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60多个大龄医学博士无法毕业

2024-07-18 16:18:50 - 媒体滚动

转自:三联生活周刊

记者|夏杰艺

​实习生|章熙临

​突然修改的“毕业门槛”

“只差10天,我就能拿到学位证书了。”李芸是中国医科大学今年即将毕业的同等学力博士,她是2020年入学的,博士学制为三年,她延毕了一年。6月上旬,她的论文顺利通过了两轮答辩,本以为多年的博士学习已经圆满结束,只等着在学位授予仪式上穿博士服拨穗,却在6月21日收到了导师发来的消息,让她尽快到学校一趟,“你毕业的事情够呛”。

​导师告诉李芸,中国医科大学突然调整了同等学力博士的毕业要求——要想取得学位证,需要获得省级以上科技进步奖,还要发表至少一篇高质量文章。这次调整,依据的是1998年发布的《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授予具有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人员硕士、博士学位的规定》(以下简称1998年文件),其中第九条“资格审查”规定,“(同等学力博士)申请人应在教学、科研、专门技术领域做出突出成绩,在申请学位的学科领域独立发表过高水平的学术论文,或出版过高水平的专著,其科研成果获得国家级或省部级以上奖励”。

当60多个大龄医学博士无法毕业

李芸一下子蒙了。根据《中国医科大学2020年接受在职人员以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申请博士学术学位章程》,同等学力博士毕业的培养方案及学位授予条件同统招博士研究生。而《中国医科大学2020年统考博士研究生招生章程》对博士的毕业要求如下:“在规定学习年限内,修完教育教学计划规定内容,成绩合格,毕业论文答辩通过,准予毕业,学校颁发毕业证书。”其中并未提到过“省级以上科技进步奖”或“高质量文章”。李芸得知,由于学校的“突击调整”,这次共有60多名应届博士和她一样卡在了毕业关口,无法获得学位证。

​至于为什么学校“突击调整”了毕业条件,6月26日下午,医科大研究生院学位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回应媒体称,此前招收同等学力博士时,校方对于教育部的文件理解有误,“今年3月份,教育部给医科大下达了整改要求”。也就是说,医科大此前招收同等学力博士时,未按照1998年规定设立“入学门槛”,被上级部门发现后,便临时修改了“毕业门槛”。多名在读博士生告诉本刊,有上下六届同等学力博士生(包括延毕者)将受到这次整改的影响,共1800余人。

​6月24日,李芸等数十名医科大同等学力博士聚集到学校,希望能得到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但只等到了一纸“退费申请书”:“学校给我们两个方案,要么签字退学费,自愿放弃博士资格,要么就自己想办法达到毕业要求。”

当60多个大龄医学博士无法毕业

一些博士无法接受这个结果,在丁香园论坛发帖求助,掀起了医学圈大范围的讨论。网络上的声音,除了感叹医科大多年违规招生的荒唐,还有一部分是对这群同等学力博士含金量的质疑,“本来就是水博,现在被抓住了”。对这些评论,李芸既愤怒又不知所措,“我是经过统一招考进入中国医科大的,为什么现在却成了违规招生?如果是违规招生,为什么这么多年才被发现?明明是学校误解了同等学力的招生政策,为什么要我们学生承担?”

同等学力

“同等学力”这一词语最早出现于上世纪80年代。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第一次公开提出“同等学力”概念,其主要目的是在高等教育体系不完善的环境下,“鼓励自学成才”的人士。1988年,我国正式出台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授予具有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人员硕士、博士学位的规定》和《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暂行条例》,确立了同等学力制度的雏形。当时,许多在职人员虽然没有机会接受全日制研究生教育,但通过在职学习和实践,已经具备了相当的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为了激励这些人员继续深造,并认可他们的学术成果,政府才提出了通过同等学力途径授予学位的政策。

​我国的医学教育体制,过去以中专、大专为主,近20年才逐步完善高等教育体系,培养了大量的本科生和硕士生。但在被认为世界上最严格的美国医学教育体系中,所有医生都必须是“博士”——医学教育在美国属研究生教育,学术在修完大学本科课程、通过美国医学院入学考试后,方有资格申请医学院,医学院毕业后获医学博士(M.D)或科学博士(Ph.D)学位,然后才能参与医生执业考试。

​“医学博士考学资讯”是一家专为医生提供考博咨询的机构,其主理人王元告诉本刊,为了缩短与国际医疗教育水平的差距,我国医学院校近年来增加了许多博士站点,并推出了本硕博连读的八年制医学教育,但这些名额极少,只有少部分学生能就读,大部分医生仍被排除在博士教育之外。但在就业层面上,非博士生的机会已经越来越少,“在北上广深的大型医院和一些省会三甲,新招聘的医生几乎都是博士,这已经成为进入面试环节最基本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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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和晋升上,大医院都在向“美国标准”看齐。王元认为,正是这一点导致了医学博士的申请热潮。这也是李芸决定要读博士的重要原因。

​李芸今年42岁,在沈阳一家三甲医院担任科室的副主任医师,独立领导一个小组的工作,正处于职业发展“黄金时间”。5年前,她注意到身边刮起了一股读博的风气——她所在的科室里共12名医生,有两三个同龄医生正在攻读博士,隔壁科室也有多人考博,而医院新招的年轻医生也都是博士学历。这让她意识到,如果想谋求职业发展,“就得回炉重造”。

​但我国的医学教育体系,并未提供足够的博士教育机会。李芸硕士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她通过朋友联系上一名医科大博士生导师,询问是否可以就读。对方告诉她,自己名下的统招全日制学术博士名额已满,劝李芸考虑“同等学力博士”——按照医科大的招生规定,博士生导师每年可以接收的统招全日制学术博士名额只有1个,但同等学力博士却有3个。

​这是李芸第一次听说“同等学力”这个词汇,她向朋友了解到,同等学力博士是“单证博士”,只有学位证而没有学历证。这类博士适合在职人士申请,可以边工作边就读,一般只要课程成绩合格,毕业论文达标,即可顺利拿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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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读同等学力博士的人群,大多在35~45岁之间,“都有家有业有工作,处于职业晋升的关键阶段”。“职业规划”,是多位接受采访的医科大同等学力博士反复强调的词汇,据他们反映,近年来在省会城市的三甲医院,博士学历已经成为晋升的“潜规则”。胡朗也是医科大今年的博士应届毕业生,36岁的他在一所南部省会三甲医院内科工作,由于出身农村,家庭条件一般,年轻时的他硕士毕业便赶紧工作,“当时2009年,一个硕士学历在医生里面还算是比较体面的,谁知道随着时代的进步,现在大家都追求博士了”。

​“一个真正的Doctor(医生)当然要做Doctor(博士)。”胡朗心里一直有个“博士梦”。他就职于一家教学型医院,所在科室经常开展新药临床实验,需要医生有严谨的实验设计思路,否则很难验证成效;在日常治疗中,也很需要医生善于创新,了解药物作用的微观机制,才能提供更有效的治疗方案。“从长远来看,要成为一个高明的医生,应该具备临床、科研的双重素养。”

​但除了内心的向往,他也有现实的考虑——人到中年,面前摆着的是科室“二把手”的位置,他有两三个竞争对手,几人的工作年限、业务能力都不相上下。“做治疗谁都会做,但博士学位不是谁都有的。”他解释,科研水平、博士比例,这些都关系着医院能否获得更高的评级和排名,上级很重视,因此他的领导很支持他去读博士,私下许诺,只要顺利毕业,副主任职位非他莫属。

​为了读博,胡朗边工作边学习,准备了三四年,连续两次报考本省医科院校的统招全日制学术博士,但均未成功,“一次专业课分不够,一次面试没过”。后来他渐渐明白,读博士并不完全是公开公平、分数至上的应试竞争,“更重要的是要跟导师谈好,对方愿意招收你”。

​和李芸一样,胡朗硕士曾就读于中国医科大,于是他找到了自己过去的导师,表达自己读博的意愿。他遇到的情况也和李芸类似——导师表示,统招全日制博士名额已承诺给别的学生,推荐他就读“同等学力博士”。

​“读博一般认定了导师就不会考虑别的学校。”胡朗说,自己并没有对比过其他学校同等学力博士的申请资格,也不知道“省部级以上科研成果、高水平论文或专著”是国家同等学力博士申请“基准线”。本刊查阅到,在胡朗入学的2021年,《中国医科大学2021年接受在职人员以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申请博士学术学位章程》中的确没有相关规定。

​这次,胡朗准备了半年左右便考上了博士。入学前,他还与医院签订了一份“脱产协议”,读博期间如需脱产学习,医院将支付每月3000元的基本工资。

中国医科大的招收条件

中国医科大学位于辽宁沈阳,曾被誉为“红医摇篮”,前身是1931年创建的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是我国最早进行西医学院式教育的医学高等学校之一。虽然如今在“985”“211”“双一流”中,都找不到医科大的踪影,但它是国家卫健委、教育部与辽宁省人民政府三方共建高校,在同行中评价较高——在“医学界”发布的“2024中国医学院校综合实力排行榜”中,医科大位列东北医科院校榜首。

​“十多年前,中国医科大的地位可对标首都医科大,但随着东北地区人才吸引力的滑落,以及首都虹吸效应增强,两者差距越来越大,现在不可同日而语。”王元提到,近年来中国医科大在外省的名气渐弱,淡出了名校核心圈,一些北上广深的年轻医生甚至没听过这所院校,“但另一方面,中国医科大在东北地区又处于绝对的统治地位,原因在于中国医科大附属医院的资源优势——其附属第一医院和附属盛京医院是东三省最好的医院,被认为是周边疑难重症患者的首选”。根据复旦发布的《中国医院排行榜》,中国医科大附属第一医院已经连续十余年稳坐东北“头把交椅”。王元介绍,患者和病例的丰富,反过来促进医院治疗水平和科研能力的提升,形成了良性循环,因此中国医科大毕业的学生在东北地区“很吃香”,“大家都认这个牌子”。而且,对在职人士来说,中国医科大学的同等学力博士招生条件有很大的吸引力。

​中国医科大的同等学力博士研究生属于学术学位博士,其培养模式类似于国外的非全日制“论文博士”。上海教育科学研究院高教所发布的一篇文章介绍,这类博士借鉴的是英美日等国家的非全日制“论文博士”,在培养和学位授予上偏重科研,而非教学和学习,学生以助手形式跟随导师从事科研,最后以学术成果取得学位。

​什么是合格的学术成果?如果按照1998年文件的规定,同等学力博士的招收应采用申请—考核制,申请人需满足两个条件:(一)申请人必须已获得硕士学位,并在获得硕士学位后工作五年以上;(二)申请人应在教学、科研、专门技术领域做出突出成绩,在申请学位的学科领域独立发表过高水平的学术论文,或出版过高水平的专著,其科研成果获得国家级或省部级以上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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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中国医科大的同等学力博士招收章程,却是1998年文件的降级和变形,用统招考试代替了申请考核制,不考查科研成果,工作年限减少至两年:“申请资格:(一)获得硕士学位后参加工作满两年;(二)申请专业与从事工作专业(或毕业专业)原则上相关;(三)达到统招博士考试的分数线,‘外国语43分,专业基础课55分,加试公共英语50分’。”

​本刊记者查阅了北京大学第三临床医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空军军医大学等医科院校的同等学力博士招收条件,发现这些学校的申请资格基本与1998年文件标准相符。为何独独中国医科大学多年来招收标准不同?其研究生院学位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回应媒体称是“校方对教育部文件理解有误”,这个看起来有点荒唐的解释,让胡朗回忆起学校里曾发生过的另一件“乌龙”,“几年前有一批博士,以‘专业博士’的名头招进来,几年后却发现名额超标无法毕业,学生们闹了好久,最后转成学术博士毕业了”。

​不管确切的原因是什么,降低门槛招收同等学力博士的经济收益是显而易见的。中国医科大学一个同等学力博士生的学费为每人每年1.5万元(2022年后提高为2.2万元),而一个统招学术博士生为每人每年1万元,且按照中国医科大的招生章程,前者最多可招收的名额是后者的三倍。2023年起,中国医科大在同等学力博士上还有一轮大的扩招,并伴随着申请招收条件的进一步下调:将统招考试改为申请考核制,但仍未加上对学术成果的要求,这相当于进一步降低了申请的硬性标准——不用经过笔试,只需提交材料面试即可。这一年,中国医科大同等学力的博士招生规模从2021、2022年的381人、269人,突然增长到63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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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招生数量意味着什么?作为对比,与其排名近似的空军军医大学(第四军医大)、南方医科大学2023年招收同等学力博士的人数分别为77人、184人。而同在东北地区的哈尔滨医科大学2023年录取的同等学力人员(含硕士、博士)为16人。

​读博生涯

6月27日上午,辽宁省教育厅相关科室工作人员回应媒体称,省教育厅已就此事开展调查。但对那些已经通过答辩,却被“新规定”卡在毕业门槛上的人来说,他们要承担的代价不仅是读博的几年时间成本,还有其间不得不牺牲的职业和家庭生活。

​“我们的付出,并不比统招的博士生少。”回忆起自己的几年读博经历,李芸的声音有些激动。她解释,参与入学考试时,有的同学考得比统招的学术博士还高,平时上课内容也完全一样。博士生课时不多,大部分时间在做科研。为了做实验,很多同学都向工作单位申请了近一年的脱产时间,李芸也一样,她每天5点半就起床,6点10分赶到学校实验室,“去晚了仪器就被人占了”,一直工作到晚上8点左右才回家。疫情封校期间,为了不耽误实验进程,她就住进了学校宿舍,陆陆续续被封控了半年。当时正是女儿小升初的关键阶段,她却日复一日独自待在实验室,“有一次我眼镜压折了,我爱人就送一副新的过来,还带了我想吃的海鲜。为了避免接触,门卫不允许他靠近,让他把饭菜放进一个筐里就走了。我只远远看了一眼,看不清他”。

​对这个同等学力的博士学位,胡朗自认也付出了很多,“不是为了混一个学位”。由于定居在南部省份,胡朗为了上课不断两地往返,每次回了家,担心耽误实验进度,他就到就职医院的实验室自掏腰包做实验,花费了近10万元。到了后期的攻坚阶段,他脱产九个月在学校做实验。他说,自己的导师对毕业要求较高,“至少发表一篇一区的英文期刊,有一项专利成果。我这三年,都是星夜地赶着”。为了读博,他这几年的收入大幅度降低,每月只有3000元,妻子承担了家中的经济支柱,还包办了大部分家务,胡朗感到很愧疚,“孩子从3岁到6岁,他长得很快的一段时间,我几乎缺席了他的教育与成长,他想跟我玩,但我总在学习,有时候还嫌他打扰我,向他发脾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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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毕业论文“卡得特别严”,“我们这一届共200多人,加上前面几届延毕者共有数百人,但这次通过答辩的只有60多人”。原本胡朗觉得,自己好不容易通过答辩,多年的付出即将有了结果,却没想到还是卡在了最后一步。前不久,他回了一次老家,年迈患病的父母问起这件事,他不知该如何回答,“他们曾经都以我为荣”。

​据胡朗所知,在中国医科大今年的同等学力博士毕业生中,有三位同学满足了中国医科大新调整的毕业要求,顺利拿到了博士学位,但胡朗觉得触不可及,“省部级的科研成果,很多导师都拿不上,我怎么拿得了?”面对无法毕业的事实,他几乎崩溃,将微信名改为“生无可恋”,微信头像也换成了灰色的“无脸人”。在与本刊记者的通话中,他用局促又颤抖的声音重复强调,自己和医院签署的脱产协议里写道,如果无法按时毕业,需要返还脱产期间发放的工资,再加上这几年两地往返的支出、自掏腰包实验的费用,至少要损失三四十万。他和同学的遭遇被报道后,科室的领导和同事都听说了这个消息,“但没有人敢问我,也没有人提起过”。(文中李芸、胡朗、王元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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