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鲍贤伦：师恩绵长
转自：新民晚报
徐伯清先生把培养学生当作了一生最大的乐事。
徐伯清先生是我的恩师。1973年冬日的某一晚，我手持韩天衡先生的介绍信，敲开了皋兰路27号二楼徐宅门。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一踏进徐家的门就决定了我的人生大事，从此我与书法结下了不解之缘。
徐老师教学生有自己的一套方法，首先他笃信数量是质量的必要前提。他布置给学生的作业量需要每天用六、七个小时才能完成，用这种不近人情的要求磨砺学生的心志，也无情地淘汰完不成作业的学生。其次他让学生先写隶书，再写草书，然后再正式写楷书。写隶书时他说这是“正手脚”，写草书时他说“一个字的第一笔是上个字的末一笔。”可见这都是为写楷书作必要的铺垫准备，并非想短时间内让学生掌握隶书、草书，完全是一套训练的策略。再其次，他让学生摹写他写的字。用摹而不是临，这是得形最好的方法。每次在徐宅，我就静静地用一方大汉砖砚磨墨，然后徐老师展纸书写毛泽东诗词，我在一旁用心观看。写完待干时，听徐老师聊一小会天就携字回家。那个年代买不到古代字帖，也不能写唐诗宋词，所以只能以老师的字为摹本，我们做学生的也因此都收藏有老师不少的珍贵墨迹。
经过徐老师的这番训练，我们获得了较扎实的基础。待春来时节，有各种法帖碑刻打开视野，我们就有可能各擅灵妙奋力前行了。可以说徐老师是最好的老师，能接受徐老师的训练，是做学生的福分。
徐老师与我的师生关系是平淡而又温情的。写了两三次隶书作业后，徐老师就说你学过隶书，可以直接写草书了。到1975年，徐老师告诉我上海市青年书法篆刻展正在组稿，让我投稿。结果我的一件四尺整纸隶书中堂第一次在市青年宫正式展出。是年年底，我就离开上海去贵州大山里的三线工厂工作了。上班之余不断地摹写草书和小楷，又不断地一包包寄给徐老师。小京师兄后来告诉我，徐老师赞扬我完成了50万字小楷，并树为同学的榜样。
这期间，我回上海探亲，正逢徐老师承担了《常用字字帖》草书部分的书写任务。徐老师收集了旧时的多种字书，把每个字的各种草书写法都摹写下来，他再择优书写进入字帖。我有个把月的假期，正可以帮助徐老师完成一部分摹写的先期工作。这也是徐老师对我的另一种非常特殊的训练。
1977年恢复高考，我报告徐老师准备参加高考，暂停书法学习。徐老师欣然同意。1981年我参加全国大学生书法竞赛获一等奖，徐老师也为我高兴。1983年我去看徐老师，范韧庵老师也正好在。徐老师把我登在《书法》杂志上的作品给范老师看，范老师说了两个字：“不俗。”
大概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吧，徐老师告诉我他准备去日本（定居的意思），要我与他同去。我回家赶紧报班学习日语。后来徐老师不再提起，此事也就不了了之了。到九十年代，徐老师多次带学生来绍兴、来杭州，与我的家人、学生相聚，留下不少温暖的记忆。那时候徐老师似乎不太与我谈论书法了，我偶然说起书坛事，他说他不看当代人的书法，我一时不解，后来才回过味来，那是徐老师站在高处的目光，透着清醒和孤傲。
徐老师喜爱鉴藏，皋兰路27号的房间并不大，凡是可以挂字画的地方全部挂满了，记得董其昌、恽南田、吴湖帆等大家的作品密密麻麻地占满了墙面。七十年代时，还不时有人把要出手的老字画送到他家来。有一次我说要想买两只镜框，徐老师指着墙角的一堆红木镜框说，人家送来的，你挑吧。我不懂，请徐老师帮忙挑出两只。镜框里有画，一件是郑午昌，另一件是陈定山，是某医师家里出来的。听说因为“文革”扫四旧，镜框贱卖，徐老师收了许多，利用这些镜框在蓬莱公园举办了一次书法展览。这是那个年代少有的书法展览，也是我看过的第一个书法展览。
师母张锦培老师在学校里教美术，民国时已是梅景书屋入室弟子。张老师在家话语不多，对学生也多有关心，曾画二页白描花卉送我。徐老师夫妇育有一子即世平师兄。世平师兄幼承家训，书画并进。我去徐家也常遇见，听他说一些社会上或书画界的事，徐老师则常催他快到老师家去。
后来世平师兄去了美国，再后来又进了王己千先生家，在王先生身边见多识广，绘事也大长进，特别是在艺术品收藏界颇有名气。他回国时，我们也有见面，他赠我仿真复制的古代书画，还对我们正在编纂的《宋画全集》提出他的建议。世平师兄的太太姜再尹女士，当时就是徐老师最得意的女弟子，写得一手好字。
徐老师在我心中的地位是极高的。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沈尹默先生在青年宫办书法班培养了一批书法篆刻人才，徐老师就是任课教师；吴湖帆先生为筹建上海中国画院，提出了一份建议名单，徐老师就被列在“青年画师”之中。我亲眼看着徐老师把小草写得丝丝入扣，又把万千波澜摄于小楷的点画之间，那工夫的精湛实在让人折服。但是徐老师却把培养学生当作了一生最大的乐事，不仅面对面教，还上电视台开栏目讲授，受教的学生难以计数。或许有的学生至今仍然乐此不疲，有的学生已经不写了，书法都是我们的人生经历，书法都赋予了我们生命的滋润，这都是徐老师带给我们的。
师恩绵长，永铭我心。（鲍贤伦）