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周天勇：建议对智能无人技术征收就业损失补偿税 | WeTalk
文 | 新浪财经刘丽丽
从青海省民和县考入东北财经大学，到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调入中央党校执教和从事研究，再到重回东北财经大学组建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多年来，周天勇一直关注着经济发展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有人说，他用体制内话语讲着体制外的故事。
周天勇曾经专门研究劳动与经济增长的经济学关系，深入分析收入分配不平衡的原因，对城市化进行经济学分析，提出延长土地使用年期，并可以出租、转让、继承、抵押，土地资源分配实现市场调节。他还提出国有企业体制成本理论，建议对国有经济进行资本社会化改造，并对其布局进行战略性调整，以分散经济发展风险和提高国有企业运营效率。
多年来，周天勇先后三次受国家部委委托，主持国有企业与银行债务重组方案、中国未来财政体制十年改革方案，工程调水开发土地研究报告等，许多政策建议得到批示，成为有关部门制定政策和决策的参考。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在这个历史关键时期，如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新浪财经《WeTalk》栏目对话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周天勇，再谈改革和科技、社会热点问题。
以下为对话主要内容：
需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中小微企业
《WeTalk》：我国人均GDP已经12500美元左右，但居民可支配收入所占比例不高，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要从哪些方面入手？
周天勇：第一，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第一要鼓励人口迁移和劳动力流动，就是从低收入地方和领域向高收入地方和领域迁移和流动。像中国这样发展水平的国家，一般城市化占比是80%，农业就业劳动力占总就业比例是10%，人均可支配收入占人均GDP的比例在55%到75%之间，我们加上城镇中流动人口也远远达不到，农业就业比是24%。我们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例在47%左右。
在创业就业机会少、低生产率、低收入水平的农村农业淤积的人口和劳动力太多。要改革户籍等一系列体制，促进人口和劳动力向高生产率和高收入水平的城镇和工商业转移。
第二，就业的百分之七八十是中小微企业解决的。有就业才有收入。各级政府能不能从瞧不起、懒得理、经常找中小微折腾，真正转向如已眼、常保护、轻税费、别折腾。要把房价、房租水平降下来。居民大量收入都去买房子，特别是城中村改造和拆违，大幅度提高了城镇务工人员的居住租金，转移了他们的收入，甚至租金和通勤成本太高，不得不回农村，挤出了消费。其实地方政府从农村城郊征地出让，获得了788000亿元收入。是到了向城镇务工农民提供廉租房反哺的时候了。总之，要让刚毕业大学生和城镇务工人口的房租、购房支出降低下来。
政府对居民的教育、医疗、居住等民生方面要转移支付。2022年国际上一般如中国这样人均GDP水平的国家，民生支出占GDP比例达到20%，而中国2023年只有7.7%。比如上学，本来政府应当支出15块钱，但现在支出了7块钱，其他几块钱都是个人自己掏。如果对居民，特别是年轻人多一些转移支付，实际上等于增加了他们的收入。
必须对土地放开，农民才能增加收入
《WeTalk》：您曾经提出，农民不能因小利而放弃宅基地，还谈到改革还需要将土地使用财产权和土地发展权交给农民，您对此具体有什么建议？
周天勇：现在土地用途管得太死。土地只有和劳动相组合，才能形成生产力。不能光让农民微利甚至不赚钱去种地，也不能让农民光用劳动在城乡挣钱，务工收入水平还是远低于城镇户籍居民就业收入水平，而其他财产性收入，更无法与城镇户籍居民相比。还要给农民土地财产权和土地发展权。让其能干点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小商店、小客店、小客栈等等。
农民要获得财产性收入，要让他们以地为本创业；在人口迁移和土地房屋再配置时，通过以市场经济的方式退出，获得土地和房屋零到市场价格的溢值收入，增强他们从事二三产业、进城务工创业、城镇租户和购房的经济能力。
如果农村宅地房屋和其他土地不交易定价的话，就不是资产，不让交易，就没有价格，就没法作为实物注资进行创业。比如，家里有一块宅基地，是资产的话，就可以实物注资做个企业，作价一些进去，就有本钱了。但现在农村的土地都没有价格，不能成为创业资本。
城里人缺钱了，有一套房子，就可以抵押贷款借点钱，但农村不行，农村的宅基地抵押不了，房子也抵押不了，其他建设用地也不能抵押。为什么不能抵押？就因为不是资产，不能交易，不能定价。
要给农民土地以发展权，不能让他啥也干不成。另外土地要作为资产能注资，和别人合股也行，别人来农村办个厂子，拿宅基地入股也行，但土地没有价值就没法入股。这就是土地的发展权问题。起码确权以后，使用财产权可以交易。必须对土地放开，农民才能增加收入。在农村，土地不放开，光种粮食怎么提高收入？
无人技术影响劳动者参与初次分配
《WeTalk》：近期无人驾驶技术进一步商业化，引发很多讨论。您也提到，片面强调智能和无人生产会导致更严重的过剩，因为需求会更加不足。
周天勇：一些学者给中央提议，说要发展智能制造，进行智能机器人替代，特别是无人的，无人驾驶、无人送餐、无人快递等。这会对未来的就业、收入和需求造成非常大的麻烦。
技术对劳动有三种影响，第一种是扩大就业式影响，如汽车虽然可以替代传统的与马车相关的一系列就业，但是，汽车是大规模物质财富的制造，它的新产业链又大规模地创造了就业机会。第二种是对劳动赋能影响，如机器纺织替代了人工纺织，但纺织业发展提供了纺织工和其他相关的就业岗位，新技术赋能使得纺织劳动力生产率大大提高。第三种是替代劳动力，使总体使用的劳动力减少的技术。而无人驾驶汽车，无人驾驶飞行器，无人炒菜做饭机、无人商店餐馆等等，这些技术是绝对减少甚至整个行业扫光就业机会。
很多人失业了，外卖送给谁？经济学上讲，劳动、资本、技术各自创造自己的财富的同时获得收入。现在突然劳动不创造财富了，或者创造很少一部分财富，绝大部分是靠技术和资本，东西谁来买？一个社会创造产品是为了什么？最终不是为了老百姓吃穿住行吗？需要吃穿住行的人挣不到工资了，创造那些财富谁来买？
2022年统计的数据，有8400万人在网约车、快递和外卖行业就业，现在可能有1亿人了，这1亿人用无人设备替代掉，他们干什么？
财富是劳动、资本、技术、土地生产创造的，而又用劳动报酬、利润、租金进行其贡献的分配。人们参加工作，每个月有工资收入，就是参与初次分配。但如果所有岗位都被AI或者什么代替了，劳动者没参与生产，不能参与分配，就没有劳动报酬。
如果出现这种场景，国家要对资本和技术征高税，发给不能工作生产的居民，让他们把资本和技术创造的生产品购买掉。否则，生产和需求就会发生绝对的不平衡。
我们就要进行税制改革，一是对高技术加税，除了教育医疗外，还要给居民加消费和购物的转移支付，现在准备好了没有？搞一堆无人生产和服务，就得税收和财政支出配套，没有这样的应对，未来是一场灾难。二是国外一些国家对民生转移支付更多一点，所以对替代劳动的高技术没征税，他们如果再征比较高的税，竞争力又弱，高技术就发展不起来了。
应该对无人驾驶行业征收高额税收
《WeTalk》：有人提出，可以让司机购买无人驾驶汽车，使之成为自己的生产资料来创造收益，这种模式是否可行？
周天勇：个人购买无人驾驶汽车，是不经济的。比如，无人机送快递，可以全部由平台操作，不需要人。如果我要卖给你无人驾驶汽车，你还得在家里操作，还是不经济。实际上，第一个场景是，一个平台就可以指挥成千上万台无人机，可以放出收回，中间需要一个人去监控一个机器吗？这个成本高。
第二个场景是，让劳动者变为快递无人机所有者，让平台配置无人机运行，使无人机的“监护、使用”者与平台分成，我觉得没有必要。
平台直接投资无人机，成本大幅度下降，利润都归平台了。而居民投资价格较高的无人汽车，则有过去“公司+农户”的嫌疑。公司之间还有点竞争性，平台的垄断性比公司高得多。如果甲方一家平台操作无人汽车，而乙方竟然是数千万网约车司机变为无人汽车的所有者。这是什么？一方高集中度垄断，另一方数千万个竞争者，想想平台和无人汽车所有者之间会如何分配，一般人都会明白是怎么回事。
无人设备如果要替代人，应该是替代人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工作，比如打仗、救火、勘探、测绘之类的，如果网约车、外卖、快递都用无人技术替代了，是不应该的。
除了在危险行业替代人之外，如果制造出来要替代司机、外卖、快递小哥，就应该对无人驾驶、无人机送外卖送快递等征收高额税收，卖一台就征一台的税，把这些钱给那些失业的人，要转移支付。
如果全用机器了，得把财政制度和税收制度设计好。挣不着工资的那部分人，拿税收补过来，给他们去买东西。国家一定要出台这个政策，要防患于未然。
需要大幅度放宽领养等政策
《WeTalk》：您认为，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主要是居民消费需求的收缩所致，而生育问题是一个重要原因。中国正在加快进入老龄化，有人说还没有其他国家能从人口下滑趋势中走出来过，中国未来如何有效提高生育率？
周天勇：建国初期是第一波人口高增长，生育率高，第二波是60年代以后，到了改革开放、联产承包以后，生孩子又开始多了，大概就是这么三波生育高峰。
现在说的老龄化，主要指这些人，从60年代中期开始，70年代、80年代、90年代，这些人里面很多人到2020年就到60岁了，就开始退休。
三中全会提出，按照自愿弹性的原则，稳妥有序推进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这些生育高峰出生的人，可能要到2040年才能逐渐退休完毕。到那时，老年人比例可能会下降一些，但少子化，平衡不掉了，人口的老龄化还会越来越严重。
欧洲等地对生育比较宽松，比如，对单亲生育都比较宽容。我们非得要结婚，单身生孩子也不行。之前有人也呼吁过放开，我觉得应当放开。不管婚生，还是单身生，孩子生出来就是中国人。也需要大幅度放宽领养等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