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毅谈大革命与政治文化：为什么政治文化史学的生命力那么强
拙著《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初版于1991年，是当时西方初兴的政治文化史学在中国引起的最早的反响之一。三十余年里它之所以多次再版，至今还有不少读者，并不是因为它写得有多好，而只能说明这波史学潮流的生命力实非一般。
政治文化史学是一种深受学界关注的史学方法论。由于它主要是通过解释法国大革命的一些问题发展出来的，所以它与法国革命史有一种不解之缘，实际上“法国革命政治文化史”也一直是政治文化史学的典型代表。
关于政治文化史学的基本特点，我曾在本书的“绪论”中做过一些说明，但由于这一史学当时还处于草创阶段，事情还没有做完，很多情况不甚明朗，所以我的那些说明也不可能很到位。如今已过去三十多年，情况明朗了不少，当然也就有必要做一些补充说明了，主要谈以下三点。
首先还是得回答一下这个问题：为什么政治文化史学的生命力那么强？
我们已经知道，政治文化史学的发生，缘于“政治史”和“文化史”这两种史学范式的交融。所谓“政治史”，是19世纪欧洲实证史学的一个代称，因为它坚称写历史必须以档案资料为依据，所以只能记述有据可查的精英人物们的政治活动。而“文化史”，则是作为这种政治史的否定物在20世纪初开始发展起来的，呈现为各种以普通民众为关注对象的新史学流派（经过岁月的淘洗，最后只有年鉴学派硕果仅存），且由于普通民众少有档案资料，这种新史学一般只能通过考察“群体心态”（即各种与民族传统和风俗习惯有关的精神现象）来书写历史，因而渐渐就有了“文化史”这么一个含糊不清的名号。所以“文化史”的兴盛，其实是当时西方“民主化”进程的一个结果。这种民主化进程开始于19世纪70年代，它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法国大革命的积极影响，但换个角度看，那也是因为工业化完成后的西方各国意识到了人民大众的“有用”（这是法国历史学家莫里斯·阿居隆的一个说法），实际上当时正蓬勃疯长的资本也确实需要有尽可能多的人到工厂做工、上战场打仗。于是人民大众就成了历史学的关注对象，为抬高民众的地位还必须贬低帝王将相等政治精英，也就是必须抛弃传统的“政治史”。但这种貌似“政治正确”的史学毕竟有违史学正道，不可能写出像样的既有逻辑主线又生动可读的历史，所以它渐渐就走入了死胡同，并最终引发了年鉴学派第三代的反叛，导致了“政治史”在“文化史”语境下的复归，然后才有了这种旨在将精英和大众有机结合在一起的政治文化史学。当然，也正是政治文化史学的这种特殊知识架构决定了它的长寿：因为只要“政治”还是历史不可或缺的主线，同时人民大众还能继续“有用”，政治文化史学就不会被超越。
第二点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政治文化史学是法国革命史学的“传统派”和“修正派”的共同创造物。
谁第一个把20世纪60年代阿尔蒙德政治学的“政治文化”概念沿用到历史学领域，恐怕已无从查考，但笼统地把那看作法国革命传统史学修正派的功劳，大抵是符合事实的，毕竟最喜欢使用这个概念的就是修正派。不过，如果就此把创立政治文化史学的功劳完全归于修正派，就有问题了，因为显然不符合事实。
没错，政治文化史学最显著的特点就是重视“文化分析”，而做“文化分析”也正是弗朗索瓦·孚雷领军的修正派的长项，一贯重视“经济社会分析”的传统派在这方面能力相对薄弱。所以在政治文化史学初萌时，修正派人气滔天、风光无两，传统派只能低调运行。结果提起政治文化史学的主要创始人，人们能想起的往往只有孚雷、林·亨特、莫娜·奥祖夫这些人。然而，这里显然发生了某种选择性遗忘。首先，大革命传统史学的早期领军人之一乔治·勒费弗尔在1932年推出的《1789年大恐慌》，就被忘到了九霄云外。那可是一部实实在在的“文化分析”的经典，是勒费弗尔和年鉴学派创始人马克·布洛赫、吕西安·费弗尔（他们当时都在斯特拉斯堡大学任教）一起切磋出来的心态史学作品，是另一位大革命传统
史学领军人米歇尔·伏维尔在20世纪80年代创立的“法国革命心态史”的超前预演。而且伏维尔毫无疑问也是政治文化史学的首要创始人之一，尽管他的心态史学方法和修正派并非一个路数，但那终究也是一种富有创造性的“文化分析”。无独有偶，就在第三代年鉴学派刚刚开始向政治文化史学进军的时候，法国革命传统史学阵营的另一位主将莫里斯·阿居隆也推出了他的《战斗的玛丽安娜》（1979年）。这是一部把与大革命有关的图像符号分析几乎做到了极致的史学名著。所以，大革命史学的传统派尽管总体上看有些僵化保守，但那里毕竟时不时也有一些新锐分子在活跃，而且这些人还为政治文化史学的正式创立做出了许多实质性贡献。何况，在和自己关系并不很融洽的阿尔贝·索布尔的大力推荐下，伏维尔于
1981年成功入主法国革命传统史学的大本营，接替索布尔做了巴黎一大法国革命史研究所所长，从而完成了传统派的某种“转型”。
所以实际发生的是这样一个有趣的情况：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法国革命史学以索布尔为代表的传统派和以孚雷为代表的修正派一边在激烈论战，一边又在通过种种“文化分析”来对大革命做出新的解释或提出新的问题，并不知不觉地共同推动着政治文化史学的创生。
第三点，说说政治文化史学中修正派一脉的衰微和近期动向。由于政治文化史学是“传统”与“修正”两派共同创立的，所以这个史学的内部实际上一直存在着两种学脉，而两者的分歧主要是“文化观”的不同。简单说来，就是传统派强调文化和社会的关联，进而因社会中不同群体的客观存在而注重文化中的多种亚文化构成；而修正派则一般不承认文化与社会之间的关联，因而也无视亚文化的问题，一味强调文化的统一性，认为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是铁板一块。显然，尽管充分认识到了“文化分析”的重要性因而发生了某种转型，传统派最终还是没有放弃“经济社会分析”（其实就是“阶级分析”）的方法，结果他们的“文化分析”就采取了一条截然不同于修正派的思想路线。
修正派的“文化分析”在开始的时候显得很成功。当时，孚雷关于启蒙运动“政治话语”对大革命进程的影响的研究，莫娜·奥祖夫关于“革命节日”的文化人类学研究，以及林·亨特通过分析各种图像符号来揭示大革命精神内涵的研究，都相当新颖而睿智，道出了法国大革命以往鲜为人知的一些逻辑机理，并由此产生了极大的轰动效应。然而好景不长，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学界的不满就出现了，对修正派政治文化史学的批评意见越来越多，以至于修正派学者们最后都感到了绝望，纷纷改弦更张做其他课题去了，如孚雷的忠实搭档奥祖夫（孚雷本人已于1997年离世）琢磨起了19世纪的法国小说，亨特也渐渐放弃了她的那一套“新文化史版”的大革命政治文化研究，把主要精力投到了全球史方向。
政治文化史学中的修正派一脉就这样衰微了。反观传统派那边，伏维尔及其团队的学术研究虽略显沉闷，却能波澜不惊、稳步推进，队伍也在持续壮大，不仅最终完成了大革命传统史学的升级迭代，而且事实上还在继续引领整个政治文化史学的演进。那么修正派的政治文化史学何以如此命运不济？想来只能怪他们看问题太片面。比如，孚雷笃信一切都可以在“政治话语”里找到答案，其他因素如社会、经济等都可以弃之不顾；亨特则宣称法国大革命的全部工作都只是在创造一种新的政治文化，从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这种角度去解释它毫无意义。传统派作为讲历史唯物论的马克思主义者，自然不这么看问题。比如，伏维尔一直强调，不能为探索“顶楼”而放弃“地窖”，也就是不能为探索文化问题而远离经济社会问题，必须在研究中把所有的相关因素都联系起来。修正派那种只做话语或图像符号分析而不做经济社会分析的研究，虽然常常能给人带来某种“发现奥秘”的快感，有时还能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但终究不能触及历史的深层逻辑，而一味地只在这个浅表的层面上打转，慢慢就会让人感到索然无味乃至感到无聊。略举一例：林·亨特的研究确实能对大革命时代的一些文化现象和革命者对旧世界的“决裂信念”之间的关系做出生动形象的描述，但很多根本性的问题，如为什么法国革命会产生这些文化现象而英美革命就产生不了，以及这些文化现象与法国革命的实际进程和历史意义究竟有什么关联等等，它就完全解释不了。而坚持将文化与社会联系在一起的传统派就不会陷入这种窘境，因为观照更全面，他们的解释似乎更有穿透力。
其实，政治文化史学的修正派一脉稍后也做了许多反思，而这种反思基本上也是围绕“文化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展开的，其主要成果后来由林·亨特和维多利亚·邦内尔结集出版，书名就叫《超越文化转向：社会与文化研究的新方向》（1999年）。仔细读读这些文章，我们会发现当年修正派阵营的这些人，多少也感悟到了一点文化分析离不开经济社会分析的道理。另一方面，差不多就在此时兴起的一股被称作“法国革命情感史”的史学新潮，似乎也在为这一道理提供某种旁证。个人和群体的各种涉及社会政治事务的“情感”，是一种和理性因素有复杂交集的非理性因素，是一切文化分析都绕不过去的东西，对它投以较多的关注自然有助于提升文化分析的科学性，所以大革命情感史学的兴起无疑是政治文化史学的一种进步。而且这股史学新潮的主要引领人恰恰是林·亨特的斯坦福老同学蒂莫西·塔克特，他也是我们一些中国同行的老熟人。尽管他并非马克思主义者，也不采用亨特所习用的新文化史研究法，但由于他关注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情感差异，并认定革命法国有多种“情感共同体”的存在，所以他的研究路数终究还是比无视亚文化格局的修正派史学高出了一筹，是一股能推动政治文化史学深化的正能量。
（本文系《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2024年版跋”，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