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文章 | 中国传统家教文化中的第三次分配观
第三次分配概念是20世纪90年代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提出的。他认为与第一次的市场分配和第二次的政府分配相比，第三次分配属于道德层面，是对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有益补充。事实上作为道义上的分配，古代早已有之。
一种是官督民办的社仓，从隋代的乡社一直到清代的社仓（义仓）。但是到了清代，为了获得较多并且稳定的资助来源，政府又特别规定士民捐输社仓达到一定的数额，就可免除相关杂项差徭。这种做法将捐助行为演化为另一种形式的摊派，从自愿变成了强制，从而弱化了道德分配的性质。
还有一种是基于传统家族内互济而形成义学和义庄（义田），具有准第三次分配性质；在族内互济基础上衍生出来的社会捐输，可以看作真正意义上的第三次分配。这种分配价值观，在当今的中国为实现共同富裕目标，仍然具有积极意义。
传统宗族内部的准第三次分配
中国传统宗族内部的互济制度，是宋代平民社会发展起来之后的事情。隋唐时士族和庄园经济的瓦解，宋代宗族和小农经济的兴起，不仅改变了经济生产方式，而且改变了人际互助机制。在政府救济能力不足情况下，北宋范仲淹在苏州首开范氏义庄，置良田十余顷，将“每年所得租米，自远祖而下，诸房宗族，计其口数，供给衣食及婚嫁丧葬之用”。范仲淹还制定《家训》，讲明“敬长与怀幼，怜恤孤寡贫”“兄弟互相助，慈悲无过境”。
义庄的出现，使得救济资源有一定规模且可持续，在当时不仅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政府义仓的不足，提高了老百姓抵抗社会风险的能力，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同姓的血缘联系和宗族认同。自宋以降，范氏义庄为中国绝大部分世家大族所效仿。族内贫困宗亲的临时救急，幼儿启蒙教育所需学费，鳏寡孤独的日常开支，都可以从义庄得到小额化、日常化、制度化的支持。义庄在中国延续了1000多年，成为中国小农经济社会抗击各种社会风险的重要兜底网络。
中国各大族的家训家规中，均有经营好义庄的条款和兄弟互助训条，比如明末清初的《朱柏庐治家格言》提及，“兄弟叔侄，须分多润寡”，即兄弟、叔侄之间要互相帮助，富有的要资助贫穷的。到民国时候，无锡钱氏怀海义庄还资助子弟读书，帮助困难宗亲度过艰危时期，著名科学家钱伟长就是在义庄资助下完成中学教育的。
之所以将这种分配机制定义为准第三次分配，是因为这种分配具有“俱乐部”性质，而非社会共同体构建。“俱乐部”性质是指这种分配尽管也是出于道义，但其受益对象是同姓同宗群体。捐输人和受益人都是排他的，且可经历多次博弈，不会发生道德风险。与政府再分配类似之处在于，受益与付出不挂钩。不同之处在于，国家是基于政府与公民的权利义务而分配，宗族是基于一个谱系或者一个义庄覆盖而分配。但宗族毕竟不是国家，所以，称之为准第三次分配。当然，表面上看，这种分配是无条件的救助，甚至还是长期的，但是实际上，受助对象多少都需承担宗族义务，比如维护宗族秩序或坚持宗族信仰等。如果不能履行这种义务，则受助资格也随之丧失。比如寡妇再醮（jiào，指女子嫁人）后，即使贫困如故，也不再享受宗族义庄的救助。
传统宗族社会的“第三次分配”
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宗族，绝大部分家教家训文化中都有“睦邻”的条款，目的都是告诫族人明白“远亲不如近邻”，不要与邻居伤了和气。睦邻考量很少有长期的金钱付出，这一方面是因为生产力不发达，整个宗族掌握的资源也并是不很多，也难以顾及族外人；另一方面准第三次分配机制建立在血缘基础上，权利和义务很容易对等起来，但对家族外部的人，即使是熟人，受助对象不特定，其道义付出的积极性就差了很多。但是，偶尔“一事一议”的捐输，则是常有的事。
宋代由于官府鼓励民间参与慈善活动，出现了不少由私人主持的有一定规模的慈善机构，如著名理学家朱熹，曾在建宁府崇安县开耀乡创设“社仓”备荒救灾，地方政府拨给一定的平价粮，由乡间人士负责经营管理。《袁氏世范》规定，“乡人有纠率钱物以造桥、修路及打造渡航者，宜随力助之，不可谓舍财不见获福而不为。”《朱柏庐治家格言》也强调一些救助的原则，“与肩挑贸易，毋占便宜；见穷苦亲邻，须加温恤”。即是说与那些挑着扁担做小生意的人交易，不要占人家的便宜；见到贫苦的亲戚或者邻里，要多给予体贴抚慰。
形成于康熙年间的《上海南汇钱氏家训》也有相关内容，“忧贫宜恤。凡乡党邻里，虽非吾族，然出入相见，与萍水之逢自异。见愁苦窘迫者，当极力抚慰周济之，以存忠厚之道。且水火盗贱疾病等难，惟乡党邻里呼吸立至，如何可漠视也！”说明在传统宗族社会，仍然存在一定的“第三次分配”。这种基于地缘的熟人互助机制，一直延续到清代。
但是，随着清末洋务运动的发展，生产方式从小农经济向工业化经济过渡。工业化导致的人口大规模流动，不仅疏远了传统的宗族社会，也使得族内互济机制遭遇很大的挑战。宗族强关系被熟人弱关系所取代，甚至面对的是陌生人社会。宗族的家教文化需要告诫族人，如何适应新社会的到来。
很显然，将宗族置身于一个更广泛的熟人社会中，更可能让一个宗族延续发展下去。因此，一些家训家教在继续强调族内互济的同时，进一步强调对社会（同地域的乡邻）的贡献。1924年由清末举人钱文选采辑的《钱氏家训》就专列了社会篇，强调宗族对社会的义务，以推动宗族治理模式的转型。钱文选因有在英美做外交官经历，对这种社会转型更有切肤之感。这个版本的《钱氏家训》社会篇，应该是中国家教文化中，系统强调宗族社会义务的最早家训之一。其训导的核心思想是，族人在自有余力情况下，面对一个宗族外的社会，重点需要做的几件事情，这也许是“钱氏家训家教”能够入选国家级非遗的原因之一吧。
《钱氏家训》中的第三次分配观
《钱氏家训》社会篇，总共八句话，其中有六句是讲“第三次分配”的，概括为四个方面内容：
第一个层面，三句话，“信交朋友、惠普乡邻”“恤寡矜孤、敬老怀幼”“救灾周急、排难解纷”。第一句要求族人要“信交朋友”，与同期其他家训里“慎交游”形成鲜明对照；强调对邻居要以诚信相待，有能力时要对乡邻的合理需求予以支持。第二句是针对特殊群体的，有能力时要给予特殊的照顾。第三句是在应对突发情况时，要及时伸出援助之手。这里的救助不一定都是穷人，而是有应急需要的人。第一个层面都是对特定个体的支持和救助，这些个体主要是同一地域的乡邻或熟人。
第二个层面，一句话，“修桥路以利人行，造河船以济众渡”，是对不特定群体的支持。在中国古代，修路架桥是积德的事情，《袁氏世范》就有这方面的要求。这两个属于普惠型的公共工程建设，投资一般都不小，但因受益对象是不确定的，所以具有明显的“第三次分配”的性质。
第三个层面，也是一句话，“兴启蒙之义塾，设积谷之社仓”。《钱氏家训》要求宗族要兴办服务于周边孩童的义塾，要设立储存谷物的社仓以备荒。这个建议是无强制性，无权利义务关系的，实际上是对政府支持的社会再分配的补充。
第四个层面，还是一句话，“私见尽要铲除，公益概行提倡”。这里提出了钱氏族人与社会相处的总体态度和原则。做公益时，不要有任何私利和偏见。钱文选先生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多次投入相当大的资金，对家乡广德以及所生活的杭州，做了很多善事和义举。
也许有人认为，这个“社会篇”的救助对象，会不会只包括钱氏家族内部成员呢？答案是否定的。在《钱氏家训》“家庭篇”里，同样有对个体的救助，“家富提携宗族”，就是小家庭富有的，要帮助宗族内不富有的宗亲。“岁饥赈济亲朋”，就是在饥荒年景，要对亲戚和朋友予以救济。第三层意思在“家庭篇”中也有，“置义塾与公田”，义塾就是宗族子弟学校，公田就是义庄。
在执行强度上，对宗族内部救助的强度明显大于对“社会”的救助。对“社会”的救助，比如“兴启蒙之义塾，设积谷之社仓”并没有提到谁去“兴”、谁去“设”，所需的资源从何处取得。但是，对宗族内部的救助，在强度上就明显感觉到，“家富提携宗族”，其具体做法不是直接分钱或者给肉，而是“置义塾与公田”，侧重于家庭内人才培养和长期的救助。在饥荒年代救助亲朋，是“筹仁浆与义栗”。一个“置”、一个“筹”，均明显感到执行力度与对外的差异。总之，“社会篇”的“第三次分配”，是对家庭条件尚可、有余力的钱氏后人训诫的。说明在差序格局的社会里，宗族的准第三次分配还是明显优先于真正意义上第三次分配的。
因此，《钱氏家训》社会篇的训条，与我们第三次分配观基本吻合。第一，它与个人努力无关，即与市场经济无关，不是按能力贡献分配的。第二，它与政府无关，钱氏家训中的社仓义塾，不是政府出资，而是由钱氏富裕者捐助而成的。第三，它与姓钱的无关，社会篇规范的就是对不姓钱的“当地群众”再分配。《钱氏家训》让道义分配走出一个家庭和家族的范畴，把爱撒向社会，为后来陌生人社会的发展和工业化进程，起到了一定积极的作用。
传统家教文化第三次分配观的当代扬弃
中国已经是工业化社会，并向后工业化迈进。为促进共同富裕，也存在现代意义上的第三次分配――慈善。但是，有研究表明，中国的慈善规模偏小，难以起到调节收入差距的作用。我国慈善捐赠占GDP的比例偏低，大约为0.15%，相比2020年美国慈善捐赠占GDP的比重为2.25%，差距十分明显。若想解决这个差距，有两个不同的思路。一种是加强行政动员，实行民办公助，通过税收抵扣等鼓励措施，吸引更多的资金来源。当然还要根据实际情况把握节奏，避免成为变形的摊派或者事实上与个人利益或收益挂钩。二是扬弃传统宗族互助机制，让其在当代继续发挥作用。细细分析起来，第二种思路也许可行的空间不比第一种小。
这是因为，中国的社会结构与欧美国家有所不同。欧美国家的熟人社会圈子很小，绝大部分人际关系是靠法律调节的，欧美文化中也不存在衣锦还乡或者以邻为贵的价值观。因此，其第三次分配方式，主要是通过社会慈善捐助进行的。但是，中国的社会结构是差序格局，以距离来划分的话，存在宗族――同乡（熟人）――陌生人三个圈层。现代意义上的慈善捐助对象是第三个圈子的。但是，中国仍处于一个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过渡的阶段，虽然因为义庄（义田）的消失以及人口流动导致宗族的瓦解，族内基于权利义务关系的准第三次分配关系不存在了，也无恢复的可能，不过，熟人关系仍然“强有力”地存在着，在陌生人社会的第三次分配时配合地缘基础上的熟人关系再分配，将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中国第三次分配力度不足的问题，有助于共同富裕目标的早日实现。
因此，以传统《钱氏家训》社会篇为代表的熟人第三次分配观，在当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下，仍然有弘扬的必要。不论对个体生计困难的救助，还是普遍惠及乡邻的助学和临时救济，还是一事一议的修路架桥，我们在政策上都应该积极地鼓励和支持。特别是新农村建设以及城市旧城改造、助残助学、大病救助等，都是熟人分配关系上发挥作用的重要领域，我们应该通过弘扬国家级非遗“钱氏家训家教”，对这种现象好好进行引导。
当然，当代基于熟人关系的第三次分配，与《钱氏家训》中以一姓为主的又有一些不同。当前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各地“商会”，以乡贤为基础对地缘关系的熟人进行的再分配，在核心理念上，仍然是受传统家教文化的影响。具体做法是由较为殷实的乡贤出资，资助当地贫困大学生完成学业和贫困家庭渡过难关。不少乡贤也为家乡做善事，比如修路架桥、捐资办学等。家乡也借此褒扬之，使其名垂“乡史”。
不过，上述做法由于缺乏政策支持，加之救助资金来源不稳定，常因人因时而异，就大大削弱了这种第三次分配的影响能力。为进一步促进共同富裕目标早日实现，有关部门还需要在政策上，进一步鼓励这种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