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朱之间：中国思想史的另一种叙事可能”研讨会侧记
2024年3月23日，“程朱之间：中国思想史的另一种叙事可能”学术研讨会在朱子故里武夷山市举办。此次研讨会聚焦于程朱之间，着重辨析从二程到朱熹之间诚、敬、静、仁等理学核心范畴的演变，重审杨时、谢良佐、尹焞、邢恕等程门高弟。以此促进学者之间坦率、硬核的学术交锋，展现近年来二程后学研究的最新成果。本次研学坊作为武夷论坛的系列活动，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华文明武夷研究院主办，致力于集聚海内外优质学术资源，深化海峡两岸高校之间的学术交流，同时加强与海内外知名高校的学术联动，多主题、多层次深入挖掘传统文化资源。
23日上午，研讨会议正式开始。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张晓宇报告了《程门之“异端”：邢恕形象的构建与历史书写操作》。张晓宇指出，邢恕作为程颐的得意门生之一，在大多数历史著作中都被描绘成一个背叛老师的政治投机分子。从与邢恕同时代人物的证词入手，可见后来的文字记载中关于邢恕奸诈性格的塑造来源，以及证词如何被修改、转化为看似可靠的历史人物文献的相关书写操作。张晓宇指出，邢恕在元丰八年的政变中扮演的不光彩角色招致了时人的批判；1097年左右，邢恕达到政治生涯的高峰，与此同时程颐却被哲宗流放涪州。《日录》《程氏遗书》《申实录院状》中记载的邢恕对此事件的回应，使其历史形象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张晓宇认为，邢恕负面形象的塑造是通过对几份证词的修改与转化完成的，例如《近思录》不仅删除了邢恕曾致信程颐提及营救计划的部分，也未提到谢良佐与程颐对邢恕的积极评论；黎靖德本《朱子语类》直接在原证词的基础上创造改写，塑造了邢恕背弃师长、鄙陋奸诈的小人形象，而这在黄士毅本《朱子语类》并不可见。
杭州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申绪璐和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孙逸超担任评议人。申绪璐指出，长期以来，相比于朱子后学、阳明后学，学界对于二程后学的关注略显不足。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有大量相关于邢恕在元丰八年的政治风波以及程颐流放涪州事件中作为的记载，值得关注。相比于邢恕的负面形象的历史书写，程颐在道学叙事中的正面形象的构建同样值得发掘。就张晓宇报告中的具体内容，申续璐也提出质疑：邢恕是否能被允许参加程颢的葬礼，以及邢恕与程颐同在洛阳，何以能二十年未见。孙逸超肯定张晓宇以邢恕的历史形象书写为个案进行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思路。他认为北宋时期道学传承体系具有复杂性，当时可能并未形成严格的师承传统。因此，从群体而非谱系的视角来理解当时汴洛中人的关系与行为，可能更佳。此外，孙逸超还提及元人修《宋史》时对于“奸臣”概念的理解，邢恕出现在《宋史·奸臣传》中的原因也值得检讨。
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郑泽绵的报告主题是《苏轼、二程与宋代心性工夫论》。郑泽绵将苏轼与二程放在北宋之际儒禅代兴的思想背景下加以考察，以苏轼作为理解二程思想的桥梁，并从苏轼工夫论中提炼出“先行信任”与“精微的道德直觉”两个概念。为了避免陷入“求索悖论”，禅宗发展出了“无事禅”。但在北宋时期禅门内部批评“无事禅”的同时，二程与苏轼等儒者也对此有所警惕，并试图在“无事”与“求索”之间寻找中道：苏轼与程颐同时提出了“有主”的工夫论，强调要内心“有主”不为外物所夺。与程颐相比，苏轼更向往主客两忘的超意识体验；苏轼的“无心而信”与程颢的“存久自明”皆论证了“信任直觉”的必要性，前者可以为后者提供深刻的证明。基于对苏轼思想中“无心”与“信”之含义的分析，结合苏轼的文学艺术经验，郑泽绵讨论了“无心而一，一而信”的深刻内涵，指出苏轼此说回应了北宋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弊端。基于以上的哲学史论述，郑泽绵从程颢与苏轼的洞见出发，为“信任直觉”重构了一个现代论证，分析了“先行信任”（precursorytrust）与“精微的道德直觉”（nuancedmoralintuition）两个概念的重要意义。
北京体育大学人文学院陈石军和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刘蒙露担任评议人。陈石军首先高度肯定了郑泽绵提倡的从思想史到哲学史再到哲学的研究进路，并就自身的研究背景，结合“无心”的主题讨论如何从工夫哲学的视野下进行体育哲学的相关研究，以此作为对郑泽绵报告内容的补充。陈石军还结合印度哲学、中国哲学与日本禅宗的三个传统，从东方思想视域讨论“无心”思想对武术、武士道、茶道等东方技艺的影响。刘蒙露主要就报告中涉及的思想史研究与哲学分析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提问。她指出，以思想史背景为默认前提而作出的某些带有预判性质的论断，有时或许反而会面临偏离思想家本意或脱离文本本身的风险。如，在分析程颐的求中、有主等观点时，强调儒禅代兴的思想背景或许会使得读者忽视它们皆是针对有关学背景的吕大临而发的。刘蒙露还提出，从思想史、哲学史到哲学论证之间的衔接是否可能保持契合与连贯，构建相关的哲学论证对于理解思想史与哲学史有何助益，亦是研究的过程中值得思考的方向。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孙逸超以《道学汴洛故家与绍兴政局中的尹焞》为题，指出既有的道学史研究偏重于人物生平与学派师承的考订，而于人物所处的具体历史与社会群体的背景却往往有所忽视。孙逸超以“汴洛士族”来指称那些主要活动于宋代的洛阳、开封、郑州、汝州等地区，包括母族、妻族在内的相族群体，二程的汴洛门人正是以此为主体。从家族史的视角出发来进行考察，会发现尹焞有着多重的汴洛相族家族背景，是二程汴洛相族门人的典型代表，并且成为了赵鼎政治集团中的学术代表和领袖，因此受范冲举荐登场成为不二之选。尹焞南渡后的门人也以流寓故家群体为主体，其道学交游之渊源亦是自二程的汴洛门人之中延伸而来。冯忠恕、吕本中、韩元吉等人，皆在当时与尹焞有所交往，他们的学术、家族渊源盘根错节地构成了具有政治影响力的群体。绍兴末年他们在贺允中的主持下重新登场，并且在隆兴和议中表达了与湖湘、闽北道学不同的观点，但尹焞这一汴洛相族门人在政治上的号召力逐渐被地方新兴官僚们所取代。
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张晓宇和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孟少杰担任评议人。张晓宇肯定了“流寓”这一概念的提出，高度评价报告中以士人与中央的关系取代了婚姻地方化结构的特点，并对报告中门人构成、以及部分士人群体的归属提出了问题。张晓宇认为据张绎的《祭程伊川文》，汴洛团体内部应当存在的隐微张力。孟少杰指出报告围绕“流寓江南”的道学团体展开，通过对哲学史的脉络进行的清晰梳理，帮助还原了南宋士人群体的政治活动和思想转变。孟少杰还强调，做宋明理学的哲学史、思想史研究，一定不能够只单独分析概念与义理，还需要联系历史。
北京体育大学人文学院陈石军以《程门第一经解：谢良佐〈论语解〉的形成与影响》为题，指出谢良佐《论语解》成书于元祐年间，是谢氏担任秦州教授时所著，从时间上来看，是二程学派第一本完整成书的经学著作，具有理学式经学方法论的典范意义。《论语解》采王安石、二程两家，旁摄诸子、释氏之学，从经学的层面反映出王安石新学与二程理学在经学学术层面的交替发展，以及北宋新经学的学术旨趣。谢良佐在该书中还进一步将道统论与经学联系起来，为四书学的正式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陈石军还通过《论语解》的版本系统讨论了谢氏思想与湖湘学派的关系。
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郑泽绵和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祁博贤评议本场报告。郑泽绵肯定报告人所编的谢良佐《年谱》，认为该《年谱》清晰地梳理了谢良佐《论语解》的形成脉络，具有重要的价值，但报告中以时间在先为由论断谢良佐《论语解》作为“第一经解”，其说服力还不够强，郑泽绵还就朱熹对《论语解》的引用提出问题。祁博贤指出目前用以论述思想变化的例证略显单薄，尚不足以支撑阐明谢良佐晚年的思想变化，报告中对《论语解》版本的考证以及引用现象的考察还需加以完善，评议人认为或许正是因为没有浓重的洛学色彩和反王学色彩，谢良佐《论语解》才拥有如此之大的影响力。
下午第一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汤元宋以《敬的失落：尹焞与程颐晚年定论》为题进行报告，探讨了“敬”之内涵的细微转变及其在理学体系当中的地位。汤元宋指出朱熹基于自身道统建构的考虑，认为程门弟子背离师说、不能接续道统，但在朱熹之前，尹焞便对二程早年弟子做出过系统性的批评。尹焞一系所呈现的程门弟子形象，一方面是借程颐之口、或尹焞自己直言，批评程门早年弟子之流为怪诞、变为异端、滑稽支离，另一方面则是强调程颐对尹焞的高度肯定。但尹焞的这一叙事长期以来不受重视，直至晚明的刘宗周作《尹和靖先生文集序》，才使得尹焞重返理学史的主脉络。汤元宋在报告中提出疑问，历来公认严守师说的尹焞在“主敬”的同时，却对另一半程门“格物”宗旨的阐发有所欠缺，这究竟是尹焞的过失，还是朱熹误判，也值得进一步讨论。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孟少杰担任评议人，认为朱子学用“格物穷理”与“主敬”来概括程子的学说，从程朱之间的角度，以下问题还有值得思考和讨论的空间：如果依照尹焞所言，以“敬”来统摄程门学说，那么如何区分“敬”与“格物穷理”，“格物”对程颐而言又意味着什么；朱子批评程门多从儒禅交杂切入，那么尹焞对于程门弟子各种批评的背后，是否也有一致的标准。
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孟少杰以《从“主静”看程朱之间》为题，认为朱子“中和新说”确立了静中存养工夫，《太极图说解》强调“必主乎静”，但朱子中年之后似乎又通过“敬”来消解“静”，开出了一条和“道南指决”不一样的道路，那到底如何看待朱子哲学中的“主静”，并进一步理解程朱之间呢？如明儒陈建在其著作《学蔀通辨》中就认为随着朱子从道南走向伊川已经放弃了“主静”思想，陈建将“主静”归诸陆学并以此来判道。孟少杰认为，朱子虽有与“道南一脉”的差异，也有对“主静”思想进行更多的说明和限制，但其间的义理还需要进一步探讨，比如在诸多工夫形态中，“静”是否有利于“敬”？朱子的静中存养是否能呈现出一种近于道南的洒然同体气象？朱子静中存养所呈现的“天地之心”是否同于延平所体认的天理？这些可能才是程朱之间“主静”问题的关键。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汤元宋担任评议人，他首先强调报告中提及的《学蔀通辨》是一部充满了朱陆之争的立场色彩的材料，因此在使用时其客观性仍然值得商榷。汤元宋认为，尽管学界对朱熹思想的演变，多以中和新旧说为准，视为渐次发展，但就朱熹本人而言，他在中和新说后首先是自认为更好地把握了延平“静中体验未发”的工夫，而并非是完全背弃师说。且据《大学章句》中“静而后能定”一语以及《朱子语录》中朱子与弟子对“静”的相关探讨可知，朱子的晚年定论中为“静”留下了位置，对于朱子学中的“静”，更应在未发已发工夫论架构中加以考察朱熹的真实态度。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刘蒙露以《一源衍三流：程门仁学流变中的异与同》为题，指出学界的一种主流叙事是：程门对“仁”的理解多传自于程颢，而“仁论”发展至朱熹则呈现出推崇程颐仁说、贬抑程颢仁说的转变。据程颢仁说文本中“同闻异录”的现象，可进一步探明程门后学衍变出的三种仁学“支流”：杨时、游酢改造万物一体，谢良佐扩展“知觉”的内涵，吕大临在加入“气”的基础上承续“一体”与“知觉”。但是，在朱熹看来，此“三流”的种种尝试均未能将“仁”安置于正确的心性情体用结构当中，直至他的仁论方能截断众流。考察“一源衍三流”的脉络，有助于重新考订“仁”在程朱之间的发展，并反思关于程门仁学的既有叙事。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郑泽绵担任评议人，对报告中呈现的问题意识给予肯定，并认为杨时、游酢所言“一体”之“体”，与程颐的体用结构之“体”存在差异；就刘蒙露报告中提及的程颐“谷种之喻”，郑泽绵指出谢良佐仁学呈现“以觉、以生意训仁”的特点，以桃仁、杏仁之“仁”启发人们体认生意，而程颐“谷种之喻”强调心性情问题的区分，二人论仁的方式不同，二人的体用范畴的使用也有理论差异。
下午第二场报告的是杭州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申绪璐，他以《吾道南矣——杨时与江南弘道》为题，指出“道南”一语源于程颢对杨时的称赞，受到朱熹影响，学界长期以来认为道南一脉专指杨时、罗从彦、李侗、朱熹的传承谱系，或者等同于福建学派。但是以杨时和两宋之际的道学传播而言，将受杨时影响的道学家，如游酢、胡安国、杨迪、陈渊以及张九成等，都看作道南一脉，其内容将更加丰富。申绪璐强调，朱子在《答何叔京第二书》中提出的“道南指诀”历来被传统叙事视为豫章与李延平二人思想之同的一个证明，但是二人思想性格也存在差异，此点亦应当加以注意。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祁博贤评议，认为报告尝试以学术传承的关系取代地域作为划分道南一脉的标准，但是这种师承关系本身也具有模糊性，若将受到杨时影响的道学家都看作道南一脉，“程朱之间”就将出现“道南”一家独大的面貌。因此，在何种程度上超出原有的地域视角，改用其他标准来为“道南”划界，依旧留有较大的考量空间。祁博贤指出，报告人关注到了豫章与延平的差异，从这一点出发换一个角度切入，如以核心经典为观察视角，或许能帮助深入理解道南一脉的外延。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祁博贤以《粹言不粹：〈二程粹言〉编纂考》为题，指出《二程粹言》因收录多条不见于《遗书》《外书》《文集》等处的语录，历来受到学界重视，但是从《粹言》的编纂来源、文本性质、改动情况和版本异同四个方面来看，通行本《粹言》存在的诸多问题：杨时生前并未完成对二程语录的删削改写工作，也不存在编写《粹言》的经历；《粹言》前序亦非张栻所作，《粹言》编者可能是与吕祖谦有关的学者；《粹言》对所载二程材料多有改写，其中不但有一些偏离了文本的原意，而且还混入了他人的文本。祁博贤认为通过考察《粹言》能够折射出编纂者的思想倾向，为分析二程思想在南宋的接受情况提供独特的参照，但《二程粹言》不应该被视为研究二程思想的一手材料，这一点是需要明确的。杭州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申绪璐评议，认为报告人的标题别具一格，对报告中多次提及的《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的文本性质和记录者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主张当前二程研究的重点应当从区分大小程走出来，并指出报告内容引用的问题。
在圆桌讨论环节，与会学者对报告和评议内容进行了提问与回应，围绕主静与主敬等程门义理、如何重新理解二程语录不同卷次的性质、从过往注重判断部分语录究竟该分属程颢还是程颐转而分析语录记录者的特质，以及《粹言》版本、可能的编纂方式，还有较为边缘的程门弟子的研究方式，都引起了与会学者普遍的关注和讨论。郑泽绵就申续璐的报告指出，如何理解道南学派中是否应涵括张九成的问题，还值得进一步检讨。在《杂学辨》中，吕本中、张九成等人都是被朱熹严厉批判的对象，朱熹的格物说亦是与吕本中、张九成、杨时等程门后人的格物说两军对垒的。因此，按照申续璐的逻辑，在道南学派的涵括范围中，吕本中、张九成等皆应被纳入。汤元宋就孙逸超的报告指出，在研究政治史的过程中，身份标签与政治主张之间的联系，是一个非常有诱惑力但又危险的做法。例如，尹焞入朝与所谓的流寓故家之间的关联，未必能够成立，因为更可能的原因是接替杨时。讨论中与会学者对于二程、程门人物、文献、义理细节之熟悉以及希望在此前研究基础上尝试新的研究可能的努力，都给听众以极深印象。
宋明理学的传统叙事长期笼罩在程朱的影响之下，如何转变研究范式，为学界提供全新的研究视角，从程朱之间切入是一个值得努力的方向。对程朱之间义理演变的进一步细致分析、对二程语录研究方式的再审视、对北宋时期儒学史非主流人物的关注，都是可行的研究思路。近年来，学界对于程朱之间思想发展的重视程度逐渐加强，研究也随之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