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办好隐私权纠纷案件
转自：上观新闻
本期“办案心法”栏目“上海法院审判业务骨干”特别专题，邀请上海法院审判业务骨干，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嘉北人民法庭副庭长、一级法官——纪学鹏为我们讲解如何办好隐私权纠纷案件。
我国对隐私权的法律保护经历三个阶段：通过名誉权保护隐私权，对隐私权进行独立保护并通过隐私权保护个人信息，对个人信息独立保护。据统计，上海法院早期受理的隐私权纠纷案件大多是因为安装摄像头引发的纠纷；2021年之后，隐私权纠纷案件中出现了公司对员工信息的管理、代消费者操作团购事宜等众多新类型案件，并且新类型案件数量占比已经超过三分之一。随着人工智能、云计算、社交网站等新技术应用的逐渐普及，新类型隐私正在逐步引发关注讨论，如何妥善保护隐私权已成为民法领域热议的问题。本文重点讨论隐私权纠纷中，人格权请求权的部分。
01隐私权纠纷案件的审理原则
笔者认为，审理隐私权纠纷案件，应当坚持以下三个原则：
一、人格权益较财产权益优先保护
人格权是民事主体最基本、最重要的权利，隐私权则属于一项具体的人格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将人格权独立成编，凸显人格权益优先保护是人民法院在裁判过程中应作出的价值选择。具体行为造成的损害可能同时导致人格权益和财产权益受损，但对人格权益的保护不以财产权益受损为前提。如果行为已构成对隐私权的侵害或者存在侵害的危险，即便未造成财产权益受损，无论行为人是否存在过错及造成损害大小，权利人均可行使人格权请求权。
二、个人权益与公共利益平衡保护
个人权益与公共利益两者之间的平衡保护，往往映射于隐私权纠纷案件的审理之中，常表现为隐私权益与他人的表达自由、知情权等权利的冲突。当涉及公共利益时，对隐私的保护范围及程度将受到限制。但在个案中，公共利益不应仅是一个抽象概念，而应结合时间、地点、发生背景等具象化，并与特定的隐私权益相比较，两者之间的平衡保护往往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
三、隐私与个人信息区分保护
如前所述，我国对隐私权的保护经历了三个阶段。其中将隐私权从名誉权中独立出来进行保护较早，对二者的区分保护较为成熟。随着时代的发展，对个人信息权益保护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民法典》对隐私与个人信息的保护分别设置了法律条款，此后更是为个人信息保护专门立法。司法实践中，应当结合具体场景对权利人主张的客体归属于隐私或个人信息进行准确定位，再行适用恰当的法律规定。
02隐私权侵权的构成要件
一、隐私的认定及侵害隐私的行为
《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二条将隐私定义为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进一步界定了“私密性”的要求，并将私人生活安宁纳入隐私的范畴。私人生活安宁是指自然人的生活安定和宁静的权利，包括日常生活安宁、住宅安宁、通信安宁等。
电话骚扰是侵害私人生活安宁的典型行为，例如在孙某某与某通信公司某市分公司等隐私权、个人信息保护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第二批人民法院贯彻实施民法典典型案例之九）中，人民法院认为，原告孙某某使用被告某通信公司某市分公司提供的移动通信号码，并向其支付费用，故原、被告之间存在电信服务合同关系。某通信公司某市分公司在孙某某多次明确表示不接受电话推销业务后，仍继续向孙某某进行电话推销，其行为构成对孙某某隐私权的侵犯。
私密空间是指私人支配的空间场所，既包括个人空间如住宅，也包括合法支配的公共空间如公共卫生间、医疗机构的检查室，还包括其他私人空间如女士的手包等。随着时代的发展，私密空间还扩展及于电子空间等虚拟空间，比如侵入权利人邮箱的行为也可以认定为对权利人私密空间的侵犯。
私密活动是指个人的、与公共利益无关的活动，包括日常生活、社会交往、两性生活等。
私密信息属于个人信息的范畴，应当满足识别性，即可以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在此基础上，与一般个人信息相区分，私密信息应当具备隐私利益，如不为他人知晓（私密性），与公共利益、他人利益无关（私人性）等。
有观点认为，隐私一旦被合法披露就不再是隐私，只能通过个人信息或其他途径保护。笔者认为，隐私的公开具有相对性，即便在一定范围内公开，除了特定主体外，对社会公众而言仍然是秘密的，具有隐私利益。常见如病人向医生公开自己的病情，他人对此并不知晓，如果病人病情被违法公开，也可能构成对隐私权的侵害。
二、过错
过错是指行为人对侵权行为或者损害后果的发生，主观上具备可谴责性。过错一般分为故意和过失。通常认为，故意侵害他人隐私权的，较之过失的主观恶性更大，在责任后果比如精神损害赔偿的数额上，应当承担比基于过失侵害他人隐私权更重的责任。
需要注意的是，人格权请求权具有保全、预防的功能。只要行为人的行为构成对隐私权的侵害、妨碍或者存在侵害的危险，即便行为人不存在过错，权利人也可以行使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等人格权请求权。
三、因果关系
因果关系，是指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引起和被引起的关系。在隐私权纠纷中，这种因果关系通常较为容易判断，侵害隐私的行为与隐私损害事实之间往往存在较为明显的直接关联，行为直接导致后果事实的出现。
03常见抗辩事由
一、诉讼时效
权利人的隐私权受到侵害，可行使人格权请求权与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两种请求权适用不同的诉讼时效规则，这也是对人格权益、财产权益区分保护的一种体现。
根据《民法典》第九百九十五条的规定，权利人行使人格权请求权不受诉讼时效限制，可以随时要求行为人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至于损害赔偿请求权则受到诉讼时效限制，适用一般诉讼时效规定，即诉讼时效期间为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隐私权受到侵害以及行为人之日起三年。
二、权利人明确同意
根据《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三条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权利人明确同意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实施侵害他人隐私权的行为。这是权利人明确同意抗辩的法律依据。
笔者认为，权利人的明确同意往往与行为人的明确告知是相对应的，即行为人对权利人相关隐私使用的目的、范围、方式等的告知是具体明确的，权利人基于行为人的告知作出同意的真实意思表示，行为人对隐私的使用未超出权利人同意的范围和限度。除此之外，对权利人同意的意思表示的审查，还应当注意是否存在重大误解、欺诈、胁迫、趁人之危等可撤销情形，以及权利人是否具有民事行为能力，是否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是否违背公序良俗等可能导致同意无效的法定情形。
在蔡某诉上海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网络购物合同纠纷案（上海法院参考性案例171号）中，人民法院认为，上海某电商公司作为某电商平台的实际运营主体，为维护电商平台正常交易秩序，在确保相对人知情权并取得其同意后，可以在合理、必要的限度内依法收集、处理履行合同必需的相关交易信息和个人信息，这也符合《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五条关于处理个人信息的规定。上海某电商公司用以支持其“合理怀疑”的信息来源，即收货人、收货手机号、收货地址、购买商品和数量，以及下单IP、设备号等信息，并未超出合同履行目的及必要范畴，事先也已在协议中明确告知，蔡某通过点击同意的形式在线签署该协议后注册成功，应视为已知晓并同意协议内容。平台将此信息作为合理怀疑用户为非普通消费者的依据，该合理怀疑的依据来源合法。本案对个人信息保护纠纷中，权利人明确同意抗辩审查的方式方法，对包含隐私权在内的人格权纠纷案件也是适用的。
三、新闻报道舆论监督
根据《民法典》第九百九十九条的规定，为公共利益实施新闻报道、舆论监督等行为的，可以合理使用民事主体的姓名、名称、肖像、个人信息等；使用不合理侵害民事主体人格权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在隐私权纠纷中，常见于不当采访行为侵扰权利人私人安宁，或是报道内容侵犯权利人隐私权。
对新闻报道、舆论监督合理性、必要性的审查，重点包括：
1.新闻报道对私人事实的披露，应限于为公共利益报道所必需；
2.舆论监督的目的是为公共利益，应当是合理的批评和建议，不得借舆论监督之名行恶意中伤或是不正当竞争之实。
互联网背景下，众多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大V、自媒体在网络平台上不断发声。然而，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大V、自媒体在网络发布的言论也应受舆论监督合理性、必要性的约束。
在施某某、张某某、桂某某诉徐某某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中，人民法院认为徐某对相关照片进行了模糊处理，没有暴露受害儿童真实面容，其为保护未成年人利益和揭露可能存在的犯罪行为，在其微博中发表未成年人受伤害信息，所发微博的内容与客观事实基本一致的，符合社会公共利益原则和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该网络举报行为不构成侵权。
而在李某某诉魏某、某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网络侵权责任纠纷案（人民法院案例库案例编号2023-14-2-369-001）中，人民法院认为，公众对于社会上发生的不当行为均有权发表言论进行批评，但这种批评应当有一定限度，特别是涉及到未成年人时，应当把未成年人权益放在首位。人民法院在认定行为人的行为是否侵犯未成年人的人格权时，需要以“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作为解决相关矛盾冲突的基准，综合考虑行为人的职业、影响范围、过错程度，以及行为的目的、方式、后果等因素进行判定。虽然本案行为人主观动机是为了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但其发布的视频涉及未成年人的肖像及隐私，缺乏必要性，给未成年人造成了损害，其行为构成侵权行为。
上述两案较为清晰地区分了舆论监督中涉及权利人的肖像、隐私等人格权益时，合理性、必要性的边界。
四、公众人物的权利限缩
《民法典》第九百九十八条规定，认定行为人承担侵害除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外的人格权的民事责任，应当考虑行为人和受害人的职业、影响范围、过错程度，以及行为的目的、方式、后果等因素。公众人物权利限缩抗辩就是该条规定中受害人职业、影响范围考虑因素的重要体现。一般认为，公众人物如文体明星等，他们具有较高的社会知名度、影响力，并因此获得了更多的社会利益，相较于普通人的隐私权保护，公众人物应当具有更高的容忍义务，隐私权的保护受到适当的限制。
公众人物权利限缩抗辩具体适用时，应当考虑以下因素：
➤一是抗辩主要适用于公众人物与其职业相关联的私密信息，但是对于公众人物的私人生活安宁，以及不愿为他人所知的私人生活、私人空间和其他私密信息，公众人物和普通人一样，受到法律保护；
➤二是文体明星等公众人物对公众的行为及社会价值观的形成具有引导作用，公众对其行为有知情利益，对于涉及道德评判等方面的隐私需忍受较高程度的公开；
➤三是因某一特定公共事件成为舆论热点的公众人物，其隐私权的限缩仅限于所涉及的公共事件范围内，不宜不当扩大。
例如，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审理的李某某与某银行名誉权、隐私权纠纷案件中，人民法院认为，李某某虽为公众人物，隐私权的范围较普通公众虽有一定限缩，但并不能因此否认其仍享有保持私人安宁、可自主决定是否向他人披露其个人信息的权利。李某某的贷款信息与公民个人的财务状况有关，该信息的泄露会对公民的正常生活造成一定的干扰，应归属于隐私权的保护范围。
五、正当行使职权
正当行使职权抗辩是指，行为人在法律规定的限度内正当行使法律赋予的职权，可依法免除责任。其法律依据来源于《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三条。常见的情形如诉讼参与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之规定，在诉讼过程中依法进行陈述、答辩、举证与质证、辩论等，不具有违法性，即使相关内容涉及对方当事人的隐私，不构成对对方当事人隐私权的侵犯。
在吴某诉北京爱奇艺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市某律师事务所隐私权、个人信息保护纠纷一案（上海法院参考性案例第138号）中，人民法院认为视频网络平台经营者收集的用户登录、观影记录信息属于用户个人信息，其经注册用户同意的收集行为并非侵权行为。平台经营者在使用该信息的过程中，应当遵循正当、必要、诚信原则。平台经营者在与注册用户的诉讼过程中，为证明其主张向人民法院递交用户的上述信息，并基于诚信原则进行了一定提醒且未造成其他后果的，不构成侵权。
04典型隐私权纠纷
一、安装可视门铃摄像头引发的纠纷
先看两个案例：
黄某诉邵某隐私权纠纷一案（人民法院案例库案例编号2023-07-2-008-001）中，人民法院认为在私有空间安装具有对外拍摄、存储功能的设备，能够拍摄到他人住宅等私密空间或私密活动的，构成对他人隐私权的侵害。行为人以相邻关系负有容忍义务抗辩的，应平衡考虑隐私权受损程度与安装设备所维护的权益之间的关系。经审查非必要安装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被侵权人要求拆除设备的，人民法院应予准许。
范某某诉陈某某侵权责任纠纷一案（载于《人民法院案例选》2022年第3辑）中，人民法院认为公民在公共区域活动本身具有公开性。公民私人所安装的摄像头拍摄范围属于公共区域，不属于私人区域，并且拍摄未超出合理限度的，对方亦无法充分举证证明其隐私权受到侵害的，不构成对公民隐私权的侵犯。
上述两案是2020年不同法院裁判的案件，且都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体现了在不同情形中，对个人隐私的保护限度。如前所述，隐私权纠纷案件的审理中，往往需要对个人隐私与公共利益进行衡平保护。在安装可视门铃、摄像头引发的每一个个案中，涉及权利人隐私权保护与相邻关系中的容忍义务，应当平衡考虑权利人隐私权受损程度与行为人安装可视门铃所维护权益之间的关系。具体可以考虑以下因素：
➤一是可视门铃的摄像功能。不具备摄像功能的可视门铃不具有保存数据的功能，通常不认定构成对隐私权的侵害。
➤二是可视门铃、摄像头的拍摄范围。拍摄范围涵盖权利人的私密空间，构成对权利人隐私权的侵害。拍摄范围未涉及权利人的私密空间，但是涵盖权利人住宅门口或与对方门口直接相邻的过道，权利人及其家人、亲友行踪轨迹清晰可见的，考虑构成对权利人私密信息的侵害，行为人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若行为人安装可视门铃、摄像头的拍摄角度并未正对权利人的私人空间，也不会拍摄采集权利人的私密信息的，一般不认定构成对隐私权的侵害。
➤三是行为人安装的现实紧迫性。行为人小区、楼栋装有监控系统，可以保障安全监控所需，一般行为人安装可视门铃不具有现实紧迫性，并非必要。
综合考量上述因素，在每一个具体个案中，对个人隐私与公共利益的保护动态平衡作出不同的选择，实属正常。前面所举两个案例，正是个人隐私与公共利益衡平保护的一体两面，较为准确地勾勒出个人隐私与公共利益的分界线。
二、转发裁判文书引发的纠纷
行为人转发裁判文书是否侵犯权利人权益，核心问题是已被一定程度公开的裁判文书二次传播是否侵犯权利人的隐私和个人信息等权益，应当考虑以下因素：
➤一是裁判文书被公开的类型。裁判文书被公开可分为两种类型：
1.依法公开。此类被依法公开的裁判文书，主要是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或者其他途径公开，其特征是裁判文书中的部分信息已经过处理。
2.自行公开。权利人自行公开的裁判文书，其特征是裁判文书中的个人信息往往未被删除。
➤二是裁判文书被二次传播的方式。转发已通过互联网公开的裁判文书时，不得额外披露已被隐去的个人信息，否则可能侵害权利人的个人信息权益。转发权利人已经自行公开的裁判文书，如果该裁判文书包含权利人的隐私，并因行为人的不当转发行为扩大了权利人公开的范围，则可能构成对权利人隐私权的侵犯。
➤三是不得侵害权利人的其他重大利益。行为人除转发裁判文书外，不得进一步侵扰权利人的私人生活空间（如网暴、人肉等行为），否则构成对权利人隐私权的侵犯。
三、患者隐私受侵害引发的纠纷
审判实践中，常见的侵害患者隐私主要有以下三类：
第一类是医务人员不当行为侵害患者身体隐私，如非因治疗需要或者超出必要范围，窥视或者碰触患者的身体隐私部位。
第二类是侵害患者就医时的私密空间，如未经患者同意，妇保院教学医院组织观摩人流手术；医疗机构未做好场所封闭性管理，致无关人员闯入、旁观患者隐私。
第三类是泄露患者私密信息，如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泄露患者的隐私和个人信息，或者未经患者同意公开其病历资料等。
此外，笔者认为，患者隐私保护还受到公共利益的限制，比如涉及传染病、职业病以及一些可能涉及刑事犯罪的伤病情，或者为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或者紧急情况下保护自然人的生命健康所必需，在此特定情形下，医疗机构依法向特定机关单位、特定关系人披露患者的伤病情及相关信息，未超出合理必要界限的，得以免责。
四、死者隐私受侵害引发的纠纷
《民法典》第九百九十四条规定死者的姓名、肖像、名誉、荣誉、隐私、遗体等受到侵害的，其配偶、子女、父母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死者没有配偶、子女且父母已经死亡的，其他近亲属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需要注意的是，死者隐私受到侵害的，权利人存在顺位要求，仅当死者没有配偶、子女，或者配偶、子女、父母已经去世的，其他近亲属才有权请求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权利主体仅限于死者近亲属，当没有近亲属存在时，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就超出了期限。
在贾某甲诉贾某丙返还原物纠纷案（人民法院案例库案例编号2023-07-2-474-001）中，人民法院认为，骨灰对于亲属具有寄托哀思的伦理意义和个人情感价值。骨灰的安葬首先应尊重死者遗愿，在尊重习惯且不违背强制性法律规定及公序良俗的情况下，可根据“最亲近原则”确定近亲属的权利顺位，同时还应注重生者诉权的维护与骨灰安葬方式的稳定性之间的平衡。该案即体现了死者人格利益保护中的顺位要求。
结语
在当前互联网背景下，新类型隐私权纠纷案件多发，并常与肖像权纠纷、名誉权纠纷、个人信息保护纠纷等交织。如何平衡各方利益、做好价值判断，是办理隐私权纠纷案件的难点。审理此类案件，在准确识别权利客体的基础上，应当坚持人格权益较财产权益优先保护、个人权益与公共利益平衡保护、隐私与个人信息区分保护三原则，对当事人提出的权利人同意、新闻报道舆论监督、公众人物权利限缩、正当行使职权等抗辩事由进行审慎审查，进而作出公正的判决，实现“三个效果”的统一。
作者介绍
纪学鹏，浙江大学工学硕士，现任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嘉北人民法庭副庭长、一级法官。获评上海法院审判业务骨干、办案能手等，荣立上海法院系统个人三等功。主审的多个案件入选最高人民法院典型案例，人民法院案例库案例，人民法院年度案例，上海法院参考性案例、精品案例、优秀裁判文书等。执笔《上海法院隐私权和个人信息保护纠纷类案办案要件指南》。
高院供稿部门丨干培处
作者：纪学鹏
编辑：马雯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