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内好与现代中国：在历史的失足之处寻找可能
2005年年初，孙歌著《竹内好的悖论》和竹内好作品集《近代的超克》先后在中国刊行，后者也由孙歌编选并参与翻译。那之后，孙歌继续研究竹内好，《竹内好的悖论》的增订版于2023年由三联书店推出之际，引发新一轮阅读热潮。竹内好为汉语读书界熟知，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孙歌的译介。并且由于接近竹内，作者坦言自己认识世界的方式和历史观都发生了改变。孙歌提醒自己像丸山真男那样，“在他者他在的位置上理解”竹内好，但她又将竹内好的晦暗不明、悖论处一一加以阐明，行文间展示出探索性、流动性和反思的力度，再加上她能够以精赅蕴藉的语言来呈现自己的思辨力，于是，色彩鲜明的“孙歌竹内”就诞生了。
孙歌关于竹内鲁迅、竹内的亚洲论、近代论等，都是需要分别涉及的重要话题。新版增订的内容中，多次出现“遗产化”的字样，作者试图在历经曲折的事件和人物中，不断将负面转化为正面，在历史的事实中寻求更多元阐释的可能性；第五章中“东京审判的历史定位”，表明作者拒绝正确观念的抽象演绎，面对真实的复杂现实意欲杀出一条血路，学术勇气和扩展开来的弹性的阐释空间都让人钦佩。鉴于篇幅所限，考虑到竹内思想毕竟与他经历的日本战争息息相关，所以让我这个做沦陷区研究的人来谈本书，我更愿意从打开日本近代史钥匙的战争说起，想进入更细微的历史细节，就状况中如何保持感觉变化和观念推衍的前后相互关联性，做出我的理解。
撰文｜陈言（首都师范大学外语学院）
《竹内好的悖论》（增订本），孙歌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年6月。
从北京出发的竹内：
“混沌”及其伦理性
竹内好的《北京日记》描述他两年的北京生活（1937.10—1939.10）几乎是在混沌虚脱中度过的；在给友人的信札中还表明北京体验让他开始讨厌中国、中国人和中国文学。就是这样一部缺乏异国体验冲动的日记，却引起丸山真男的赞叹。丸山读竹内的日记，联想起竹内一边买春，一边阅读艾克曼的《歌德谈话录》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的奇特画面，认为日记虽然很少涉及时局，却呈现了沦陷北京悖论式的平静，它暗示了“东亚共同体和新秩序的意义”。丸山认为在特殊年代，与其观察外部世界或时代动向，不如精神内聚，而竹内就是那个毫不畏缩地凝视内心那个执拗、虚荣、不服输、俗气的自己的人，并且在对恋爱挫折进行冗长的描述的间隙，突然穿插“德（国）波（兰）两国终于突然开战了”，诸如此类无意间的讽刺深深折服了丸山。即，丸山认为《北京日记》在某种程度上反证了日本所构建的东亚秩序的失败，并且通过凝视自己，竹内穿过颓废与虚无主义，在自我解体的深渊处实现了“回心”。丸山由此断言，如果不涉及《北京日记》，对竹内好作品的任何讨论都将毫无意义。孙歌从丸山的解读中肯定了日记的私人性以及与时局的疏离感，体察到竹内因大批中国知识精英南下而找不到真正的中国的孤独，肯定丸山认为竹内好在北京时期形成了他对自身真实处境的自觉的观点。
然而我想进一步追问的是：竹内好在本来就没有打算出版的私密性日记里袒露种种弱点，算得上是直视自身并能够由此发生“回心”吗？他果真进入到历史，自觉到日本占领下的北京这个自身真实的处境了吗？
有着体面的知识人外观的竹内之所以能够无障碍地穿梭在沦陷北京的大学、书肆、饭馆、“暗门子”，看到一张张驯服的中国人面孔，不正端赖他的日本人殖民者身份吗？如果说“进入跃动着的中国文化知识界”是进入历史，他所理解的“历史”指的是什么？或者说，对竹内而言何谓历史？何以身居日本占领的北京，就无法进入历史？如果竹内无视日本占领的北京，不就等于无视日本的殖民吗？七七事变之后，为了确立华北统治权，对殖民政府而言刻不容缓的的现实问题是日语教育。在这种背景下，隶属于日本外务省的北京近代科学图书馆就被赋予重大使命。从依托于日本文化机构实施日语教育，到在陆续重建的沦陷北京的高校设置日语课程，说明日本文化殖民在不断深化。竹内从北京近代科学图书馆转职到伪北京大学理学院，同为教授日语，但这个职场的变动，恰恰贴合了日本文化渗透不断加深的历史进程。竹内对自己身处文化殖民有机组成部分的“思想战”之一翼，对此却没有自觉认知。他两年的北京日记中，几乎没有一个面孔鲜活的中国人形象。他感到厌倦，跟他将自身封闭在知识人圈子内，没有遭遇具有“他异性”的“他者”的干扰有很大关系。而事变爆发不久来到北京的尾崎士郎，却因为与中国人仇恨的眼神相交感到震颤：“只有他们的面部神经是笑着的，眼睛里充满了难以名状的复杂的敌忾心。每次看到他们因为仇恨、憎恶和轻蔑而发亮的眼睛，我都吓得停下脚步。”（《北京杂记》）而来到华北焦土旅游的岸田国士，同样感受到表面驯服内心愤怒的中国人的鄙夷，他发现中国人并不害怕外国敌人，相反会高傲地认为，“就算被打败三年十年，也不意味着自己就被打败了，这种想法不仅限于北京人，似乎也是整个支那式的”，“中国人的自尊是做文化的奴隶”，才不会是武力称霸的日本人的奴隶。（《北支之旅》）再联想到身处朝鲜殖民地的丸山真男，因为被牵着牛车的朝鲜人用可怕的眼神盯着，直到晚年，丸山仍会被那朝鲜人的眼神刺透而感到恐怖。他回忆说，“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让我切实感受到了自己内心之中的卑劣与下作”（《丸山真男：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肖像》）。
相较之下，竹内尽管与日本军事占领机构广泛接触，却躲在安全地带疏离政治，抒发着对沦陷北京及其文学的蔑视。如果以竹内逻辑去思考，那是对沦陷北京不反抗的蔑视。然而问题在于：现实北京的反抗并没有进入他的视野；中国人驯服，则是反抗条件不成熟。结果竹内的失察构成了对时局的证成和遮蔽，反衬出他对战争的残酷性及其欺骗性并无痛切的自觉，套用竹内逻辑，那就是：他是主人，而没有觉察出自己是主人，奴隶的仇视与反抗没有进入主人的视野，他甚至排斥奴隶世界——日本占领区，这就意味着他放弃了“弱者——失败者——奴隶”的立场。毋宁说，在沦陷区北京，竹内好是在状况之外寻求自己的位置的。而丸山真男所谓“合作与抵抗之间不再能清楚地划清界限”的情形，应该发生在他回国之后——北京对日本知识人来说反而是可以拥有日常生活的安乐窝——竹内和他同时代的日本知识人都面临着国家权力或明或暗地一动不动地监视，媒体全天候的新闻循环，军国主义不同程度地渗透到人的感情深处。这种状况一直延续，侵华战争的爆发，成为日本人感受历史荣耀的汇聚点，竹内好身陷其中，充满激情地写下《大东亚战争与吾等的决意》，如此，前后的逻辑才一致连贯。
鲁迅（左）和竹内好。
竹内好思想的弹性空间
孙歌将竹内好的这一宣言放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知识界整体反应中加以讨论，她注意到政府权力对舆论的操控下，综合性杂志反抗空间逼仄，以及专门性杂志、同人杂志在被暂时统一的知识立场下千差万别的分歧。她提示进入这段历史，警惕“意识形态高压”和“知识分子妥协”对立的分析模式，毕竟就有跳脱这一模式的，比如竹内好写下这一宣言，正是有选择余地下的自觉行为。孙歌评价竹内对侵华毫无保留的支持是错误的，鹤见俊辅也以为它让竹内好处于难以自辩的难堪立场。然而作为思想者，孙歌与鹤见都不满于评判之后就了事了，他们试图从中找出思想建构的资源。孙歌认为宣言“显示了竹内参与历史建构的热情和理念”，因为人必须设法处于时代旋涡的中心。孙歌还认为竹内直到战后都没有对此表示懊悔。鹤见则指出宣言是竹内思想诚实的表现，它成为竹内后来思想的基础，那之后，竹内方法中一直植有这样的要素：把确立新价值的预言与对事实本身的推衍加以区分，竹内对宣言是有反省的。
回到宣言本身。对战争的赞美，形成了国民规模，竹内也在这股潮流涌来的瞬间生出“思想”的虚妄感。有一点不同的是：竹内把“支那”这一要素纳入他反抗的逻辑。他说：“我们热爱支那，热爱支那的感情又反过来支撑着我们自身的生命。支那成长起来，我们也才能成长”，“我们无法设想除了支那以外还负有什么责任”，这些同样不是违心之言。竹内认为解放东亚肇建新秩序的世界，作为一个研究中国学者能够做的，就是借由学术让日本国民了解中国，为两国永远的共荣献身，同时驱逐虚假的、没有操守的支那通。或许有人认为“中国”在这里只不过被表现为一种表象，竹内为了树立“西方”这个敌人，拿它过来作为确立自我同一性的手段。然而若回到历史情境，我依然认为热烈地对中国文化的好感，反对日本军事进攻中国和其他周边国家，如此鲜明的意志表达并非易事。日本要超克欧美，那是政治正确表达的需求，实则“敌人”的影响根深蒂固，从精英思想到流行文化、生活方式、审美品位，无不如此。安德鲁·戈登在他的《现代日本史》对此有生动描述，其中一个细节令人印象深刻，就连神风特攻队队员，在等候分配任务的间隙去参加和歌创作比赛，在和歌中也这样写道：“与美国人拼命的男人在听爵士音乐/久违了爵士乐，真希望和平快点来临。”而社会上真正普遍蔑视的，是中国。这种歧视的基因可追溯至甲午战争失败以来，到“近代的超克”论、“世界史的哲学”论，在战争叙事一国论的时代氛围中，只有竹内好在这个政治不正确的文本中喊出了对中国的热爱。这种没有被回收到时代情感中的声音尤为珍贵。当然至于“中国”在竹内好的整体历史感中究竟只是镜像还是有所超越，这里姑且不展开讨论。
还有一点要特别指出的，是竹内好对“支那”一词的执着使用。在近代外交史上，恐怕罕有一词如“支那”这样能够引发几十年的争讼。“支那”一词由于被认为带有对中国人轻辱色彩，国民政府曾经于1930年决定使用“支那”字样的公文概不接收。在从中国官方到民众的强烈反对下，日本大政翼赞会东亚局1941年提出废止“支那”使用的主张；而在战后“支那”一词渐渐成为死语时，竹内仍然在他的全集中坚持使用。在竹内好看来，使用或者不使用不是实质性分歧，实质性的分歧在于对中国是否有理解和热爱。正是持此价值判断，他坚持用“支那”，并且在普遍歧视中国的氛围中热烈地宣告自己对中国的感情，这就是竹内好。
《近代的超克》，[日]竹内好著/孙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10月。
由于竹内好在1959年的《近代的超克》一文中提出“战争二重性”一说，被诸多学者批评他沿着宣言一错再错，一错到底。今天，大家能够看清，“战争二重性”之说有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暧昧化处理的嫌疑，结果与自我辩解式的靖国神社史观形成了合流，子安宣邦所著《何谓“近代的超克”》对其批判最力，指出它与战时日本浪漫派和京都学派的逻辑的同构性，并且提示读者警惕竹内建构起来的对抗“欧洲原理”的“亚洲原理”，因为本不存在所谓的“亚洲原理”。但是《近代的超克》还包含更为丰富的内涵，比如试图在世界史上划出一条亚洲抵抗的思想线，从而革新欧洲的近代价值，这在子安宣邦及其阐释者赵京华那里（参考赵京华论文《记忆的政治学：评子安宣邦<何谓“近代的超克”>》）都有清晰考察。再比如，竹内在该文中揭示的如下令人深思的事实，即战争时代“不但难以避免肉体的被征召，而且也难以逃脱精神内部被战争思想所占领的命运”，“今天，我们能够将作为象征的天皇、作为权力主体的国家和作为民族共同体的国民区别开来，这是战败的结果使然，却不能将这种区别类推到总体战争的那个阶段”，并且提示战争所催生的那种虚妄的效果“是不能站在今天的立场仅加以丑化和嘲笑就能了事的”。就像他在《屈辱的事件》里坦白的，“以痛苦的实感取出渗透在我们体内骨髓里的天皇制重荷来”，“奴隶的血一滴滴被榨出来”，可以想见战时意识形态和天皇制观念对日本人的影响多么深入骨髓。竹内好发出警示之后，战时框架在战后新民族主义的热潮中仍不断被复制。随着日本保守派重新掌权，大东亚战争认知框架又死灰复燃，被20世纪末期的小林善纪以《战争论》的漫画方式普及化开来。不正常的年代，战争、事变、运动、事件总会过去，然而它们所塑造的感知路径、感觉构造和心理机制却很难消除，走过那个历史过程的，体会更深。
子安宣邦，1933年生。毕业于东京大学。大阪大学名誉教授，曾任日本思想史学会会长，日本思想史大家。子安宣邦以一系列著作，对江户时代以来的日本思想界重要人物及其思想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批判性的研究。子安宣邦知识渊博、思想深刻，在日本学术界有广泛影响。
我认为竹内后来对宣言是有懊悔的。竹内空前绝后地在宣言中用了许多光明有力的表达，如，“历史被创造出来了！世界在一夜之间改变了面貌！”，“摄人心魄的震撼之力”，“如同彩虹般划过天空的光芒”，“清光四射”，等等。隔年写就的《鲁迅》，描绘鲁迅的关键词却是黑暗、绝望，而不再是光和荣耀，黑暗以异乎寻常的力量吸引着竹内好，结果，竹内鲁迅信仰黑暗，以黑暗为前提，从黑暗出发，并且能够孕育出积极的黑暗人物。见证了战争的残酷性和欺骗性之后，竹内好以这种方式反省。而在饱受争议的《近代的超克》一文中，同样能读出竹内的自我否定。在谈“十二月八日”的意味时，举的例子中虽然没有涉及自己，但从对人物的不同评判上，能够分明感受到他的自我否定。比如，他说：“不仅河上（彻太郎），就连青野（季吉）也在肆无忌惮地礼赞开战，这哪是什么‘知性的战栗’，简直是知性的混乱，知性的彻底放弃。”
作为反省文本，还可以举出《屈辱的事件》这篇文章。在日本占领区湖南，竹内作为宣抚班一等兵，在岳州与他者相遇了。“同文书院出身的兵长好像要向我炫耀他和（中国）民间人士有交往似的。可是很意外，我们并没有受到欢迎。主人不在的时候很多，即是见到了也谈不起兴致来。总觉得我们的访问让人敬而远之。”他还从朝鲜人摄影师那里感受到“表情后面有一种冷冰冰的东西”，发现他们不知不觉从部队脱逃，感慨“身处被压迫的生活里所练就的智慧，压迫者们怎么努力也是赶不上的”。战败前后的一连串体验，让他深感“侵略者是没有自由的”。由于遭受到他者的冷漠和仇视，竹内好终于把自己与侵略者画了等号。并且他还坦白了自己在队伍中被人用佩剑殴打、从堤坝上被人推下来的经历，让他感受到了侵略者内部的压迫。试想，如果北京时期的竹内好遭遇到他者，体验到殖民者内部的压迫，将会怎样？
竹内好在湖南：成为同时代人
日本占领区是既内在于日本帝国又被后者排斥的他者。由于北京竹内对这种内在性关系的认知盲点，表明他与北京的关系外在而游离，他处在历史之外；而宣言发表的瞬间，他又被卷入时代旋涡的中心，被时代之光完全遮蔽；在日本占领区湖南，由于与他者相遇，并且遭受了殖民者内部暴力，湖南体验决定了竹内“历史的伦理性”的生成。丸山真男认为北京时期的竹内实现了“回心”；鹤见俊辅把竹内的宣言当作他后来思想的出发点；而我以为日本占领的湖南才孕育了新生的竹内，他不再游走在知识圈内，而是要作为宣抚兵与当地民众接触，并且接受后者的白眼、冷眼，他见证并体验了殖民体系的压迫和被压迫，侵略者的不自由让他彻底处于历史之中。从湖南被遣返的竹内好带着侵略者的屈辱感走入始终也结束不了的日本战后，不断提出新课题，挑起新论争。只有在湖南——而不是日本占领的北京和一二·八时期的东京，竹内好才深深凝视了自己的时代，他通过与时代发生断裂和错位，感知到时代的黑暗而不是光芒，才成为同时代人。就像罗兰·巴特说的，只有不合时宜，能成为同时代的人。
至于哪里是竹内的新生之地，不重要；重要的是，所有这些看法都证成了，在日本近代史不断失足的时刻，在竹内时不时失足的时刻，他总是以自我否定的原理为支撑的这一判断。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能够理解丸山真男说的，竹内好是穿越了虚无主义、以否定为媒介的启蒙者。
孙歌常常以参与构建历史来判断思想者的意义。然而一旦进入思想史研究，须仔细甄别是谁进入历史，进入谁的历史，怎样进入历史才算是有历史意义。战争的细微不同的阶段，日本不同的占领区、日本本土，战前、战后，历史情势瞬息万变，唯有把握每一个具体的历史细节，谈论思想才会有牢固的基石，否则将成为架空的观念。
如果以是否具有现实性作为衡量思想的尺度，竹内好真是个失败的思想家。称他为“思想实验家”更恰当：哪怕结局是失败的，过程中却包含着思想形成的意志。故我们不断地谈论这个失败感过剩、矛盾叠加的竹内好，意义之一就在于与日本近代殖民扩张历史及其所包含的深渊作斗争。反观战后中国，我们作为受害者，带着对加害者的道德优越感，将其作为自我正当性的依据反复生产着。我们愿意活在受害者的身份中，对于不能纳入“殖民——受害”框架的问题，则不愿面对。这种想法同样反复促成了殖民性结构因素的生产。竹内好的盲点及其贡献在逼着我们去思考：如何不依靠受害者（加害者）受害（加害）的经历，跨越加害对受害的结构？因为我们没有理由把反思战争的责任一股脑地推给殖民者。
孙歌竹内影响了很多人。我从中学到的，是像孙歌和竹内那样，做“此与彼”而非“非此即彼”的捍卫者，去寻找既定事实中未曾实现的可能性，有勇气去凝视时代的黑暗，也能感知黑暗中的光，坚韧不拔地展开思想实验。
作者/陈言
编辑/李永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