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谈丨曾剑秋:信息通信业是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的基础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并以“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坚持以开放促改革”“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深化外贸体制改革”“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等表述明确了我国下一阶段推进高水平开放,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心和方向。
改革和开放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盛行之下,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中国应如何保持定力,坚持以开放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下称《决定》)提出“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释放了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明确信号。北京邮电大学教授曾剑秋表示,当前国内已经进入改革“深水区”,外部发展环境也出现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能够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以应对严峻的内外部挑战,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更加开放、有利的发展环境。
“中国的对外开放不是无原则的开放,而是根据历史经验和实践,根据自身发展需求精准推动的,比如中美贸易战后,中国更加坚定地推进改革开放,通过构建更加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加快制度创新建设来应对危机挑战。”曾剑秋指出,中国从贸易大国变成贸易强国的关键在于“开放”和“创新”,为顺应全球数字经济发展新趋势,中国积极推动贸易数字化转型,加快数字技术应用和数字贸易发展,积极推进数字丝绸之路建设,不断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这也和《决定》围绕“深化外贸体制改革”提出的“积极应对贸易数字化、绿色化趋势,创新发展数字贸易”相呼应。
近年来,从上海进博会到持续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再到对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马来西亚、瑞士等国试行单方面免签政策、放开VISA境外卡使用等,都是中国探索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成功案例。而移动支付、跨境电商、数字服务等,则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在数字贸易领域的创新。
在“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部分,《决定》提出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构建“一带一路”立体互联互通网络。
曾剑秋表示,建立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与是否有完善的、高质量的数字信息基础设施有着必然联系。2023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超过55万亿元,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10%;截至2024年6月,我国5G基站累计达391.7万个,5G基站总数位居全球第一。曾剑秋认为,数字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对于促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数字基础设施通过加强网络覆盖和提升网络质量、促进传统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强化算力基础设施的支撑作用,以及推动数字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等多方面的举措,有效提升对外开放水平,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顺畅进行,为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有效的路径。
“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就是要建立一个开放、包容、互利的对外合作环境。在国内,我们有高水平的信息基础设施网络,基于此,在国际合作中,我们携手合作伙伴推进全球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和网络互联互通,进一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互利共赢。”曾剑秋表示,数字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是承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坚实底座,通过数字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如5G基站、数据中心、云计算中心的建设,以及对传统基础设施如港口、铁路的数字化升级改造,推动数字丝绸之路的建设,对于弥合各国数字鸿沟,推动数字经济赋能“一带一路”新发展,实现更高层次的互联互通具有积极作用。
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不仅能统筹国内外市场和资源,还能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优质要素供给和更大市场需求。曾剑秋认为,信息通信业是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的基础,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新质生产力发展都需要建立在完备的数字信息基础设施之上。建立高水平的、有效的数字信息基础设施,不仅提升了国内经济的数字化水平,通过促进数据跨境流动和交易,形成了对外经济发展的良好体制机制,还能通过国际合作,带动全球数字经济的发展,形成国内外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在曾剑秋看来,信息通信业通过其独特的行业特性和对外部环境的积极影响,成为了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和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基础。
编辑:李珮雯于莉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