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天堂电影院”
转自：哈尔滨日报
□陈 明
这篇文稿最初发表在一家颇有知名度的内部刊物上，得到三两位探究城市文史的朋友阅后讨论，窃以为有点“反响”，一直念念。有了这次机会，便想把它好好整理一下。为此，今年8月，特意约上姜老师去了一趟哈尔滨铁路工人文化宫——现在的哈尔滨铁路博物馆。自从高中毕业被分配到一家地方国营工厂后，没有了“铁路家属”的身份，算下来，半个多世纪没再踏进这座米黄色的艺术宫殿了。那天，哈尔滨铁路博物馆的大门敞开着，门口站着两位面无表情的“中青年人”，衬衫扎在皮带里，看样像是该馆的工作人员或者是负责人，他们拦住我们说是“因事闭馆”。姜老师是我铁路中学的学长，也是铁路“世家子弟”。我们一唱一和，说起和这座建筑久远的过往，希望能打动他们网开一面，哪怕让我们到大厅看一眼找找感觉也算没白跑一趟。但是，两位由始至终面无表情，拒人千里之外，我们只好讪讪而退。
临近交稿，突然收到好友阿平的信息，约我中秋节前夕到哈铁文化宫看电影。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我眼前立刻出现这样一个画面：当年那个小学生终于重新走进了梦中的剧场，还是那个星空般的水晶吊灯，熟悉的猩红色宽大座椅，眼前紫色大幕依旧神秘地轻轻摆动，由上至下，一波一波，像在呼吸。空气中总能闻到类似新灰浆的气味。两边半空悬着圆弧形的包厢，或者我们就坐在那个包厢里，望着下面黑黑的人影。嘈杂的声音中，突然响起的铃声让人的心脏怦怦乱跳——
我的这篇小文肯定会有新的内容。
可是，当我们按照指示牌绕过秋日暖阳中那个遥远又熟悉的米黄色建筑，来到一个新的楼房时才知道，此“文化宫”已经非彼“文化宫”。其实，早就应该想到，那个已经成为哈尔滨铁路博物馆的保护建筑怎么可能让这么多人进去看电影呢。
看来，我想念那座建筑已经分不清梦里梦外了。
电影开演了，好长一段时间，只听见剧场里的观众在笑，演的什么，全没看进去。
之所以在标题中借用了这样一个名字，是因为我特别喜欢意大利的电影《天堂电影院》，当年该片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讲的是一个功成名就的艺术家儿童时代的成长经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意大利小镇，一个乱世的背景，一个物质匮乏和文化荒芜的偏僻一隅，一个顽劣天真、对世界充满好奇的少年，虚幻的荧幕上的故事，和现实中人们情感和灵魂发泄的地方，种种交织使天堂电影院里热闹非凡。这里是主人公性格形成和人生旅途的发轫之地。尤其是电影里的主旋律温情悠远，令人迷醉，至今还常常在我记忆的深处回响。这部电影我看了好几遍，每每热泪盈眶之时，总能联想到我少年时，内心一片荒芜的时候，也有这么一处灵魂安放之地，那是我的天堂电影院——哈铁工人文化宫。
哈铁工人文化宫在我家上坎。所说的上坎是以南岗大直街为“坎上”的。我们住在马家沟旁或铁路街两侧“坎下”的老百姓都习惯称大直街为“上坎”。它像一个屋脊一样横陈在当年那个少女的眉梁上，需仰视才见。上坎有很多神秘的地方：东正教堂、喇嘛台、国际旅行社、大石头房子铁路局、极乐寺等等，当然，最吸引我的，还是这个文化宫。因为我父亲就在文化宫对面的大石头房子铁路局工作，母亲在大直街国际饭店旁边的铁路房产段工作，我们是很值得骄傲和自豪的“铁路家属”。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作为小学生，手持家属证，我们便有免费的歌舞节目票、电影票、借书证等等。那小证上有一个一寸的小照片，凭此，就可以自由地出入铁路文化宫、俱乐部、浴池，甚至车站，那小脸上是很有光彩的啊。
有关这个哈铁文化宫建筑的来历，是成年以后才知道的事情了。1896年由一纸《中俄密约》开始的中东铁路，给这个半年是冬天的北方小城带来了数不清的故事。两年以后，沙俄把原来设在海参崴的铁路工程局迁到哈尔滨，随后的1903年，大石头房子铁路局的对面，便有了这个中东铁路俱乐部，也就是现在的哈铁工人文化宫。打我对它有记忆起，它永远是淡淡的黄颜色（现在知道这是“城市的颜色”），配以白色的浮雕装饰。整体是折中主义建筑风格。这类建筑是十九世纪上半叶至二十世纪初在欧美一些国家流行的建筑风格。建筑师们任意模仿历史上各种建筑风格，自由组合各种建筑形式。他们不讲究固定，只在乎比例均衡，以纯粹的形式美为重。当年的设计者按照莫斯科大剧院风格建造的这所艺术殿堂相当精美和典雅。一进门，是气派的大厅，剧场里宽大柔软的座位，刻满装饰浮雕的二楼包厢。尤其是大厅里西洋味十足的大吊灯，晃花了孩子们的眼睛。
如果说，中东铁路是沙俄刺入我国辽阔土地的一根吸血的毒针，那么这个文化宫就是那些掌握操纵这根毒针的达官显贵们交际、炫耀的最精致的舞台。比如中东铁路局首任局长霍尔瓦特，那个“白毛将军”和他的夫人，每次大宴宾客必选这里。裙裾飞扬觥筹交错中，无数财富悄悄被吸走。沧海桑田，该褪却的必然会永远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但，这座精美的建筑却留存下来，为我们所用。据城史专家王宝斌记载，闻名遐迩的哈尔滨之夏音乐会第一届闭幕式就在这里举行，此后，百分之九十的哈夏音乐会演出都选择在这里举办。
“铁路大院有女初长成”，我9岁时，全家随父亲由牡丹江铁路局迁来哈尔滨铁路局，从此这里便成了我的“天堂电影院”。哈铁工人文化宫给我留下的最早记忆是一场歌舞剧，叫《葡萄架下》，曲调是新疆的风格，好像是有关爱情的。剧情大意是一个新疆小伙追求一个姑娘，姑娘的老父亲开始不同意，藏在葡萄架下偷听两个年轻人谈话，一不小心把葡萄架弄倒了。从始至终，大人们一直在笑，可惜那时候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笑，因为不懂什么是“爱情”。
当年哈铁工人文化宫大门旁边是一个类似于广告墙的东西，镶着玻璃。里面是各种节目预告和大幅的电影招贴画，主要是张瑞芳、秦怡、王心刚等那一代明星的剧照。我家邻居有个范大爷，是铁路局有名的笔杆子。范大爷同现在的文学青年比也是“潮”啊！他梳着大背头，尖头皮鞋擦得锃亮。那一年，他写了一个话剧叫《另一条战线》，广告就镶嵌在这个玻璃窗里（剧目上没上演我记不太清了）。院里有点文学情结的小孩都崇拜范大爷，尤其是我。但是表现方式和现在的粉丝不一样。范大爷办公的地点在哈铁工人文化宫后楼，欧式的小洋房，屋里举架四米高，彩色的玻璃窗，墙壁是棕色木板，有一个很大的壁炉，壁炉上放着银质的咖啡壶。小洋楼外面有一面洋铁皮盖儿的雨搭，站在那上面能看见范大爷写字，也是我们一帮小孩偷窥心中偶像的秘密地点。我们看到，三面墙壁大敞着雕花木头门的壁橱里全是书。写字台上，摞起来有半尺高的红格子原稿纸遮住范大爷的半个脸，剩那半个脸被耷下来的一缕头发埋住。范大爷一手拿“派克”钢笔，一手夹着烟，一会儿沉思，一会儿奋笔疾书，用现在的话说真叫“帅呆了”。
叫“范大爷”，其实那年他也就三十八九岁。他的妻子我们叫“范娘”。范娘是一个旧社会过来的妇女，黑眼眶紫嘴唇，腰极细，不是一般的出身。范娘织毛衣是一绝，她可以边看电影边织毛衣。别的女人织毛衣是两手持针右手挂线，唯独她是两手持针左手挂线，妈说这是满族妇女的织法。范娘织毛衣时嘴角叼着烟，眯着一只眼躲避着烟雾，另一只眼盯着银幕，还可以和邻座的人讲这部电影中男女主角的奇闻异事。忽明忽暗中，她的手在飞快地工作，瘦骨嶙峋的指节机器般钩扯着夹在腋下的毛线，根本不用瞅，一点不耽误看电影。我们曾经企图学，可咋也学不会。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很快地，范大爷便成了我们院里最先倒霉的人。铁路局的另一派不让他回家，让他交代：革命群众都在搞阶级斗争，唯独他扯出“另一条战线”，是何“狼子野心”。海报橱窗被砸烂了，碎玻璃碴子散满一地。范大爷回家时头发乱糟糟的，衣服上的扣子一个也没有了。范娘自此不再出屋，整日啼哭，门窗紧闭，挂着窗帘，谁叫门也不开。范娘后来得了严重的病，专门要去痛片吃，不给就哭。有一天夜里，范大爷又被叫走了，第二天早上回来发现范娘穿得很少死在床下。后来听妈说她是吃药过量了，从床上滚下来的。
小楼的后面，就是“贝壳”剧场。离远看，是个张开的半个贝壳，我们都习惯叫它“半拉瓢”。当年，这里白天是舞台。铁路中小学排练演出节目都在这里。我第一次在这个舞台上跳的舞叫《北京的金山上》。没有演出服装，穿的都是自己平时的白布衫、蓝裤子。没有伴奏，舞者自己唱，所以要用劲，和喊差不多。我们排成两排，随着歌曲的内容前后穿插。每次从后排举着双手穿插到前排时，觉得有无数的眼睛在瞅着自己，感到特别不好意思，后来也习惯了。
到了晚上，“半拉瓢”就是露天剧场，这里放映的抗美援朝片《奇袭》，还有《地道战》《地雷战》《三进山城》等等，都不知道看了多少遍了，但只要有票，那必须还去看。看到最后细枝末节都能背下来，连剧中最不起眼的配角往嘴里扔了几个豆都数清楚了。但只要八路军冲锋号一吹响，主力部队上来了，依旧热血沸腾，拼命鼓掌。
王宝斌不但是铁路家属，后来还是铁路局的干部，正牌铁路职工。他记得清楚，他说那个时候发的都是大约两寸宽、四寸长的白纸票。正面印着座排号，反面有一句话：“遇雨停映”。我印象里那些电影票卷烟纸般大小，很轻薄易碎，常常拿到手就放在铅笔盒里，一是怕丢，二是怕弄坏了，三是怕忘了时间。至于电影票后面的“遇雨停映”我没注意到，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因为是露天剧场，一下雨大家都自动自觉地散开了，从来没有任何人为这件事起过纠纷，这是不是我们最早遇见的“契约精神”。
看晚场电影，必须由父亲带领，这是母亲的“铁规矩”。父亲是一个影迷，什么电影都爱看，不管是文化宫剧场还是半拉瓢露天剧场，再糟烂的电影，大家都不愿意去看时，单位的票就会落在父亲手里。父亲终日在对面的大石头房子里画图纸，他画大楼、画站舍、画太阳岛的铁路疗养院。他领着一个病老婆和四个孩子住在河沟边上没有阳光的小屋子里。伏案时间太久了，他的腰就慢慢地躬下去，一副很谦卑的样子。父亲是一个有才华的人，1948年入铁路工作，三年后就已经是主任工程师了，那时父亲也就二十多岁，沈大爷就说过很佩服我父亲。可惜有一次组织上要提我父亲当段长，因为我爷爷一段纠缠不清的“历史问题”，我父亲不但没当上段长，档案里还被写上了“限制使用”，从此他怎么劳累都和“进步”无缘了，他不谦卑也不行啊。父亲爱看电影、看球赛，听侯宝林的相声。只要有票，他晚上下班回家急急忙忙吃完饭便躬着腰奔文化宫或“半拉瓢”去了。开始我们还听话地和他一起去，在孩子们的眼里，电影没有好坏一说，都好看，连正片前的纪录片加演都让人激动，后来发现他的票座排号总是偏远得没法再偏远了，无论啥糟烂的电影他也捞不着好座位，光听银幕上人声鼎沸，看不清个子午卯酉，也就没人愿意和他去了。父亲好像习惯了，从来乐此不疲。父亲一辈子什么都不抱怨。父亲有个特点，他看完电影从来不再讲内容。有时来了新电影，铁路大院满院子的大人小孩都在学仿电影里的经典细节和台词，父亲一声不吭。忙得披头散发的母亲让他讲讲昨晚看了什么电影，他像没听见一样。我妈说，你爸把电影给吞了。
参加工作以后，铁路待遇没有了，离哈铁工人文化宫也越来越远了。但每当经过它时，我总愿意满怀深情地多凝视它一会儿。它经历了中东铁路、伪满铁路、人民铁路，经历了动荡时期，直至成为今天的博物馆。在我眼里，它越来越漂亮了。有一个看过《天堂电影院》的网友留言说：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自己的“天堂电影院”。说得我每每浮想联翩，往事悠然在目。
现在，哈铁工人文化馆对面的大石头房子还在，大直街上铁路房产段还在，我们的父亲母亲却都不在了。感谢他们在这个历史节点把我们带到这个世上，让我们经受到迥异于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化锤炼。它是如此的复杂厚重，让我们在这片特殊的土壤中探寻生命的意义，在理想和现实的碰撞疼痛中，听着自己骨头拔节的声音，感觉到眼睛的分辨度越来越清晰，看着自己的身躯逐渐强壮高大起来。
《天堂电影院》中，老奥佛雷特对小多多说，走吧孩子，如果你不出去走走，你会以为生活就是这样。生活和电影不一样。
此时此地，灯亮了。新剧场的电影演完了。这是一部荒诞到让你哭笑不得的片子。是啊，就像电影和电影不一样，生活和生活也同样像两片不同的树叶，“如果事与愿违，那一定是另有安排”。当你满怀深情地讲述你的天堂电影院时，你不能指责任何人面无表情。
从新剧场出来，天蓝得无穷无尽，像未来的日子。我向阿平索要那张电影票，想留个纪念，毕竟，再来这里看这样的片子，在我的余生中几乎是不可能了。
阿平说，顺手就扔了。
作者简介：陈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黑龙江省作家协会报告文学委员会主任。曾任哈尔滨文艺杂志社社长、总编辑，《小说林》《诗林》主编，哈尔滨市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等。1977年开始创作发表文学作品，现已有四百多万字的作品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