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为何成为广东第一大结算货币?
随着内地进出口贸易及汇兑制度不断完善,通过香港进行的转口贸易数量呈下降趋势。提升支付和清算能力并扩大人民币的应用场景,是香港巩固其离岸人民币中心地位的重要内容。图为一艘货船正驶出香港青衣海峡。《财经》记者焦建/摄
文|《财经》特派香港记者焦建
编辑|苏琦
正值广交会热闹举行之际,除了央行间货币互换不断传来新消息,人民币通过非金融业流入离岸市场近日亦有新动向。
“2023年一季度,广东跨境人民币结算额达1.67万亿元,占本外币结算总额的51.6%。”4月14日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透露的这一系列相关信息意味着,本币结算额首次超越其他币种,成为广东第一大结算货币。
2022年,跨境人民币在中国贸易领域的收付总额达到42万亿元(比2017年增长3.4倍),在本外币跨境收付总额中占约50%。作为外贸第一大省,近年来广东跨境人民币结算额占比连续提升,被解读为具有一定示范效应。在这一有望持续加速的过程中,直接投资结算额等数字快速增加,之所以被指出将让中国香港特区迎来机遇与挑战并存新局面,亦源于一系列原因:
首先,对比相关数字,跨境人民币结算额增长并不仅仅源于贸易额增加。4月18日,海关总署广东分署发布会透露的信息显示:一季度广东外贸进出口1.84万亿元,增长0.03%。其中,出口1.22万亿元,增长6.2%;进口6223.3亿元,下降10.2%。在实体经济方面,同期广东跨境人民币货物贸易结算额4501.23亿元,同比增长11.1%;直接投资结算额则为4137.1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数字为39.7%。
按照结算地区分类:一季度广东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进出口增长10.9%(占进出口总值的29.4%),同期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跨境人民币结算额为2048.95亿元,同比增长19.9%;对《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下称“RCEP”)国家和地区的跨境人民币结算额达2091.34亿元,同比则增长26.6%。
广东与这些地区结算额的增长,最基础的原因是中国以“一带一路”为契机,正在通过跨境结算提升与这些国家的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事实上,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元、欧元等主要储备货币汇率剧烈波动,中国企业希望降低汇率风险,对人民币跨境使用需求快速上升。
2009年7月2日,中国在广州、深圳、珠海和东莞这四个广东城市及上海率先启动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标志着人民币国际化启动。通过贸易和投资渠道跨境使用人民币,则成为离岸人民币市场的重要资金来源。
按照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张明的分析:中国央行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之初,采取了以“推动跨境贸易与直接投资的人民币结算、推动离岸人民币金融市场发展、推动签署双边本币互换”为特征的旧“三位一体”策略。
这一过程中,在境外离岸市场处于资金池形成阶段时,人民币流入的主要渠道为三个,即较为微观的个人渠道,中观的企业渠道,以及相对宏观的央行间货币互换。近期,人民币国际化取得多项成果,比如首单人民币计价的进口液化天然气交易达成,中国与沙特间首笔人民币贷款落地,以及中国巴西间贸易增加本币结算渠道等。第三个例子便与央行间货币互换协议有关。
微观渠道则可以与内地经贸联系紧密的中国香港特区为例:人民币在经旅游等方式流入当地后,兑换和使用已变得日益普遍,许多场所(尤其是旅游点)不仅提供人民币兑换港币服务,还可直接使用人民币。
与前述人民币成为广东第一大结算货币及企业们息息相关的政策,近年来亦在不断演进当中:最初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多停留在贸易层面,境外的试点范围也局限于中国港澳地区和东盟国家。2010年6月起,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地区由前述5个城市扩展到全国20多个省区市,境外地域亦不再受到限制,企业可按市场原则选择使用人民币结算,业务范围也从货物贸易扩展到全部经常项目。
随着经常项下人民币结算的深入开展,境内外机构使用人民币进行直接投资的需求日益增长,资本项下跨境人民币业务亦开始培育。同样是从2010年起,境内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DI)、境外直接投资(FDI)人民币结算陆续开始试点。次年,与ODI相关的细化政策出台,允许境内企业以人民币作为工具对境外进行直接投资,包括通过设立、并购、参股等方式。
在境外直投的起步阶段,中国香港特区和新加坡这些比较广泛接受和使用人民币的地区被作为重点。对于企业来说,使用人民币跨境直投的目的和进行贸易结算的核心目标基本一致,均是规避美元等第三方货币波动所带来的结算汇率风险,即所谓降低货币错配风险。今年一季度广东的直接投资结算额同比增长39.7%,是一个相对不低的数字。而这可能也与企业通过“绿地投资”(GreenfieldInvestment)进行产业布局规避贸易壁垒等因素有关。
在前述一系列过程中,中国香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2004年,香港推出个人人民币银行业务。2009年,香港完成首宗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随着离岸人民币业务的不断发展,香港目前拥有规模最大的离岸人民币资金池及相对成熟的离岸人民币生态圈。2022年,经香港银行处理的人民币贸易结算额达到9.3万亿元人民币。
因为拥有较为完善的人民币结算体系基础设施,香港既是内地“招商引资”的窗口,也是内地企业“走出去”的枢纽和跳板,内地ODI中的六成投往香港或经香港投资到其他地区。因为地缘相近的原因,广东经香港进行的跨境结算或投资的占比,被认为有很大可能要超过全国其他地区的水平。
在此之前,香港作为内地的转口贸易港时,为减少手续上的麻烦及汇率损失,结售汇业务自然主要通过香港这个平台进行。随着内地进出口贸易及汇兑制度不断完善,通过香港进行的中转贸易数量正在不断减少,尤其是2022年下半年受疫情等因素影响,相关数字下降更是不断创下新低。
“在成本和效率综合考量得不偿失的情况下,不经过香港结算也很正常。随着中国的贸易环境,包括海关制度的不断完善与优化,出关的效率越来越高。对香港这个转口港的依赖自然会降低。在这一过程中,相当一部分企业会跟境外发生贸易和投资的结算往来关系。在结算账户方面,包括上海和深圳的前海,近期也都在推动自由贸易账户的发展,这种账户跟香港的离岸账户的功能很相似了,参照离岸汇率自由汇兑,可以让企业便利地进行贸易结算。这些变化都可以解释为何跨境人民币结算额的增加。”中国(深圳)综合开发院金融发展与国资国企研究所执行所长余凌曲对《财经》记者解析称,“国内的一些贸易企业选择不通过香港,直接与境外进行结算也是没有问题的。”
所谓自由贸易账户,也可被称之为“FT账户”,其是指银行等金融机构根据客户需要在自贸试验区分账核算单元开立的规则统一的本外币账户,其独立于现有的传统账户体系。国家目前对其遵循“一线放开、二线管住”原则。理论而言其与境外完全打通,为自贸试验区内企业涉足海外市场,进行贸易结算和跨境投融资汇兑提供便利。今年一季度,广东省自由贸易账户新增255个,资金汇划额为3248.8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7.5%。
“简单理解,对境内企业来说,拥有自由贸易账户基本就拥有了一个可以和境外资金自由汇兑的账户。”余凌曲解释称,“但我们在进行调研时候也发现,企业在实际操作时账户的自由度还是跟理论上存在一定差距,灵活度还是不够高。而且香港对离岸账户还有一定的税收优惠。再比如,如果这种账户发生头寸的短缺,因为它是跟境内隔离的体系,只能到香港去借人民币来补充。这些都是香港作为离岸人民币中心的优势所在。”
在转口贸易的规模不断萎缩的情况下,他指出香港应该借鉴其他航运中心的经验,发展各种新的业务,才能给金融业的发展和金融创新带来新的增量与可能。“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如果美元业务的规模无法增加,人民币业务不能及时补缺的话,香港金融业的可持续发展就会出现短板。好在国内企业走出去进行贸易和投资的活动越来越频繁,对于人民币的跨境结算和投资需求越来越大,都能够成为香港未来发展的新增长点。”
为在这一过程中实现“双赢”,广东亦可以通过粤港澳大湾区的一系列政策框架,加大与香港在跨境人民币业务互联互通的合作力度,并以香港为桥梁,扩大跨境人民币在对外贸易的应用场景。
事实上,按照前述张明的分析:从2018年起,中国央行已转为实施以“推动原油期货交易的人民币计价、大力向外国机构投资者开放国内金融市场、在周边国家与‘一带一路’沿线推动人民币计价结算”为特征的新“三位一体”策略。在全球新变局的背景下,中国央行则应实施以“大力推动人民币在跨境大宗商品交易中的计价与结算、加大在国内市场与离岸市场向外国机构投资者提供高质量人民币计价金融资产的力度、加快跨境人民币支付清算体系建设”为特征的新新“三位一体”策略。
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RCEP的落实、我国与海湾地区国家合作不断深化,将进一步提升境内外企业在区域经济活动中对人民币的需求,为人民币国际化带来新动能。香港将从流动性、产品和金融市场基建这三方面,为境内外主体持有和使用人民币创造更多有利条件,特别是便利内企在跨境交易中更多使用本币,降低货币错配风险。”香港金管局总裁余伟文近日则如此展望香港作为离岸人民币中心的发展脉络。
例如,在金融基建方面,香港正不断提升其离岸人民币支付和清算能力。与中国人民银行加强合作,在香港测试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工具,以提升跨境服务效率和使用者体验;并与国际清算银行合作,积极推进包括人民银行在内的多家央行参与的跨境央行数字货币(CBDC)工作项目mBridge,优化跨境支付的流程,提高跨境交易效率,并降低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