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开卷｜从锦缎、壁毯到瓷器，看法国的中国风设计
17—18世纪，西方设计史上曾流行过一种特殊的装饰风格，称为“中国风”（chinoiserie）。中国风是西方对东方的浪漫想象与异化表达，借鉴了同一时期中国外销艺术品风格。这种风格在18世纪后期衰退，但其余韵一直延续到今天，对西方装饰艺术产生过一定影响。
本文节选自浙江大学出版社新近出版的《西方设计史上的中国风》，该书对西方设计史上的中国风进行了专题讨论，包括其兴起的时代背景，设计的风格来源、时代变迁、地域特色、衰退与复兴等，呈现了历史上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与对话。
法国在中国热中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在中国风设计盛行的17—18世纪，法国正处于路易十四、路易十五至路易十六的统治时期，从王权的加强，到大革命的爆发，法国社会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革，由此产生的影响波及整个西方世界。法国的文化与艺术也在这一阶段达到了辉煌的高峰，正如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佛罗伦萨、罗马，巴黎成了西方艺术的中心与时尚的发源地。
17—18世纪的文化艺术发展是以宫廷为中心展开的，中国风设计也不例外，它基本上是一种宫廷艺术。法国对中国文化拥有强烈的兴趣，同时，它对西方其他国家的艺术与时尚趣味有着很强的影响力。因此，中国风设计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法国为中心展开，并向西方其他国家辐射的。
一、文化热、经济冷
法国的中国热具有明显的文化热、经济冷的特征。与其他西方国家相比，法国的对华贸易要落后得多。法国商船“安菲特里特号”首航中国，已迟至17世纪末的1698年，而此时葡萄牙与西班牙的海上时代已经过去，荷兰在东方航线上扬帆已达一个世纪，英国则作为新的海上霸主正在崛起。有学者做过计算，自那时起到1833年，即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被废止前的130余年中，法国派遣到中国的商船仅140艘，且吨位都不大，平均每年约1船次,不仅远远比不上英国，连丹麦的东印度公司也比不上。在直航以前,法国需要的中国商品主要由葡萄牙、荷兰的商船输入，而直航以后，法国仍在相当程度上要依赖其他国家的转口。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法国对中国文化表现出来的巨大热情。17世纪80年代以后，法国派往中国的传教士是欧洲各国中数量最多、规格最高的。路易十四从耶稣会中挑选了白晋、李明、张诚(Jean-FrançoisGerbillon)等5位有学术素养的教士，以“国王数学家”的名义派往中国，所需费用从国王的私库中支出。此后又陆续向中国派出传教士，导致在华传教士国籍比例发生重大变化。这些法国传教士在传教的同时，也将中国政治、经济和科学、艺术方面的信息源源不断地传入法国，欧洲汉学中心因此从罗马教廷转移到法国。法国社会从宫廷到市民对中国文化的迷恋，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之大，是欧洲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
中国物品在法国受到了异乎寻常的欢迎。本书无意详细阐述法国的中国热发展经过，但法国宫廷、上流社会对中国瓷器、漆器等物品的购藏量是巨大的，并将这种爱好向市民阶层传播。法国王后——奥地利的安妮(路易十四的母亲)在17世纪中期就拥有一组12扇的中国折叠屏风，路易十四的凡尔赛宫和王储的枫丹白露宫，也收藏有大量瓷器、刺绣、漆家具等中国物品。路易十四的首要大臣黎塞留、马扎然与科尔贝尔等，都是东方艺术的爱好者，他们的府邸中都有中国外销艺术品的收藏。巨大的市场和相对不足的供应，以及不同层次的顾客对产品的多样化需求，刺激和推动了社会上对中国外销艺术品的仿效，而法国艺术家的自由创作，必然导致中国风设计的兴盛。
以路易十四修筑特里亚农宫为例。1670年，路易十四命令宫廷建筑师勒沃在凡尔赛建造了特里亚农宫，作为礼物赠送给情人蒙特斯潘夫人，被认为是中国风建筑的首创者。特里亚农宫虽然在外观上与中国建筑没有关联，但顶部整齐而有变化地排列着许多瓷瓶，室内大量装饰着蓝白两色的釉陶贴面砖，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据说其创意来自南京大报恩寺琉璃塔。虽然发光的瓷瓶与面砖只是欧洲本土窑厂出产的蓝白釉陶产品，但宫廷的需要不但促进了荷兰代尔夫特制陶业的繁荣，也促进了法国纳韦尔、鲁昂、圣克卢等窑厂中国风釉陶产品的发展。
除中国物品广受欢迎外，中国文化在法国也备受知识阶层的推崇。以伏尔泰为代表的启蒙主义思想家，热情赞扬中国的开明政治与重农政策，孔子及其他中国先哲的思想得到介绍，以中国为题材的“中国戏剧”在各地上演，《赵氏孤儿》等中国小说在社会上流行并被改编为剧作隆重上演，传教士的中国见闻源源不断地出版。以至于有人说，18世纪法国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的了解，甚至超过了对当时欧洲某些地区的了解。这一切都推动了中国风设计的兴起。
二、中国风的起源地
在欧洲所有宫廷中，路易十四的法国宫廷具有某种特殊性。中世纪晚期以来，在欧洲封建领主制解体、王权不断加强的过程中，法国最终发展成为一个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并在路易十四时期达到顶峰。这位专制君主以“太阳王”自居，建立起当时欧洲最强大的王权。他成立了法兰西学院，创办了法兰西皇家绘画与雕刻学院，开设了戈贝林皇家制造厂，集中国家力量，大力发展法国的文化艺术，包括建筑、绘画、雕塑和一切工艺美术，取得了辉煌成就。
凡尔赛宫在17世纪前期，仅仅是路易十三的狩猎行宫，规模不大，但路易十四当政后，对它进行了多次改建与扩建，使其最终成为一座壮丽辉煌、气势恢宏的宫殿(图一)。1682年，路易十四将整个宫廷搬到凡尔赛宫。从那时起，凡尔赛宫就不仅成为法国的政治与文化中心，还基本上左右了欧洲的艺术风格和时尚趣味。
17世纪后期至18世纪，凡尔赛宫的光环笼罩在几乎所有的欧洲宫廷上。各国的上流社会都以讲法语为荣，用法语写作，穿法国时装，室内装饰、家具、纺织品等一切时尚，也都以法国样式为模板，即使与法国处于敌对状态也不例外。特别是德国各小宫廷，几乎唯凡尔赛宫的马首是瞻。也许只有欧洲大陆之外的英国，与法国文化保持了一定距离。洛可可风格正是从法国上流社会的室内设计开始，逐渐演变成一种艺术风格并向欧洲各国传播的。法国对中国外销艺术品的热爱，以及在设计中表现出来的中国趣味，也被欧洲各国的宫廷所仿效。
葡萄牙是最早输入中国物品的，然而葡萄牙却没有诞生足以影响欧洲的中国风设计。西班牙的情况与此类似。荷兰虽然比法国更早投身于东方贸易，也更早模仿中国外销艺术品并发展出中国风设计，但荷兰上流社会在时尚领域缺乏权威性。英国雄心勃勃，在东方贸易中后来居上，但17世纪后期，英国正陷于内战(1642—1651年的保皇党与议会党之争)、共和政体创立、王政复辟、“光荣革命”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中，其宫廷在艺术风格与时尚方面的影响力大受影响。18世纪，英国成为欧洲第一流的经济强国，但法国巴黎的时尚中心地位已无法动摇。
17世纪的欧洲也深陷宗教战争的困扰。1685年，路易十四取消了《南特敕令》，大肆迫害胡格诺教徒(法国新教徒)，导致大量以手工艺谋生的胡格诺教徒纷纷逃往英国、德国等新教国家，他们也将法国精湛的工艺技术与中国风设计带到了这些新定居的地方。德国丝织业与壁毯业的兴起、英国丝织业和制瓷业的发展，均在很大程度上与流亡的法国胡格诺教徒有关。
三、优雅精致的气质
法国的中国风设计有着精致、优雅的独特气质，表现在瓷器、壁画、家具、纺织品及室内设计的各个领域，或可称为“法国气质”。这种气质是其他国家很难超越的，一直到今天，巴黎时装仍然占据着国际时尚界的至尊地位。在法国，艺术就是这样与国家的政治与经济紧密相连，以至于如果剥夺了巴黎的时尚产业，法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也要大打折扣。这种精致、优雅的特色不是与生俱来的，它的形成，与路易十四时期法国上流社会的性质有密切关系。
从路易十四起，宫廷贵族与市民精英组成的上流社会就决定了时尚的品位，这个社会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根据诺贝特·埃利亚斯在《文明的进程》中的研究，法国在王权加强的过程中，既要防范贵族势力过于强大出现对王权的挑战，又要防止新兴的市民力量不断增强对王权不利，因此，国王设法在两者之中维持平衡。国王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将政府职务大部分授予新兴的市民阶层，削弱贵族的力量，使他们无力组织起有效的反叛，但同时，又将宫廷职务与王室家政职位尽数授予贵族，使他们在这些职位上获得丰厚的收入(年金)、优越的地位与荣耀的光环。到路易十四时，凡尔赛宫就逐渐聚集了一个宫廷贵族阶层，他们丧失了权力，但收获了奢侈与安逸。凡尔赛宫就像一个辉煌的舞台，路易十四与宫廷贵族们每天在这里表演着一本正经的礼仪。久而久之，这个阶层摒弃了粗野与莽撞，培育出一种极为雅致的文明——准确的礼仪、得体的周旋、温雅的态度、精致的着装、细腻的感觉，以及对文学、艺术、科学、哲学的兴趣与爱好，简言之，形成了一种“教养”。这种“教养”不仅是一种外在的符号，将他们与普通平民阶层区分开来，更是与国王的宠爱、赏赐以及个人前途密切相关。“一个侯爵，他不会去想在他的领地里策划一起小的反叛，而是乐于知道，他在翌日即可获得特权去参加在庞大宫殿中举行的堂皇宴会，并与国王进行两三分钟平淡无味的谈话。”
法国的宫廷还具有某种开放性，凡尔赛宫是允许市民参观的。市民中的上层精英，例如著名的学者、艺术家等，因为种种机缘而与宫廷贵族有较多的交往，他们在精神气质上互相靠拢，共同形成了一个圈子——上流社会。除了高贵的血统外，正是礼仪和品位将他们与其他人区别开来，当然没有财富也做不到这一点(图二)。在17—18世纪的法国，无数人对这个上流社会心驰神往，蓬巴杜夫人便是以美貌、智慧和出色的“教养”，以平民身份进入宫廷，成为路易十五的情妇，并被封为侯爵夫人的。
上流社会对艺术风格和时尚品位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而中产阶级与一般市民则尽可能在行为方式和时尚品位上模仿上流社会。法国的艺术设计，也就有了一种特别精致、优雅、楚楚动人的气质。然而，所有的一切是建立在社会第三等级(市民等级)的劳动之上的。到18世纪晚期，由于第三等级不堪重负，法国大革命终于爆发，路易十六与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分别走上了断头台。但是，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培育，这种精致的品位、优雅的举止已经渗入法国人的血液，成为其民族特征的一部分。
四、法国杰出的中国风设计
法国的中国风设计是从宫廷中发展起来的，在各个设计领域都有很好的表现，但最出色、最能代表法国特色的是锦缎、壁毯、软瓷、路易十五时期的家具与铜质陈列品设计。
法国的里昂是欧洲丝绸生产的中心，提花锦缎独步天下。最精美的中国风设计出现在1730年以后，让·何维勒(JeanRevel)是法国丝绸史上一个标志性的人物。他发明了一种新的工艺技术，可以将不同颜色的丝线以某种方式混合，创造出过渡色，像绘画一样在织物上表现阴影的效果和光线的细微差别，从而使法国的丝绸设计有了新的突破，出现了大量风景人物图案。里昂中国风设计中最出色的，正是栩栩如生的花卉与中国人物风景的组合(图三、图四)，图案极其优雅，灵感来自华托、布歇、于埃、毕芒等艺术家的创作，以及市场上流行的有关中国风设计的图案书。
壁毯设计也是法国的强项。博韦织毯厂制作的两套以“中国皇帝”为题材的大型壁毯，奠定了法国在这一领域至高无上的地位。特别是第二套壁毯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1743—1775年共复织了12套，作为法国宫廷礼物赠送给欧洲其他国家，如送给丹麦王室的一套，至今仍然挂在克里斯蒂安七世宫的“中国沙龙”里(图五)，据说有一套甚至辗转送给了乾隆皇帝，乾隆收到礼物后非常高兴，将它们安置在圆明园。设想一下，在清代北京的宫殿上装饰着法国画家布歇设计的壁毯，这本身就是一件富有意义的事。遗憾的是这套壁毯下落不明，清宫档案中也没有发现相关记录(也有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圆明园劫难中被英法联军掠夺并带回了欧洲)。
18世纪也是法国欧比松织毯的黄金时代。欧比松是一个地区，当地有很多作坊，生产的欧比松挂毯和地毯闻名世界。为顺应时代潮流，欧比松壁毯作品经常以中国为题材，包含进餐、垂钓、狩猎、劳作等画面。布歇的绘画以及加布里埃尔·于基埃(GabrielHuquier)等人的版画是欧比松壁毯模仿的对象，但设计师通常会对画面内容做一些改变，增加或减少景物以适应定制者的墙面尺寸。艺术家让-约瑟夫·杜蒙(Jean-JosephDumons)与欧比松中国风壁毯有密切关系，在保存下来的一幅作品(图六)中，画面上描绘了一个中国男子，打开柳条编织的笼子，奇异的鸟儿飞出来，一个年轻女人的手上立着一只鸟，还有两个孩子，一个试图去抓鸟，而另一个则顾自玩着手中的小风车。画面风格与布歇的作品较接近，但欧比松的设计师也从毕芒的作品中获取灵感，如山丘上耸立着一座宝塔，奇异的鸟儿环绕着宝塔飞翔之类。
法国的釉陶产品十分出色，17世纪至18世纪初，纳韦尔、鲁昂、马赛和圣克卢等窑厂都有出色的中国风设计作品。纳韦尔窑厂创办于16世纪末，17世纪中期开始生产中国风釉陶制品，早期生产白地蓝彩器物，后期转向五彩。鲁昂窑厂在17世纪中期发展起来，由于路易十四兴建特里亚农宫向鲁昂窑厂订购大批蓝白釉陶砖，该厂从此声名鹊起，生产了不少中国风产品(图七)。马赛窑厂与圣克卢窑厂创办于18世纪初，中国风产品也十分出色(图八)。其他众多的窑厂也都有中国风陶瓷生产。
因为一直没有找到高岭土，法国是欧洲各国中最晚烧制硬瓷器的，但它采用了一种特别的软瓷技术。在奥尔良公爵的支持下，法国先是于1677年在圣克卢窑厂烧成微呈黄色的软瓷，接着于1725年在孔蒂公爵的居城尚蒂伊烧成了纯白色的软瓷。孔蒂公爵是东方艺术的爱好者，拥有庞大的东方瓷器收藏，尚蒂伊窑厂的画家们经常前往他那里观摩，设计了大量中国风作品(图九)，相关资料还被分门别类整理后刻印成图案集。樊尚窑厂是法国宫廷在1738年创办的，1753年定名为皇家窑厂，蓬巴杜夫人对其设计风格有直接影响，该厂不少作品属于中国风设计(图十)。正是在这位夫人的建议下，樊尚窑于1756年迁往塞夫勒，并终于烧成了真正的硬瓷。皇家塞夫勒瓷以明丽、优雅的装饰和造型名扬天下，其中的玫红色瓷有“蓬巴杜玫瑰”的称呼，是洛可可艺术的杰出代表(图十一)。
法国的漆家具设计是17世纪后期发展起来的。路易十四为了装饰新落成的凡尔赛宫，需要大量技艺高超的手工艺人，因此国内外能工巧匠纷纷聚集到巴黎，1667年创办的戈贝林皇家制造厂中就设有漆家具工作室。此外，孔蒂公爵的尚蒂伊城也有出色的漆家具制作。马丁兄弟是当时巴黎最负盛名的漆艺家，制作了大量精美的作品。然而，最能体现法国特点的中国风家具作品，大多制作于路易十五时期。
从18世纪30年代起，法国发展出一种杰出的家具装饰工艺，即将进口的中国和日本漆绘屏风或橱柜拆开，将其修正为一块块装饰精美的漆板，并加以精心润饰，然后拼装在橱柜等家具上。因此这一时期法国中国风家具的特征是:彩绘的东方漆板、大理石的桌面、精致的髹漆、镀金的铜饰，造型上有着洛可可时期特有的优美曲线，可谓美轮美奂。家具样式以立柜、抽屉柜和抽屉桌等为多，橱柜的立面和两个侧面都镶有精美的东方漆板，其中中国漆板大多由款彩工艺制成，庭园风景、人物故事等装饰得较满;而日本漆板以黑地描金为主，山水风景、溪流瀑布等装饰得比较疏朗。这些家具一般都有制作者签名，体现了路易十五时期最华丽的法国家具风格(图十二、图十三)。路易十六时期，彩绘漆板装饰的中国风家具不再流行，但由于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热爱东方艺术，一部分精美的家具仍镶嵌东方漆板，装饰较为节制，风格优美。
法国的室内设计形式多样，漆绘的中国风壁饰美丽动人，但一些最精彩的中国风房间是用壁画装饰的，如于埃为巴黎郊区的香姆城堡的中国沙龙所绘的壁画(图十四)。此外，最具有法国中国风气质的还有铜质工艺品。这些铜制镀金的座钟、挂钟、烛台、柴架以及工艺品等展现出精致的工艺、不对称的造型、优美流畅的曲线，以及姿态各异的中国人物，几乎每一个作品都是洛可可中国风的缩影。
《西方设计史上的中国风》袁宣萍著浙江大学出版社
袁宣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