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周天勇:建议对智能无人技术征收就业损失补偿税 | WeTalk
文 | 新浪财经刘丽丽
从青海省民和县考入东北财经大学,到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调入中央党校执教和从事研究,再到重回东北财经大学组建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多年来,周天勇一直关注着经济发展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有人说,他用体制内话语讲着体制外的故事。
周天勇曾经专门研究劳动与经济增长的经济学关系,深入分析收入分配不平衡的原因,对城市化进行经济学分析,提出延长土地使用年期,并可以出租、转让、继承、抵押,土地资源分配实现市场调节。他还提出国有企业体制成本理论,建议对国有经济进行资本社会化改造,并对其布局进行战略性调整,以分散经济发展风险和提高国有企业运营效率。
多年来,周天勇先后三次受国家部委委托,主持国有企业与银行债务重组方案、中国未来财政体制十年改革方案,工程调水开发土地研究报告等,许多政策建议得到批示,成为有关部门制定政策和决策的参考。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在这个历史关键时期,如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新浪财经《WeTalk》栏目对话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周天勇,再谈改革和科技、社会热点问题。
以下为对话主要内容:
需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中小微企业
《WeTalk》:我国人均GDP已经12500美元左右,但居民可支配收入所占比例不高,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要从哪些方面入手?
周天勇:第一,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第一要鼓励人口迁移和劳动力流动,就是从低收入地方和领域向高收入地方和领域迁移和流动。像中国这样发展水平的国家,一般城市化占比是80%,农业就业劳动力占总就业比例是10%,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的比例在55%到75%之间,我们加上城镇中流动人口也远远达不到,农业就业比是24%。我们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例在47%左右。
在创业就业机会少、低生产率、低收入水平的农村农业淤积的人口和劳动力太多。要改革户籍等一系列体制,促进人口和劳动力向高生产率和高收入水平的城镇和工商业转移。
第二,就业的百分之七八十是中小微企业解决的。有就业才有收入。各级政府能不能从瞧不起、懒得理、经常找中小微折腾,真正转向如已眼、常保护、轻税费、别折腾。要把房价、房租水平降下来。居民大量收入都去买房子,特别是城中村改造和拆违,大幅度提高了城镇务工人员的居住租金,转移了他们的收入,甚至租金和通勤成本太高,不得不回农村,挤出了消费。其实地方政府从农村城郊征地出让,获得了788000亿元收入。是到了向城镇务工农民提供廉租房反哺的时候了。总之,要让刚毕业大学生和城镇务工人口的房租、购房支出降低下来。
政府对居民的教育、医疗、居住等民生方面要转移支付。2022年国际上一般如中国这样人均GDP水平的国家,民生支出占GDP比例达到20%,而中国2023年只有7.7%。比如上学,本来政府应当支出15块钱,但现在支出了7块钱,其他几块钱都是个人自己掏。如果对居民,特别是年轻人多一些转移支付,实际上等于增加了他们的收入。
必须对土地放开,农民才能增加收入
《WeTalk》:您曾经提出,农民不能因小利而放弃宅基地,还谈到改革还需要将土地使用财产权和土地发展权交给农民,您对此具体有什么建议?
周天勇:现在土地用途管得太死。土地只有和劳动相组合,才能形成生产力。不能光让农民微利甚至不赚钱去种地,也不能让农民光用劳动在城乡挣钱,务工收入水平还是远低于城镇户籍居民就业收入水平,而其他财产性收入,更无法与城镇户籍居民相比。还要给农民土地财产权和土地发展权。让其能干点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小商店、小客店、小客栈等等。
农民要获得财产性收入,要让他们以地为本创业;在人口迁移和土地房屋再配置时,通过以市场经济的方式退出,获得土地和房屋零到市场价格的溢值收入,增强他们从事二三产业、进城务工创业、城镇租户和购房的经济能力。
如果农村宅地房屋和其他土地不交易定价的话,就不是资产,不让交易,就没有价格,就没法作为实物注资进行创业。比如,家里有一块宅基地,是资产的话,就可以实物注资做个企业,作价一些进去,就有本钱了。但现在农村的土地都没有价格,不能成为创业资本。
城里人缺钱了,有一套房子,就可以抵押贷款借点钱,但农村不行,农村的宅基地抵押不了,房子也抵押不了,其他建设用地也不能抵押。为什么不能抵押?就因为不是资产,不能交易,不能定价。
要给农民土地以发展权,不能让他啥也干不成。另外土地要作为资产能注资,和别人合股也行,别人来农村办个厂子,拿宅基地入股也行,但土地没有价值就没法入股。这就是土地的发展权问题。起码确权以后,使用财产权可以交易。必须对土地放开,农民才能增加收入。在农村,土地不放开,光种粮食怎么提高收入?
无人技术影响劳动者参与初次分配
《WeTalk》:近期无人驾驶技术进一步商业化,引发很多讨论。您也提到,片面强调智能和无人生产会导致更严重的过剩,因为需求会更加不足。
周天勇:一些学者给中央提议,说要发展智能制造,进行智能机器人替代,特别是无人的,无人驾驶、无人送餐、无人快递等。这会对未来的就业、收入和需求造成非常大的麻烦。
技术对劳动有三种影响,第一种是扩大就业式影响,如汽车虽然可以替代传统的与马车相关的一系列就业,但是,汽车是大规模物质财富的制造,它的新产业链又大规模地创造了就业机会。第二种是对劳动赋能影响,如机器纺织替代了人工纺织,但纺织业发展提供了纺织工和其他相关的就业岗位,新技术赋能使得纺织劳动力生产率大大提高。第三种是替代劳动力,使总体使用的劳动力减少的技术。而无人驾驶汽车,无人驾驶飞行器,无人炒菜做饭机、无人商店餐馆等等,这些技术是绝对减少甚至整个行业扫光就业机会。
很多人失业了,外卖送给谁?经济学上讲,劳动、资本、技术各自创造自己的财富的同时获得收入。现在突然劳动不创造财富了,或者创造很少一部分财富,绝大部分是靠技术和资本,东西谁来买?一个社会创造产品是为了什么?最终不是为了老百姓吃穿住行吗?需要吃穿住行的人挣不到工资了,创造那些财富谁来买?
2022年统计的数据,有8400万人在网约车、快递和外卖行业就业,现在可能有1亿人了,这1亿人用无人设备替代掉,他们干什么?
财富是劳动、资本、技术、土地生产创造的,而又用劳动报酬、利润、租金进行其贡献的分配。人们参加工作,每个月有工资收入,就是参与初次分配。但如果所有岗位都被AI或者什么代替了,劳动者没参与生产,不能参与分配,就没有劳动报酬。
如果出现这种场景,国家要对资本和技术征高税,发给不能工作生产的居民,让他们把资本和技术创造的生产品购买掉。否则,生产和需求就会发生绝对的不平衡。
我们就要进行税制改革,一是对高技术加税,除了教育医疗外,还要给居民加消费和购物的转移支付,现在准备好了没有?搞一堆无人生产和服务,就得税收和财政支出配套,没有这样的应对,未来是一场灾难。二是国外一些国家对民生转移支付更多一点,所以对替代劳动的高技术没征税,他们如果再征比较高的税,竞争力又弱,高技术就发展不起来了。
应该对无人驾驶行业征收高额税收
《WeTalk》:有人提出,可以让司机购买无人驾驶汽车,使之成为自己的生产资料来创造收益,这种模式是否可行?
周天勇:个人购买无人驾驶汽车,是不经济的。比如,无人机送快递,可以全部由平台操作,不需要人。如果我要卖给你无人驾驶汽车,你还得在家里操作,还是不经济。实际上,第一个场景是,一个平台就可以指挥成千上万台无人机,可以放出收回,中间需要一个人去监控一个机器吗?这个成本高。
第二个场景是,让劳动者变为快递无人机所有者,让平台配置无人机运行,使无人机的“监护、使用”者与平台分成,我觉得没有必要。
平台直接投资无人机,成本大幅度下降,利润都归平台了。而居民投资价格较高的无人汽车,则有过去“公司+农户”的嫌疑。公司之间还有点竞争性,平台的垄断性比公司高得多。如果甲方一家平台操作无人汽车,而乙方竟然是数千万网约车司机变为无人汽车的所有者。这是什么?一方高集中度垄断,另一方数千万个竞争者,想想平台和无人汽车所有者之间会如何分配,一般人都会明白是怎么回事。
无人设备如果要替代人,应该是替代人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工作,比如打仗、救火、勘探、测绘之类的,如果网约车、外卖、快递都用无人技术替代了,是不应该的。
除了在危险行业替代人之外,如果制造出来要替代司机、外卖、快递小哥,就应该对无人驾驶、无人机送外卖送快递等征收高额税收,卖一台就征一台的税,把这些钱给那些失业的人,要转移支付。
如果全用机器了,得把财政制度和税收制度设计好。挣不着工资的那部分人,拿税收补过来,给他们去买东西。国家一定要出台这个政策,要防患于未然。
需要大幅度放宽领养等政策
《WeTalk》:您认为,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主要是居民消费需求的收缩所致,而生育问题是一个重要原因。中国正在加快进入老龄化,有人说还没有其他国家能从人口下滑趋势中走出来过,中国未来如何有效提高生育率?
周天勇:建国初期是第一波人口高增长,生育率高,第二波是60年代以后,到了改革开放、联产承包以后,生孩子又开始多了,大概就是这么三波生育高峰。
现在说的老龄化,主要指这些人,从60年代中期开始,70年代、80年代、90年代,这些人里面很多人到2020年就到60岁了,就开始退休。
三中全会提出,按照自愿弹性的原则,稳妥有序推进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这些生育高峰出生的人,可能要到2040年才能逐渐退休完毕。到那时,老年人比例可能会下降一些,但少子化,平衡不掉了,人口的老龄化还会越来越严重。
欧洲等地对生育比较宽松,比如,对单亲生育都比较宽容。我们非得要结婚,单身生孩子也不行。之前有人也呼吁过放开,我觉得应当放开。不管婚生,还是单身生,孩子生出来就是中国人。也需要大幅度放宽领养等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