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中国美术“占据一席之地”
龚继先
1985年，金维诺、段文杰、龚继先在敦煌审看《中国美术全集》的稿件
《中国美术全集》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参与了国家重点出版工程《中国美术全集》和《中国美术分类全集》的有关工作，这两套书都是中国美术出版史上的鸿篇巨制。
早在“文革”前，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社长李槐之就曾带我来北京，与人民美术出版社商议合作出版《中国美术全集》一事。当时，人民美术出版社的社长是邵宇。在北京的那段时间，我们先后走访文化部、文物管理局、出版事业管理局，找这些部门，是为了给出版筹措经费。在与部门负责人交谈的过程中，我们一直强调中国的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却没有自己的美术全集，真是令人遗憾。反观欧美的一些国家还有日本，都在“世界美术全集”中占据一席之地，缺少中国的“世界美术全集”是不完整的，我们要将中国美术这部分补上。
鉴于此项工作涉及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投入，需要相关部门的通力合作，牵扯甚多，加之不久后“文革”开始，《中国美术全集》的出版事宜就此停顿下来。
1984年，《中国美术全集》的出版再次提上日程，作为一项标志性的出版工程，参与的专家学者和编辑多达数百人。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人民美术出版社、文物出版社、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和上海书画出版社，都是成员单位。
至于成员单位的分工，是按照所在地域以及各出版社的专长来通盘考虑的。建筑类的内容，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古代彩塑、壁画、墓室壁画，由文物出版社出版；故宫博物院在北京，所藏宋元书画多，由北京的人民美术出版社来联络、出版；宋元以外的书画范围最广，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其中明代书法、清代书法和玺印篆刻三部分，委托上海书画出版社统筹。
成员单位的分工确定后，我们就集中策划明清绘画、民国年画、石刻线画等方面的内容。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有良好的传统，重视历史积累，做事严谨细致，当然，这有赖于每个人的巨大付出。前期工作的核心和难点在于筛选：相较于宋元书画，明清绘画的数量庞大、画家众多，同一位画家早、中、晚期作品的风格也不尽相同；选好典型画家和经典作品，是这套书成功的关键。前期工作的任务量大、专业要求高，必须是懂行的人才能胜任。
为此，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组建了“中国美术全集编辑小组”，由副社长杨涵和我负责，先拟定大纲，然后请顾问团队帮忙把关。当时还在世的一些专家学者，如夏鼐、谢稚柳、杨仁恺、沈之瑜、刘九庵、冯先铭、金维诺、傅天仇、宿白、李治国、王子云、王树村、常任侠等，都被我们请来做顾问。可以说，这套书汇集了众多专家学者的智慧，是非常权威、全面、经典的中华艺术综合性大典，堪称一套完备的中华美术大百科全书。
《中国美术全集》共六十卷、五大编，包括总目一卷、绘画二十一卷、雕塑十三卷、工艺美术十二卷、建筑艺术六卷、书法篆刻七卷，全面展现了中国古代各时期、各门类艺术的发展和成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负责明代绘画、清代绘画、画像石、石刻线画、版画、敦煌彩塑、龙门石窟雕刻、陶瓷、明代书法、清代书法、玺印篆刻共十七卷的编辑工作。
编辑和出版这套书用了五年，尽管耗时长、耗资大，但成品精美，代表了当时美术出版的最高水平。1989年8月，《中国美术全集》正式面世。作为庆祝新中国成立四十周年的献礼书，《中国美术全集》荣获第一届国家图书奖，我代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参加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颁奖典礼。
其实在这套书的出版过程中，还有一个有惊无险的小插曲。
得益于改革开放的政策，毗邻香港的深圳发展迅速。当时，深圳引进了很多国外生产的技术先进的新型印刷设备，不仅能印刷特殊规格的图册，清晰度和还原度也达到了国际水平，所以许多出版社的出版物都委托深圳的工厂代为印刷。考虑到与深圳存在明显的差距，会直接影响《中国美术全集》的品质，我们这套书也早早确定送到深圳印刷，没承想在送印前夕，发生了变故。
可能是出于对上海出版事业的保护，我们接到上级单位的通知，不许我们到深圳去印刷这套书。这样一来，不光印刷质量无法保证，而且在时间上耗不起。出版科一再请示，希望能按照既定方案执行。
庆祝新中国成立四十周年的时间摆在面前，定好的献礼书出不来，后果不堪设想；出版科急得要命，但上级单位还未回复，又不能轻举妄动……后来，我经过深思熟虑，反复权衡，还是决定按照原计划，将书送到深圳印刷。我说，其他事情等书出版后再说，如果有问题，我来负责。最终，《中国美术全集》按时印出，质量一流，总算对得起前期的所有投入。
其实在这件事上，我是担着一定的风险的，做“事后诸葛亮”很容易，但当年身处其中，一个简单的决策，确实需要担当。我之所以提起这段小插曲，是为了说明无论在哪个行业，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都为其打下深刻的烙印，我们这一代美术出版人就是这么走过来的。
《中国美术全集》出版后，比利时的一家出版商找过来，说他们准备出版法文版的《中国美术全集》。这是向世界推介中华传统文化的好事，我们当然愿意促成，经过洽谈，双方签订了合同。法文版的《中国美术全集》也是六十卷，在国内翻译、印刷后，再运到比利时。洽谈过程中，我和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的刘玉山、文物出版社的余晓尧受邀去了一趟比利时，这是我第一次到欧洲。遗憾的是，后来法文版《中国美术全集》的发行并不顺利。
《中国美术全集》做了好多年，为各个出版社积累下宝贵的经验，也获得了不少奖项，本以为可以告一段落，缓一口气，没想到大任务又来了——中宣部于杭州召开会议，决定要在《中国美术全集》的编辑基础和成功经验之上再接再厉，出版《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为子孙后代留下宏富的文化遗产。
《中国美术分类全集》是迄今为止最完整、最全面的一套大型彩色美术图录，集中国美术之大成，当然也是举全国之力。这套书是以美术遗产抢救工程来立项的，初定四百卷，最终出版了三百零二卷，全国有三十多家博物馆、美术馆、出版社参与其中。
给出版社分配任务时，是先各自上报选题，通常出版社上报的选题较为具体，基本按地域、馆藏或专长来申报，如年画、版画、石刻线画、寺观壁画、中国彩塑等。我建议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报瓷器，因为瓷器是大门类，而且上海博物馆的瓷器馆藏闻名全国，我们有“近水楼台”的便利。除了馆藏丰富，当时市场经济的意识已然崛起，瓷器在收藏界和各大拍卖会上成为藏家竞逐的热点，从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上来说，瓷器选题的书都不会太差。
1990年，《中国美术分类全集》的编辑工作正式启动，之后陆续开始出版，出版周期很长，直到2011年才全部完成。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负责的瓷器部分共有十五卷，在编辑的努力下，果然如我们预想的那样，销售情况相当好。可没等这十五卷出齐，我就退休了。（邢建榕、魏松岩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