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凯之问：“后发劣势”震聋发聩
来源：资本记事
后发优势正在消退，后发劣势在加速显现。时间站在了杨小凯这边。
杨小凯是谁呢？他被两度提名诺贝尔经济学奖，是离诺贝尔经济学奖最近的华人。事实上，他的贡献已不能是否获得诺奖来衡量。
早在30年前的1994年，林毅夫教授就提出了“后发优势”概念。2000年，杨小凯教授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后发劣势的概念。不幸的是，杨小凯于2004年7月7日因病逝世。10年前的2014年，韦森教授组织了一场纪念小凯逝世十周年的学术研讨会，张维迎教授接力，继续与林毅夫教授争辩。彼时，时间似乎还站在林毅夫教授这边。
10年后的今年，2024年正是杨小凯逝世20周年。关于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争论，时间似乎回到了杨小凯这边。
早期的学术生涯中，杨小凯主要致力于开拓新经济理论。在生命的最后几年，杨小凯将注意力转移到落后国家转型，尤其是中国的转型问题上。
令人遗憾的是，尽管杨小凯生前身后都蜚声海外，却在国内备受冷遇。除了经济学家的圈子，很少有人听过这个名字，更别说了解他的思想。
2000年前后，茅老曾竭力向社科院推荐，希望邀请杨小凯回国讲学，但这些建议都如石沉大海。杨小凯逝去10余年后，林毅夫与张维迎“产业政策”的大辩论引发全社会热议，却很少有人记得：这场辩论，不过是杨小凯在去世前，与林毅夫“后发优势还是后发劣势”辩论的延续。
当时，绝大多数经济学都相信“后发优势”理论：落后国家即便不改革政治制度，单纯依靠学习先进科技，也可以达到现代化。但杨小凯发现，所谓“后发优势”理论，根本无法解释很多现象：拉美国家在独立后，一直在借用最先进的科技成果，为什么经济却普遍走向衰败？如果“后发优势”真的成立，为何洋务运动无法挽回清王朝的崩溃？
杨小凯抛开主流观点，借用沃森“对后发者的诅咒”，重新分析了落后国家的转型历史。为什么叫“诅咒”？因为落后国家模仿先进国家的空间很大，他们往往先选择更容易模仿的技术，而制度改革因为触犯既得利益，所以十分艰难。这种做法或许在短期内会带来经济快速增长，但也必然埋下重大隐患。
以晚清的洋务运动为例。洋务运动以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的模式，通过模仿西方技术，建立了一批先进企业。这种模式当时的确曾让中国成为亚洲强国，但最后为什么失败了？
杨小凯在台湾、美国等地考察大量晚清企业史档案后，得出结论：在不改革制度的前提下，技术带来的经济发展，只会助长政府的机会主义；最后，非但私人企业无法发展，国家的整体活力也必然被蚕食！在这种制度下，官办企业效率越高，越不利于长期的经济发展。
因此，要获得后发优势，一定要先做个学习成功制度的好学生，在考试未及格前，一个坏学生是没有资格讲‘制度创新’的。”这些振聋发聩的忠告，有多少人还记得，又有多少人真正重视！？
作为经济学大师，杨小凯后半生几乎都是在国外度过的，但他似乎从未真正抛下自己的故土，抛下19岁那年的追问——经济学，只是他回答这个问题所选择的另一种方式。生命的最后时刻，杨小凯皈依基督教，他变得温和、谦卑，宽容，并将最终的关怀，给予了那些受苦的生灵、孱弱的灵魂。
杨小凯1948年生于吉林，父母早年参加革命，在湖南省内任职，于是把他带到了长沙。他的大名是杨曦光，改名是因为，在那动荡的10年里，“杨曦光”实在是太有名了。
1966年，身为高级干部的父母双双被打倒，正在念高中的杨曦光一夜之间变成了“黑五类”。屈辱、愤懑、疑惑之余，他加入了“造反派”，试图用那个时代的方式改变中国。满怀革命激情的他，写了很多大字报，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是《中国向何处去》。在文中，他主张彻底的革命，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政体。
这张大字报很快火遍了全国。北京很多大人物都知道，湖南有个杨曦光。康生、陈伯达读完此文后十分震怒，定性为“反革命的战马悲呜”。
19岁的杨曦光遭此大难，几乎家破人亡。康生认为一个高中生不可能写出理论性那么强的文章，背后一定有黑手。于是，他的父亲也被关进了“学习班”，母亲因不堪忍受折磨，于1968年1月23日自杀。几天后，他才得到母亲的死讯。悲痛难当的他本打算逃亡武汉，结果被同学告密逮捕，判了10年有期徒刑。
家庭被摧毁，风华正茂的年纪被投进监狱，对大多数人来说，人生可能就此终结——即便没有绝望消沉，也是满腔仇恨。但是，10年的铁窗生涯没有打倒杨曦光，他不仅抛弃了年少时的稚嫩与激进，还在监狱中找到了他一生为之付出的方向。
1978年，杨曦光刑满释放，却无法找到工作。无奈之下，他改用小时候用过的乳名杨小凯，在印刷厂做了一名工人。 1979年，杨小凯报考社科院硕士生，但由于历史问题，无法参加考试，于是他在湖南大学数学系旁听了一年。1980年他再次报考，在副院长于光远的帮助下，终于获得参加考试的机会。 杨小凯一考即中，于是在中国社科院做了两年的实习研究员。在这段时间，他已经完成《经济控制论初步》和《数理经济学基础》两部著作的写作和出版。据那个时代过来的经济学家们回忆，他们当时了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最重要的窗口，就是杨小凯的这两本书。
1982年，刘道玉顶着巨大的压力，聘请杨小凯担任武汉大学讲师。当时，普林斯顿大学的邹至庄教授正在武汉大学访问，杨小凯引起了他的注意。经邹教授推荐，杨小凯于1983年前往普林斯顿大学攻读经济博士。拿到博士学位后，他又去耶鲁读了一年博士后，随后受聘于澳大利亚八大名校之一：莫纳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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