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从巡捕到革命党》：近代上海的锡克人
本文整理自2023年11月30日由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外国语学院和区域与国别研究院主办，外国语学院国别和区域研究专业承办，季风实验室策划的讲座“南亚研究的新边疆：全球上海的锡克移民”。讲座由清华大学历史系曹寅副教授主讲，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张忞煜主持，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谢侃侃助理教授与谈。
曹寅博士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从事印度近现代史、全球史、南亚东南亚区域国别研究等领域的教学科研工作。在本次讲座，他回顾了博士论文的撰写与出版历程，并系统介绍了该研究的内容。
一、从上海近代史到全球史：研究身份的转变
2011年，曹寅前往新加坡国立大学历史系攻读博士。当时，他将自己定义为20世纪中国史的研究者，计划以近代上海的犹太家族为研究对象，这个题目延续了他硕士时代对古代中国犹太人的探究。然而，经过和导师的讨论，曹寅选择把目光投向“红头阿三”——近代上海的锡克人。
确定博士论文的选题后，曹寅认为，既然近代上海聚居着大量来自日本、美国、俄国等地的侨民，而且学界对上海侨民的研究层出不穷，那么对近代上海锡克人的研究便属于近代上海侨民研究的范畴，只需要阐释清楚这些锡克人何时来到上海、在上海有何活动等问题。但是，在阅读文献的过程中，曹寅逐渐意识到，上海的很多锡克侨民不是直接从印度来到中国内地，而是来自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地，最后也没有返回印度，而是远赴北美。如果把自己的题目限定为上海的外国侨民，就无法厘清他们的来龙去脉，也无法讲述他们身份的变动。
随着对研究对象身份的认知加深，研究者自身的身份也发生了转变。曹寅在博士三、四年级时，将自己视为全球史和印度近现代史的研究者。他强调，研究生应当具备问题意识，而不能满足于对问题的描述。另外，研究理路的转变还与近年来全球范围内求职市场对博士生技能的要求有关。同时具备讲授印度史、全球史和中国史的能力，在求职市场无疑更具竞争力。曹寅建议研究生不断拓宽知识面，积极回应求职市场的需求。
2015年，曹寅完成了博士论文《外滩红头巾：上海的锡克移民、巡捕和革命者（1885-1945）》（RedTurbansontheBund:SikhMigrants,Policemen,andRevolutionariesinShanghai,1885-1945），相较于传统的上海史、近现代中国史和近现代印度史，这项研究尝试提供不同的视角、材料和解释框架。
出版专著对于学术生涯至关重要。尤其是在北美、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的求职市场，经由著名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专著是研究者取得终身教职的关键。当然，内地的高校并不要求研究者手握由著名大学出版社推出的英文专著。曹寅修改了博士论文的部分细节，将之交予博睿出版社（Brill）的编辑。经过同行评议，2018年，博睿出版社的“全球社会史研究”（StudiesinGlobalSocialHistory）和“全球移民史研究”（StudiesinGlobalMigrationHistory）两个书系联合出版了曹寅的首部专著——《从巡捕到革命党：全球上海的锡克移民（1885—1945）》。
曹寅介绍了英文学术出版社的区别。博睿出版社、劳特利奇出版社（Routledge）和麦克米兰出版社（Macmillan）属于商业出版社，出版周期较快，没有严苛的同行评议。大学出版社出版周期较慢，比如夏威夷大学出版社，通常有严格、漫长的评审过程。如果年轻学者希望在著名大学出版社出版博士论文，必须对原稿作出大幅度修改。曹寅的第二本专著《战时印度的旅居华人（1942—1945）》（ChineseSojournersinWartimeRaj,1942-1945）研究了二战期间流落印度的华人水手、逃兵、走私者和飞行员等人群，此书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经历了四年时间才面世。
博睿出版社出版的《从巡捕到革命党》定价高昂、印量有限，主要面向全球各大学的图书馆。不过，这部著作出版后不久，吸引了北京大学出版社编辑的注意。北京大学出版社希望将此书引介给国内的上海近代史爱好者，于是购买了版权，邀请华东政法大学外语学院的薛朝凤老师翻译。2023年，中文译本顺利出版，书名为《锡克警察》。
二、从巡捕到革命党：人、物和观念的流动
《从巡捕到革命党》正文共有四章，按照时间顺序展开。第一章讲述在上海建设锡克巡捕队伍的缘由和过程。第二、三章采用微观全球史的写法，从锡克巡捕的个体经历着笔，展示锡克人在上海的日常生活，解释锡克巡捕向革命党的转变。第四章关注日据时期日本人和印度革命党对上海锡克侨民的动员。在全书结论部分，曹寅反思了全球史对流通网络和庶民群体的书写。全球史倾向于讲述精英流动的故事，将庶民视为缺乏流动机遇的群体，但曹寅主张全球史不是精英的专属，全球史需要关注锡克人等庶民的声音。
在本次讲座中，曹寅以1905年上海大闹会审公廨案为引子，铺设了上海引入锡克巡捕的背景。这场华人和租界管理者的冲突引发了上海工部局的焦虑，他们即刻派人前往印度旁遮普，招募回五十名锡克巡捕。这不是上海工部局第一次招募锡克巡捕，也不是最后一次。这些锡克人为何而来？上海工部局为何如此依赖他们？
要回答上述问题，必须从19世纪60年代殖民地的安保困境谈起。对于当时的香港政府来说，欧洲警察薪资高昂，华人警察虽然廉价，但不堪信任。一位初到香港的英国官员曾在信德地区服役，他尝试从自己熟悉的旁遮普招募了一批锡克人到香港。之所以选择锡克人，是因为当时英国殖民者将锡克人看作“战斗民族”（martialrace），这一理念随着殖民官员的足迹，在殖民帝国网络中实现了广泛流动。相较于新加坡对香港的迅速模仿，上海租界显得迟疑，直至1885年，中法战争使上海局势岌岌可危，上海工部局才正式决定招募锡克人管理公共租界，他们开出更高的薪水，成功吸引了很多香港的锡克人。
随后，曹寅讲述了来自旁遮普农民家庭的伊萨·辛格（IsserSingh）的人生轨迹，借此探讨锡克人远走异乡的原因。高额的嫁妆和放债人的压榨使锡克农民负债累累，为了养家糊口，大多数锡克人男性选择加入英属印度的军队。在军营中，伊萨·辛格听说海外收入远高于印度境内的军队，于是他决定返回老家，等候招募者的到来。伊萨·辛格体格健壮，成为1905年上海工部局在旁遮普招募的五十名锡克人之一。他们在拉合尔完成体检，随后从孟买启程来到上海，签订了为期五年的工作合同。
在伊萨·辛格眼中，上海既陌生又熟悉。他发现上海已经修筑起锡克庙、医院、学校等“锡克基建”。实质上，锡克基建折射了殖民网络中知识和技术的流动。为了理解这种流动，我们需要再次放眼至上海之外。锡克教复兴运动兴起于19世纪后半叶，致力于通过修建锡克庙等方式，巩固锡克教信仰，化解锡克人的身份危机。在殖民政府的支持下，马来西亚槟城修建了东南亚地区第一座锡克庙。槟城锡克庙落成的消息传至香港，引发了香港一些锡克人的焦虑。1900年，恰逢第一锡克步兵团在香港短暂停留，他们纷纷慷慨解囊，解决了修建香港锡克庙的资金困境。这支军队长期驻扎于阿富汗边境，当时正前往北京镇压义和团。1901年，湾仔区跑马地埋下了香港第一座锡克庙的奠基石。1903年，上海工部局派人前往香港，将锡克庙的图纸带回上海。
伊萨·辛格被分配到虹口执勤，主要负责抓捕滋事的水手、指挥交通和执行英国民事法规。1910年是伊萨·辛格签订合同的最后一年。他参加了锡克人的罢工，被工部局解雇，此后不知所终。曹寅猜测，伊萨·辛格可能加入了北美的淘金热潮。罢工事件是三个锡克人命运的分水岭：参加罢工的伊萨·辛格和哈班·辛格（HarbantSingh）遭到解雇，而布达·辛格（BuddhaSingh）却因为平息此次罢工而青云直上，成为工部局巡捕房锡克警察部的新任指挥官。
1927年4月6日上午10时，布达·辛格没有带保镖出门，独自行走在上班路上。哈班·辛格突然出现，对布达·辛格连开三枪，使之重伤而亡。哈班·辛格被英国人逮捕，后来他在审讯中称：“我杀他，因为他是坏人”。暗杀事件引起轰动，《申报》《新闻报》《北华捷报》等媒体都有相关报道，这一事件背后是锡克人从巡捕向革命党的转变。
1914年，一批锡克人梦想去北美淘金，登上了日本轮船驹形丸号（KomagataMaru）。轮船抵达温哥华港口，但被拒绝登陆。船上的锡克人被遣返回印度，他们在加尔各答游行抗议，遭到殖民当局屠杀。加拿大人的歧视和殖民当局的冷漠激起了世界范围内锡克人的反英浪潮。同年，锡克人在美国成立了戈达尔党（GhadarParty），他们努力将革命者、武器和宣传手册运回亚洲。此时，锡克人的移民网络已经转换成了反殖网络。戈达尔党将上海视为革命基地，他们在上海最大的敌人就是效忠英国的布达·辛格。然而，布达·辛格死后，戈达尔党的革命未能成功。英国人建立了遍及各地的情报网络，枪杀事件后，工部局将上海的戈达尔党成员一网打尽。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租界落入日本之手，效命于英国人的锡克巡捕失去了生计来源。同时期，印度民族主义者希望通过与日本人合作来反抗英国人，他们积极向海外的锡克人发起动员。1943年底，自由印度临时政府（AzadHind）领导人苏巴斯·钱德拉·鲍斯（SubhasChandraBose）抵达上海，试图把上海锡克人纳入印度国民军（IndianNationalArmy），实现反攻印度的计划。虽然锡克人接受了新兵训练，但因为日本逐渐失势，且缺乏交通工具，这些锡克新兵无法到达印度。二战结束后，他们才离开上海，或返回印度，或前往下一个他乡。
故事没有结束。锡克人曾经为印度独立抛头颅洒热血，如今却主张在旁遮普建立自己的国家。今日香港跑马地富丽堂皇的锡克庙中，弥漫着锡克人分离主义的气息，那里的墙壁上张贴着反印标语和锡克烈士肖像，楼宇间回响着锡克人独立的暗语。
曹寅总结道，首先，殖民帝国具有内在矛盾性，殖民帝国为了在各个殖民地的安保，大量雇用锡克人，但这种流动使锡克人的身份认同发生转变，他们变成了努力摧毁帝国的革命者。其次，民族主义历史叙事具有排他性，印度独立后，印度政府的民族主义历史叙事抹除了锡克人的贡献，这增强了锡克人的分离主义意识。再次，锡克人的民族独立主义是具有明显全球史特征的跨国事业，不是旁遮普内生的身份政治。最后，锡克人的故事也是权力与历史记忆的故事。《从巡捕到革命党》出版后，布达·辛格的曾孙致信曹寅，称枪杀事件完全是因为妒忌，希望为曹寅提供资金和材料，让他重写布达·辛格的故事，这说明历史叙事和权力紧密相连。
三、评议与讨论
报告结束后，谢侃侃发表了评议。首先，曹寅的研究打破了区域之间、民族国家之间的界限，再现了跨区域、跨国的流动，用全球的视角讲述了非常本地化的故事。其次，大家习惯于宏大的叙事，很多小人物的声音淹没在历史的海洋中，而曹寅的研究把小人物串联起来，从细微的侧面反映出19至21世纪的历史洪流，这启示我们不能忽略底层。最后，曹寅讲述的历史中存在大量的巧合，这提示熟谙政治学的同学，在分析结构性的问题和大趋势的同时，也不要忽视那些巧合事件。
随后，在座同学围绕史学写作和史料选择的问题向曹寅热烈提问。就微观史写作的问题，同学们关心曹寅为何选择伊萨·辛格作为个案，如何连接小人物和大时代，如何应对可能的对伊萨·辛格个案代表性的质疑。曹寅回应道，伊萨·辛格的案例不是灵光乍现，而是大量阅读积累的结果。他阅读了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有关上海锡克人的报纸，小人物的材料难以找寻，伊萨·辛格的记载是最详细的。曹寅指出，每个人都生活在大时代，每个时代都是大时代，关键在于研究者是否愿意把个人和大时代联系起来，填补材料的空白之处。曹寅认为，微观史不是为了做代表，微观史试图还原普通人的经历及其周遭的世界。
就史料择取的问题，曹寅表示，受时间和经费的制约，他的博士论文选择从系统的殖民档案中挖掘信息，很遗憾没有使用锡克人自身的材料，这也是南亚史研究普遍面临的问题。作为庶民的锡克人受教育程度不高，他们不会频繁写信，而且印度目前没有私人信件的索引系统，这增加了寻找碎片化的民间材料的难度。如果希望利用锡克人自身书写的材料，可以改换思路，先推进现当代的人类学研究，再通过田野中的锡克人找寻他们祖辈留下的史料。
张忞煜补充了印度史研究的材料困境。他认为，在我国南亚研究的培养体系中，相较于文学批评，当前的史学研究难以在短时间内搜集和使用大量地方语言材料。曹寅认为，对于中国学生来说，如果纯粹研究印度本土，很难与印度人和芝加哥大学等欧美高校的学生比肩；如果希望对印度史研究作出贡献，可以考虑研究“全球印度”（globalIndia），关注边疆地带，比如云南、缅甸和印度东北。另外，除了原始材料之外，我们还必须培养自己的问题意识，形成自己的创见，否则就算掌握了再多的文献，也会做成他人的嫁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