭’字《大典》小山前辈以百元购去，款固未付。当时属交尊处，刻既由公留之，则自请收湘之（帐）[账]，其款候将来拨作他用可也。”至于这些《大典》的散出，据1935年1月13日张元济致傅增湘函：“需用《大典》‘门’‘冀’‘学’字三册遵属检出，遇有妥便，即托带呈。至‘村’字册，为弟所藏，已于前岁售与叔弢矣。”与此相应的是，1946年周叔弢在《古书经眼录》记载道：“《永乐大典》四八五、四八六，东字，忠经、忠传，一本（售去）。《永乐大典》三五七九至三五八一，村字，一本（售去）。《御题永乐大典》七六〇二、七六〇三，杭字，《都城纪盛》《西湖老人繁盛录》一本（赠北京图）。”
三、商务印书馆涵芬楼旧藏
涵芬楼为商务印书馆的善本收藏地，自1909年正式成立，曾利用所藏出版《涵芬楼秘籍》，影响深远。不幸的是，1932年1月29日上午，日军空袭上海，将商务印书馆之印刷厂、编译所、东方图书馆等设施全数焚毁。东方图书馆中的涵芬楼，连同它所庋藏的所有善本珍籍，尽付劫灰。值得庆幸的是，为避北伐战乱，早在1924年，商务印书馆就将涵芬楼所藏善本中的5300余册寄存在了上海金城银行仓库，故而此次得以幸免于难。关于这一宗“劫余”之物，张元济在致傅增湘函中痛心而又略感幸运地说道：“闸北交通渐复，连日勘视总厂，可谓百不存一。东方图书馆竟片纸无存，最为痛心。……涵芬楼善本寄存金城银行库中及临时取出者，宋本凡九十二种、元本百○五种、明本同校本八十一种、抄本百四十七种、稿本十种，总共五千余册。弟不自揣，窃以为尚在海源阁之上……”事后，张元济又曾就这些遗存善本撰写《涵芬楼烬余书录》，其自序谓“题曰‘烬余’，所以志痛”者也。顾廷龙后序则称，发表《书录》“不仅烬余之书有一详细之纪载，亦且示举世毋忘日寇之暴行，更惕励后人作勿替之爱护也”。涵芬楼旧藏《永乐大典》21册，就包括于此中。故而，这批《大典》，不仅是国家传统文化的传承者，更是国家艰苦抗争，民族奋力向前的见证物。
这批《大典》，每册钤印“海盐张元济经收”“涵芬楼”，可见全部是由张元济经手收购。至1951年7月23日，商务印书馆董事会决议将其全部无偿捐赠国家。1951年8月6日办理捐赠交接之后，于13日由文化部文物局拨交北京图书馆收藏。同年9月7日，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副局长王冶秋共同署名为商务印书馆颁发褒奖状，以对这一捐献之举表示感谢。
四、蒋汝藻传书堂旧藏
蒋汝藻本系湖州南浔富商，其家所有之传书堂为南浔四大藏书楼之一。因藏宋版《草窗韵语》，故又取斋号密韵楼。蒋氏早年经商，先后寓居上海宝昌路、西摩路。后以投资失败，将所藏大都售予涵芬楼，其旧藏十册《永乐大典》，即因此而转为涵芬楼所有。传书堂旧藏十册《大典》为：1、卷2539-2540二卷，一册，七皆韵，“斋”字册。2、卷3525-3526二卷，一册，九真韵，“门”字册。3、卷6558-6559二卷，一册，十八阳韵，“梁”字册。4、卷7513-7514二卷，一册，十八阳韵，“仓”字册。5、卷15140-15141二卷，一册，八队韵，“队”“兑”二字册。6-9、卷11127-11134八卷，四册，贿韵，“水”字册，即郦道元《水经注》上半部。此四册1925年前系傅增湘双鉴楼旧藏者。1926年1月，蒋汝藻以经商失败，将藏书精华售予商务印书馆，包括有《大典》十册，因蒋氏所藏中，还有一册（《水经注》）为民国钞本。四册《大典》原本在蒋汝藻聘请王国维撰写的《传书堂善本书志》中曾经著录：“《永乐大典》四册，卷一万一千一百二十七至一万一千一百三十四，凡八卷，皆韵水字注，乃《水经》河水自丹水注，即郦氏书之卷一至卷二十也。郦氏书自明以后诸刻均阙自序，惟《大典》有之，《四库》本及武英殿聚珍板本均从此录出。补正明以后刊本甚夥，盖修《大典》时所据者犹宋刻善本。此虽仅存二十卷，亦书府之瑰宝矣。”此四册《大典》之重要性，由此可知。
五、刘承幹嘉业堂旧藏
嘉业堂一向被称为晚清四大藏书楼之一，其藏书数量、质量均臻上流。嘉业堂主人刘承幹好学佞古，据其所编《嘉业堂所藏永乐大典引用书目》，先后共收得44册《永乐大典》。1931年6月，应满人金梁之请，售出2册。剩余之42册，于1938年全部售予满铁大连图书馆。后大都幸得历尽劫波，辗转入藏国图，仅缺损一册。
据刘承幹《求恕斋日记》癸丑（1913）五月十四日：“至虹口东有恒路德裕里访章一山，坐谈良久。由伊经手购《永乐大典》三册，其书系庚子之难散佚于外，均系恭楷缮抄，想见成祖时一代人文之盛。本有数千册，自庚子兵燹，只存二百余本，今只存数十册矣。文字之厄，一至于此。此种明知无用，不过留为文玩品，每册京平银一百两，共计三百两，合洋四百六十元有零。”这是现在所见刘氏收藏《大典》的最早记录。另据《求恕斋日记》癸亥（1923）十一月十六日：“午后，李紫东来，与之购成《永乐大典》二本、宋本《通鉴总类》二十册，两共洋六百元。”目前所见刘承幹收购《大典》事仅此而已。
前言嘉业堂旧藏《大典》42册均被满铁收购。至日军投降，这些善本便皆落入苏军之手。据《王子霖古籍版本学文集·海源阁珍本流东记》载：“次年（1946年），苏联派遣了所谓波波夫调查团到大连满铁图书馆检查图书，名为借阅有关苏联与近东中外资料，依库逐架检查半月之久。当中抽出中外各善本，有关交通、宗教、考古，以及珍贵稿本三千余部册，连同善本书库全部图书四千余部册，由日本人大谷武男造册存馆。这批珍贵图书后被捆装了50个大木箱，运往苏联莫斯科列宁图书馆。在这批所谓借书当中最为世人珍视的是世界闻名的《永乐大典》四十二册，和海源阁旧藏的宋刊子集六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联于五十年代归还《永乐大典》五六十册，可惜海源阁宋刊子集六种仍未还归，真是憾事。”
《大典》卷2190-2191这一册，原为刘承幹嘉业堂藏书，后被日伪满铁大连图书馆购入，抗战后被苏联取走，至今下落不明。该册亦曾经被改装过，册后衔名叶为乾隆时补录。该册所收主要为《帝王经世图谱》一书，而乾隆曾作有御题诗“题《帝王经世图谱》”。因此，该册册前可能有乾隆御题诗。乾隆御题诗本为自《大典》辑出之书而作，后多改装入《大典》，共13种，现可确定存2种。此册《大典》，如能再次面世，或许又为乾隆御题本增加一新品种。
总而言之，这批42册《大典》的递藏情况为：原藏刘氏嘉业堂，1938年售予大连满铁图书馆。1945年10月苏联从大连图书馆选走了55册《永乐大典》。1954年6月，苏联政府归还给中国政府其中的52册，入藏北京图书馆。
六、陈澄中荀斋旧藏
陈澄中名清华，湖南祁阳人，曾任中央银行总稽核，寓居上海武康路、湖南路交界处。所藏古籍善本碑帖，名震一时，以海内孤本宋版《荀子》最为宝爱，故取室名为“荀斋”。抗战胜利后，陈澄中赴港定居。至上世纪50年代，国家曾委托徐伯郊从清华手中购得包括四册《永乐大典》在内的善本126部，现藏于国家图书馆。此四册之详细情况，据赵爱学《国图藏嘉靖本永乐大典来源考》所述：“卷5248、5249辽：世宗、景宗、圣宗（藏号9652）；卷5251、5252辽：天祚、九主年谱、辽控制诸国（藏号9653）；卷7213、7214：堂：明堂十九文、二十文（藏号9654）；卷8706：僧、僧讲、僧律、僧官、僧隶、僧封、僧谥、僧号、僧衣、僧籍、度僧、鬻僧、汰僧（藏号9655）。此四册皆钤有‘祁阳陈澄中藏书记’印，馆藏采访卡片记录为‘文化部文物局拨交1955.7.7’。则此四册1955年为文物局从香港陈澄中手中购回，同年7月拨交北京图书馆。”
荀斋所藏四册中，有两册为刘承幹嘉业堂旧藏。据叶昌炽《缘督庐日记》丙辰（1916）七月：“廿九日，……益庵携《永乐大典》箫韵辽字两册，一部《辽史》，旁及《契丹国志》，几乎包括在内，为周颂芬介绍求售，索三百元。”而刘承幹《求恕斋日记》记录次日叶、孙自苏州至沪。第三日“夜，与菊裳、益庵谈”。再据1927年，袁同礼、刘国钧《永乐大典现存卷数续目》记录，此两册均藏刘氏。则刘承幹购归此二册，很有可能就是1916年由叶、孙二人作缘。这两册因为与东北历史相关，故为满族学者金梁所喜，特为购求。据1931年5月21日刘承幹致张元济函：“兹又有恳者：辽宁皇宫博物馆金息侯都护去冬迭次函商，欲得《永乐大典》辽字二册。侄藏弆已久，颇类敝帚之珍，后因不忍拂其拳拳之意，允许出让。当时议定代价壹千元，而都护来书欲先寄书再行交款，并云辽沪汇费太昂，最好托商务印书馆划转等语。侄因从前书去而银不来之事数见不鲜，且该馆系公共性质，不得不慎重出之。辗转思维，惟有将《大典》两册送上，拜恳长者函托沈阳商务书馆妥友送去，将书价随手带转，划至沪馆，以便领取。琐琐渎神，不安之至。”又1931年6月12日张元济致刘承幹：“前承交下《永乐大典》两册，嘱为转交金君息侯，当经寄往沈阳敝分馆，昨得覆函，知已代交，所有议定价银一千元亦已如数收到。”但想必是因东北局势在“九一八”后急转直下，此两册《大典》在金梁处数年后即被转手，约40年代初，归荀斋所有。
陈清华另藏卷8706一册，1929年前为武进陶氏涉园所有。1934-1940陶湘去世前在上海售出，归荀斋。而堂字册之流传情况，则尚须进一步挖掘。
七、徐伯郊诗外簃旧藏
徐伯郊系文博界前辈徐森玉先生长子，大学毕业后进入上海银行界工作。自1937年底，开始与家人寓居于寓福熙路（同孚路西）升平街内百花巷105号（后先后改为升平街百花巷47号、延安中路632弄47号）。伯郊最大的功绩，是在上世纪50年代开始，受国家委托，在香港文物市场抢救流失文物，代国家分别购回。与此同时，他受乃父影响，酷嗜书画文献，收藏甚富。郑振铎曾于1955年5月28日致徐森玉先生信中说：“森老：……陈澄中书得成交，从此了却一件大事……至此，国内藏书，已归于‘一’。私藏中，只有傅忠谟和伯郊两家了。这两家不成问题的迟早会又归‘公家’所有。惟既归于‘一’，则必须妥求保护、保管之方。”由此可见伯郊藏书的质量。而这批21种善本，最终于1956年售归国家。虽然如此，伯郊所藏并未全部出让，事实上，诗外簃所藏仍有可述者，如《永乐大典》卷7328一册，十八阳韵，“郎”字册。此册的流传过程，至今尚不明朗，仅知在1929年前为上虞罗氏所藏，但雪堂的相关文献之中，并未言及，故其递藏，尚需进一步勾稽。而伯郊何时何地购得此册，也因文献缺失，无据可依。又据数种文献记载，此册系徐伯郊1951年捐献国家，如师陀在回忆郑振铎文章中就说，在潘氏宝礼堂藏书1951年被运回上海内部展览时：“其中有一册《永乐大典》，徐伯郊说：‘这是我送给国家的。’”但事实上，该年八月曾在京举办“永乐大典展”，其中并无伯郊此册。而当时亲手操办此事的赵万里、郑振铎、王重民等人关于展览的介绍、研究文章中，也都没有提及此册，可见此时并未捐出。事实上，此册首见于1958年所编《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中，且其登录号也与1958年入藏图书相近，故当为该年捐赠者。
八、袁樊鱼千里室旧藏
据2018年3月9日《中国青年报》所刊《〈永乐大典〉沧桑600年：原稿毁于大火正本失踪》一文介绍：“国家图书馆的程有庆先生回忆到：2007年5月，国家图书馆成立国家古籍保护中心，随后派遣专家组到各地调研古籍的相关情况。11月，程有庆和杨成凯一组，前往江浙沪，同一时间，故宫博物院的施安昌也在这三地调研金石碑帖。‘那天下午，施安昌跟我们说，有一个上海的老邻居有《永乐大典》，想请我们看看。当时觉得遇到的可能性很低，但还是答应了。’程有庆记得，那天晚上8点，这位已经移民加拿大的袁女士，在招待所一楼等他们，进到房间，拿出两册《永乐大典》。‘第一册，是影印本，大家心里有一点凉；第二册，从古籍真伪的鉴定来看是真的，书还保存着明代的包背旧装，可几位先生都不敢相信。’程有庆读过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的张忱石《永乐大典史话》，书中收录有《永乐大典》目录和已知现存的册目，‘只要查那个表，就能知道这一册的内容对不对得上。我当即打电话给我父亲，请他帮我查，确认了这一册不在现存册目’物和内容都确定了，程有庆和杨成凯才敢跟国家图书馆汇报此事。后来，袁女士又带着此书专程到北京，国家图书馆和国家文物局组织傅熹年、张忱石等专家先后进行了四次鉴定，确认无误。最终，这一册《永乐大典》回归故土，入藏国家图书馆。该册《永乐大典》从封面至纸页皆无缺损，品相完好，其内容为有关“湖”字的唐、宋、元诗文，字迹端工的馆阁体。湖字韵为卷2260-2292，凡33卷，今存19卷。今国家图书馆藏卷2270-2271这一册，往下正好是鉴定的卷2272-2274这一册，再往下卷2275-2276这一册又为国家图书馆所藏，袁女士所捐此一册，弥补了湖字韵的缺卷，达到了承上启下的联结作用。”这册《大典》，卷末钤“南通沈燕谋印”“江南六俊世家”“曾藏沈燕谋家”“曾在袁安圃处”四印。2009年文物局以文物征集经费购回，2013年国家图书馆借藏至今。
上述文中所言袁女士，指的是袁樊之女袁葰文。这册《大典》就是经她之手回归大陆的。根据书上的藏印可知，此册先为南通沈燕谋所有，后归袁氏鱼千里室收藏。袁樊号安圃，室名鱼千里室。出身苏州旧家，业于银行，精鉴别，富收藏，寓居富民路41号。此册藏于上海，再现于上海，最终落户国图。
九、上海图书馆藏本
上海图书馆虽然是国内第二大馆，所藏古籍质量与数量也位列前茅，但所藏《大典》却仅有一册又一叶。一册是卷7322-7324，十八阳，郎字册。有“颜退省堂”、“鄗客棣生过目”两印。系颜惠庆旧藏，上世纪70年代抄家曾入上图。后退还，在1983年时又经颜惠庆女婿孙子敬捐献上图。另有卷1191，二支韵，存第四叶。系1951年，上海图书馆筹备处以旧人民币八万元（今八元）从上海博物馆工作人员夏玉琛处购得，内容为《易经》。关于这一册一叶的《大典》，沈津先生有详细文章介绍，可参考。
十、国家图书馆藏本
1933年5月，教育部电令北平图书馆将所藏宋元精本、《永乐大典》、明代实录等古籍南迁，以防不虞。经若干周折之后，1935年11月，北平图书馆将包括馆藏善本甲库、乙库中的精品择要运往上海、南京两地，其中《永乐大典》当运往上海保存，随后又成立国立北平图书馆上海办事处负责保管善本事宜。
当时北平图书馆共藏《大典》64册，但是否全部南运至沪，尚不清楚。1940年秋，因风传汪伪政府将有收回租界之举，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与美驻华大使约翰逊等人经筹划后，将平馆存沪善本择要运美保存，其中就包括了60册《大典》。1965年2月，袁同礼先生在美国华盛顿去世，在时任“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建议下，台湾方面联系美国国会图书馆，在本年末将原国立北平图书馆运美善本全部送往台湾地区。另外，1942年10月，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治下的“北京图书馆”责成秘书王钟麟赴沪，将部分存书北运，其中就有一册《永乐大典》。据国家图书馆现存盘案记载：“三十一年十月十六日，王秘书主任由沪带来明抄本《永乐大典》卷二〇四二四至二〇四二五壹册。陈恩惠收。”也就是说，至少有61册《大典》曾经先后存储于上海。另外，还有卷901-902，二支韵，“诗”字册。原藏日本京都府立图书馆，1946-1948年由平馆上海办事处收购。但具体收购过程如何，尚不清楚。此册至1948年也运返北京。
十一、《大典》与上海新缘分
2020年7月7日下午4时47分，二册《永乐大典》在法国BeaussantLefèvre拍卖行二号拍卖厅举拍，估价5000-8000欧元，经过11分钟的激烈竞拍，最终由现场的一位中国女士以640万欧元的落槌价拍得，拍卖佣金为27%，因此，两册《永乐大典》的最终成交价为8128000欧元。这两册《大典》，为卷2268-2269一册，六模韵，“湖”字册；卷7391-7392一册，十八阳韵，“丧”字册。此两册四卷与国家图书馆藏“湖”字、“丧”字册均相连，并且此“湖”字册的出现，使得现在发现的“湖”字卷全部相连（2260-2283），实属难得。这两册《大典》经由浙江藏家购入之后，于2021年1月26日自上海自贸区保税区入关，经上海市相关专家进行鉴定无误之后，随即运至杭州。这两册留存上海时间虽短，但一则以疫情期间冲破重重障碍，始得购成；再则以海外回流，意义深远；三则以价格昂贵，令人咋舌。种种因素迭加，又为最新发现的前此未知之卷，故而尤其引人瞩目。
从清廷逊位至今已过百年，《永乐大典》未来要有新的发现，想必越来越困难。但回想过去，这部包罗万象、迄今为止最大的类书，曾经与上海这座城市发生过这么多的故事，不能不说是渊源甚深，足以令人感慨万千。
参考文献
傅增湘着《藏园群书经眼录》
雷强着《袁同礼年谱长编》
柳向春整理《张元济傅增湘往来信札》
柳向春着《徐伯郊出售藏书始末》
沈津着《〈永乐大典〉两题》
王国维编撰《传书堂善本书录》
王子霖着《王子霖古籍版本学文集》
张升着《〈永乐大典〉的流传与辑佚研究》
张升着《〈永乐大典〉流传与辑佚新考》
张元济编撰《涵芬楼烬余书录》
张元济着《张元济日记》
赵爱学着《〈永乐大典〉现存卷册及递藏源流表》
赵爱学着《国图藏嘉靖本〈永乐大典〉来源考》
周叔弢着《古书经眼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