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革命》：乐观、理性与激进
转自：南湖晚报
N程卫平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1759-1797）是英国十八世纪的作家、思想家、社会活动家，她是政治哲学家葛德文之妻，是“科幻小说之母”玛丽·雪莱的生母。她在名著《女权辩》中主张通过变革教育、政治和社会条件，赋予女性平等的权利和机会，该作被视为历史上第一份真正的女权主义宣言。在我们广泛阅读、讨论女性主义的两百多年前，沃斯通克拉夫特便已发出划时代的革命性强音，可谓惊世骇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文学纪念碑”书系近两年致力于将这位中国读者不太熟悉的女权先驱的作品译介到中文世界，让我们在《女权辩》之外得以系统了解这位英国重要作家的思想面貌与语言风采，继去年推出其《北欧书简》《女子教育》后，近期又出版了沃氏的《法国革命》。
《法国革命》是沃斯通克拉夫特的一部历史作品，1789年7月14日，巴士底狱的攻陷如一声惊雷，震动整个欧洲的知识界和政治界。沃斯通克拉夫特是当时伦敦“约翰逊知识圈”中的一员，这个圈子聚集了英国政治激进、思想富于前瞻性的知识分子。圈子里的一些成员于1789年夏天匆匆赶赴巴黎，带回热情洋溢的报道，希望英国也发生类似的革命。但法国大革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非单一事件。革命初期的戏剧性事件引发了英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场政治大辩论——“革命论战”，论战不仅关涉革命本身，也关注革命对英国的影响。虽然当时英国和法国濒临战争，沃斯通克拉夫特还是在1792年12月冒险前往巴黎，亲自考察大革命，淹留法国两年半，其间写下这本“巨作”。在那个年代，罕有女性撰写历史书籍，再加上主要基于亲身经历的所见所闻，沃斯通克拉夫特无疑凭借这部《法国革命》为后世的法国大革命前期历史研究留下了一份难能可贵的参考文献。
在书中，沃斯通克拉夫特以哲学家和哥特——浪漫风作家的笔触，着重描述了法国社会精英层过分感性的一面，由此她也将一系列政治和经济问题重塑为种种心理和道德问题。她不是历史学家，她的历史作品充满日常细节和道德反思。沃斯通克拉夫特认为理解法国大革命，必须以“理性”为指引，不受“老一套的偏见和根深蒂固的堕落习惯”所影响，更要心怀“人道原则”，才不至于得出“感性的错误推论”。她深信“革命不是少数人的能力或阴谋所能制造的，也不是突发而短暂的热情的效应，而是智力进步的自然结果”，对大革命的解读贯穿了人类社会从野蛮到文明的阶段性进步模式。这也为她提供了解释大革命何以误入歧途的主要工具：法国人获得了足够的知识和道德抱负来发动革命，但由于受到旧制度的腐蚀，太急于建立新社会，而将国家推入危机的旋涡——这也是因为法国文明的进步是片面的：礼仪进步得极为考究，但道德却不高尚，而君主制已腐朽到无法挽回的地步。沃氏将革命的大部分弊病追溯到法国民族性格的堕落，矛盾的是，堕落性情又源于不得不变革的旧制度的政治和文化系统。另一方面，沃氏则深信，从长远来看，革命是人类朝向理性和自由逐渐发展的历史中，看似混乱实则进步的必要一级，革命有助于改变国民性格。
除了《法国革命》和上面提到的《北欧书简》《女子教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文学纪念碑”书系近期还将出版《女权辩》的姊妹篇《权利辩》，最终将让中国读者得以全面领略这位英国女权主义先驱的思想与语言魅力。（《法国革命》/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定价：66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