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合作抗战的成果：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
转自：团结报
□ 刘啸虎
1939年2月，国共两党在湖南衡山联合创办的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以下简称游干班），被视为国共历史上的第二次军事合作。游干班从1939年2月至1940年3月共办三期，中国共产党以丰富的游击战争经验，与国民党合作培训了3000多名干部，为敌后游击战争的开展和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38年10月武汉会战失利、中国军队撤退前夕，朱德便以中共代表身份向蒋介石当面提出了建立游击干部训练班的建议，蒋介石深以为然。1938年11月25日，蒋介石在湖南南岳召开最高军事会议，邀请中共代表周恩来和叶剑英参加，会上决定在南岳创办游干班，调训各战区军政干部，蒋介石电请中共中央派干部到干训班担任教官。于是，叶剑英受任干训班副主任（后改任副教育长），率中共代表团共30多名教官进驻干训班，开启了湖南统一战线史上精彩的一页。
叶剑英率中共代表团为学员们悉心授课，从游击战术到政治课都亲自讲授，慕名听课者有时可达千人，课堂容纳不下就在广场上讲大课。他讲授的内容，视野宽广且具有国际格局。比如，叶剑英曾以《现阶段的游击战和正规战》为题，向广西学生军第二团进行演讲授课，随口便举例道：“记得意大利进攻阿比西尼亚（即今埃塞俄比亚）的时候，阿国人民与阿王的意志也像我们一样坚强，但因为他们只知凭热情用阵地战来和意国决斗，一打，主力即被敌人击破，所以不得不归于失败。我们现在则不同，我们的目的在坚持持久战，在转变敌我形势，用持久战来保存和发展我们的主力，以备反攻敌人，来坚定必胜信心，争取最后胜利。”这样的视野、格局和内容，听众无不折服，“持久战”和“游击战争”思想深入人心。
开国上将李涛也曾担任游干班教官。1949年4月，在著名的炮击“紫石英”号事件中，李涛以中央军委作战部部长身份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毛泽东以其名义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李涛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据游干班第一期学员吴众回忆：“中共教官李涛在正式开学前，为全班作过长达一周的报告，题目是《西班牙内战和马德里的陷落》。他从历史上西班牙曾是一个‘商业王国’讲到西班牙人民的起义，人民阵线内部的分裂，佛朗哥的叛变等等，还引经据典，论古道今，教育学员要在抗日阵营内部团结一致，坚持抗日到底，争取彻底胜利。报告内容丰富，说理透彻，许多言语虽已时隔40多年，至今犹余音在耳。这是我一生中听过的少有的精彩报告。”显然，中共教官在游干班以广阔的视野和高超的水平，成功将统战工作开展成了艺术，其魅力令人久久不忘。
游干班的国际化水平颇高。负责讲授“军事谍报”“搜索”等科目的教官是苏联顾问季维诺夫，他在毕业典礼上与叶剑英一起率学员们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华民族解放万岁”等口号，一时令人印象深刻。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旗下从事文化抗战工作的著名左翼作家胡愈之、冯乃超，都曾来游干班作过国际形势报告。还有一位是冯乃超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同窗，著名日本反战人士鹿地亘。鹿地亘曾是日本无产阶级作家联盟负责人之一，鲁迅的日本挚友，遭日本军国主义当局迫害而流亡来华，受邀在军委会政治部担任设计委员，从事对敌宣传工作，参与组织了“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鹿地亘来南岳游干班主讲《对日本军阀的解剖和日本国内的民主斗争》，大大提高了学员们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认识，增强了战胜敌人的信心。此外还有越南共产党领袖胡志明。彼时胡志明从莫斯科返回延安，又随叶剑英南下赴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工作。1939年夏，胡志明自桂林来到湖南衡山，参加游干班。胡志明作为中共派出的工作人员，参加了第二期训练班的工作，具体任务是在电台收听法语和越语国际新闻广播，翻译采编。
借助开阔的国际视野和高超的统战水平，在全国抗战形势高涨和中国共产党大力推动下，南岳游干班的氛围不断提升，学习氛围浓厚，文化氛围活跃。当时游干班的军官一律腰束小皮带，一律佩戴黄边符号，原是军官的学员也不写军职。有学员回忆，当时游干班的生活跟电影《大浪淘沙》中描绘的大革命时期的黄埔军校颇为相似。每人一张小凳，以班为单位开学习小组讨论会。从早到晚，整个训练营里歌声不断。《游击队歌》《太行山上》《毕业歌》《大刀进行曲》《青年挺战歌》等歌曲此起彼伏。集会时，各队相互拉唱，积极抗日的氛围热烈而高昂。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专程来游干班讲授《中日战争之政略与战略问题》课程，更将游干班的氛围推向最高潮。
据游干班中共代表团电台负责人李扬回忆，当时国民党方面在游干班也有电台组，就设在中共电台附近，由于发报时间相近，双方经常互受干扰。中共电台组主动与国民党电台组商量，双方错开发报时间，得到国民党电台的响应。中共教官薛子正回忆：“在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时间虽短，但我们言传身教，对学员影响很大，与不少人交上了朋友。第一期学员毕业回部队后成了我们工作的基础，有的到重庆办事处找叶剑英同志和我们这些教官，讲他们离开训练班后的情况；有的学员主动要求我们派干部到他们所管辖的部队去工作；有的经常给我们反映国民党方面的军政情况。”游干班最终坚持了三期。1940年春第三期游干班结业后，中共代表团撤往桂林。李扬回忆：“在撤走的时候，有不少国民党学员悄悄地在路边送行，有的人还流了眼泪，表现了对我党教官的依依不舍之情。”这样以心换心的交往，心悦诚服的信任，方收统战工作之实效。
（作者单位：湘潭大学碧泉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