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相册IV｜⑫时间河流里的人
【编者按】
《上海相册》始于2020年春夏，澎湃新闻与《萌芽》杂志社的合作，至今已发展至第四季，共有中外摄影师60多人，作家40多人参与。摄影师群体既有来自近现代的大咖先行者，也有崛起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觉悟者，当然，90后乃至更年轻的一代正以锐不可当之势汹涌而来。其中，国外摄影师在不同时期，也记录下他们眼里的上海和中国之旅。该项目与作家群体的合作中，在各方多元的视角下，《上海相册》也得以向读者展现一个层次更为丰富的上海。今天推出《上海相册》第四季的第十二篇，也是第四季收官之作《时间河流里的人》。
日本摄影师小林纪晴曾在1994年来过上海，白天，他融入进街上的人声鼎沸，夜晚则混迹于百货大楼里的迪厅，于是，这些照片不仅清晰地勾勒了光天化日下城市与人的肌理，也留存下了朦胧夜色中的私人时刻，日夜往复中，城市向着“未来”进发。
作家苏德描写了“我”与一个移民的远房亲戚“他”之间的故事。下飞机，到上海，再离开，“我”对于城市连续的记忆与“他”心中城市的片段回忆构成了两人各自的人生轨迹。时间如河流，对上海的爱起起伏伏。
很多年以前有个远房亲戚说他最喜欢站在浦东机场里等行李，那时候的他已经移民美国三十几年，每次回上海，长途飞机下来，都会呆呆地站在传送带前看各种行李箱被“抛”出来。那时候的长途飞机，常是半夜的，每个旅客都面容憔悴，又泛着油光，但大家也不介意，就那么安静地等着，灯光晃眼，一言不发。
“行李箱被抛出来的那一刻，就像自己被重新抛回了上海，你要接住，每个人都是。“他坐在延安中路上的小鹭鹭餐厅里吃着最爱的红烧肉，认真地说道。作为那条弄堂的土著，他给我讲过很多弄堂里的故事，包括地底下有四明银行金库的传说。”谁知道呢，反正老虎灶是肯定有的。以前只有有点钱的人，才能在家自己烧热水，所以这是为什么几代人了还对‘喝热水’的执念那么深。”我这才意识到，他是唯一一个不对我在餐前要冰水发表意见的人。
但他那样的上海人，对这座城市的认知是有断层的。比如他会不厌其烦给我解释一些其实很常用的英文单词，要去看的景点都非主流。我带他去当时我们认为的时髦点，比如巨鹿路上用废仓库改的意大利餐厅，淮海路上的cotton，他都不以为意。“这不是上海”他坚持道，他有自己的刻板印象。
时间很长很长，而且韧性十足。我拉一拉自己的时间，去翻找上海，竟也是截然不同于他人的。跟着姆妈拿粮票去和人换塑料面盆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我第一次对“交易”有所认知，再后来商场里不再有“平价”和“议价”的不同色标签，城隍庙春游带一张青皮蛋就足够。至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上海，到底有没有五彩斑斓，光怪陆离？我跟那位亲戚都答不上来。那时候的他，在美东端着盘子；那时候的我，还倒着好几辆公交车，从城西去城东上课。他对那个时间坐标上的上海是空缺记忆的，而我，则是边缘的。夏利车是20世纪90年代我唯一偶尔能打得起的出租车，我还曾走过很长的四平路，从北往南一直到外滩，那时候沿路已经有彩灯了，我和同学们说着说不完的话，我们迷的队伍叫申花，听的歌是苏慧伦，半夜坐在大连路的过街天桥上，哼《我们都是好人》，先感动的，一定是自己。
再往回走一点点，在上世纪90年代初，我的阿姨在新建的虹桥机场坐上了前往新加坡的飞机。她曾经是上海时装厂最年轻的获奖设计师，上过电视台，做过评委，往来于天桥和T台之间，有最时髦的发型和割过的双眼皮，我偷用过她咖啡色瓶子的摩丝，来给自己弄一个漂亮的云朵刘海。她曾经的男朋友去了香港，但他在复兴路还有一栋老洋房，我常陪她去弹钢琴，是那种在夕阳下门把手都会发光的房子，我踩着阿姨给我设计和缝制的新裙子，还有赤豆色小皮鞋，把木地板踩得咯咯响。
有一个下午阿姨弹琴时哭了，弹完，她把房门钥匙留在了钢琴上。是进入了2000年，我才明白那是分手的意思。当两个人共同拥有一间屋子的钥匙，你还回去，那便是告别。
时间的量尺可随意拨动时，人就有了塑造记忆的能力。当我进入大学，华亭路保留了短暂的人头攒动，便让位给了襄阳路市场；我进入当时最主流的报纸实习，同组的新晋记者在思南路88号买了房，每天都能看到他灰尘仆仆来上班，因为待装修的毛坯房，是他前一晚入睡的地方；同组的实习生，有一个姐姐已经有了驾照，她带着我去坐她的桑塔纳，说那是她家淘汰下来的车，再后来，我在商业期刊的封面上，看到了她的爸爸。
所以，当然，我记忆中的上海，灵动起来是2000年后，似乎每一天这座城市都有新事在发生。和家庭的极力抗争下，我一个人搬到了巨鹿路，那可是半夜趿双拖鞋就能上街找柴爿馄饨的，不会做饭的我，最爱的餐厅在进贤路上，气质极佳的老板娘从日本回来，主业是卖房子，餐饮是她顺便要给自己和孩子烧晚饭时做的事。那时候流行博客，她的孩子在blogcn上关注了我，有一天我刚想投诉草头太老，小姑娘怯生生地来问，能不能给她买的新书签个名？于是，我默默地啃完了那一盘。
那个弄堂，我一住十年。那一条街，如数家珍。朋友在不远处的话剧中心斜对面开了咖啡店，再拐一个弯，是闺蜜经常要搞周末小菜场的服装店。我也曾在43度的夏天夜晚，跑步经过那几条街，我看到过阿姨前男友的房子亮起了灯，有个小男孩在伏案做作业；我看到过失恋的男女蹲在路边大哭，有人把手机和一串钥匙砸向了地面；还有前国足队长坐在天桥下的星巴克门口喝咖啡，他一开口就是两个标准的上海话词……
“上海太快了，上海也太有劲了。”我那个在小鹭鹭蘸完最后一口红烧汁的远房亲戚，望着延安路上的茫茫车流，忽然来了一句。对面的中苏友好大厦红五星已经在夜晚亮了起来，他说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他有一辆永久28寸自行车，当时的女朋友就住在隔壁弄堂，他们约好红星亮起来时，他就骑车去她家楼下，车停稳，稍微侧开一些，开始手摇脚踏板。那时候的大人几乎都不在家，傍晚很安静，所以链条声响会非常清楚。如果可以上楼，女朋友会把老虎窗打开，他就哼哧把自行车抬进楼锁好。这样的夜晚，就是他们的了。
“那时候，那阁楼就像一条方舟，我们也不知道未来会去哪里，它就在夜里航驶在时间里的河流里。她说过她想出国，我没当回事。”
再后来，她果真走了，没有留下一句话。他在楼下连摇了一个礼拜的脚踏车板，都没见老虎窗打开，才接受了现实。时间是公平的，命运却不是。
回到这一轮时间纺锤的最初，他在下飞机见到我的第一刻起，点名要去吃饭的地方都是犄角旮旯里的油腻小馆，他爱吃很老的草头，那种锅底积厚厚一层的生煎，还有淋着花生酱的冷面。没有咖啡、没有红酒、没有爵士乐，他问我哪里可以听评弹，昆曲也蛮好。他有了公交卡，却还常常坐在弄堂口的花坛上，望着车流发呆，他说快退休了，回去要买辆跑车，搬去西岸。我没有问他那辆28寸永久自行车的去向，只在他的手机里看到他关注了一个自媒体号，是依然住在思南路88号的老记者。
送亲戚上飞机的那天，他把行李又一次推上了传输带，目送了很久，就像告别。地勤把机票递给他后，他忽然转身跟我说，“你家后面那条街，有个餐厅，就是她开的，我知道她现在蛮好的。上海真好，我还会再回来的。”
不等我反应过来，他就快步走进了安检。不久后，我在朋友圈看到他退休了，买了一台0mile的红色兰博基尼。车牌是IAISH。我给他留言问什么时候再回来看看，他没有回。
摄影师自述
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曾多次前往上海。1994年，是我第一次前往上海，我从日本长崎乘船出发，这段经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船越来越靠近上海时，海面的颜色由于长江汇入的源流而逐渐变成了茶色。就在那一刻，我切身地感受到这片与日本截然不同的大陆的壮阔。1994年的旅程进行了大约两周，我住在外白渡桥附近的浦江饭店，那是当时日本背包客们经常投宿的地方，服务员提着有花纹的暖水壶送来热茶的每个清晨，都是我感到欣喜的时刻。
白天的这座城市人声鼎沸，而夜晚却异常寂静。不同于日本设有经营到深夜的便利店，这里的商店在夜幕降临之后就会陆续关门，如果错过营业时间的话就很难买到食物，这多少让我有些措手不及。我记得那时似乎也还没有洋快餐店。唯一例外的是百货大楼楼上的迪厅，一直热闹到深夜，也有许多外国人出入其中，所以我每天晚上都会去那里。
我常常从外滩眺望对岸，当地人也同我一样，长久地望着对岸。那里几乎没有高楼大厦，只能看到电视塔孤零零地闪烁着光芒。听说那个眼前的对岸将会进行大规模开发，而当时的我却完全无法想象。我只是无数次地眺望，竭力去感受那个即将发生在对岸的“未来”。
摄影师简介
小林纪晴（KobayashiKisei)，1968年出生于日本长野县。毕业于东京工艺大学短期大学部摄影技术科。曾在报社担任摄影记者，1991年独立，从事自由职业。多次前往亚洲旅行并创作摄影作品。近年来也在自己的故乡——诹访地区进行拍摄。其摄影集与著作包括《日本的奇祭》《陌生的记忆》《爱的形状》《耀眼的残像》《孵化的夜啼声》等。1997年凭借摄影集《DAYSASIA》获得日本摄影协会新人奖，2013年凭借摄影展《从远方来的船》获得第22届林忠彦奖。首次执导的电影作品为《TOOI&MASATO》。现为东京工艺大学艺术学部摄影学科教授。
文字作者简介
苏德，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2006年加入上海市作家协会，2007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出版有《沿着我荒凉的额》、《钢轨上的爱情》、《没有如果的事》中长篇小说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